《耶路撒冷三千年》第八、第九章的讀書筆記共寫了八篇，我好像也鑽進了一條縱橫交叉無邊無際的地道，在一條條分叉裏摸索徜徉。

《耶路撒冷三千年》提到兩個男孩，我一查，額滴個娘，這條地道的分叉又粗又長呢！

於是就有了這一篇——

聯合國181號決議之後，耶路撒冷分為東西兩區，布滿地雷和鐵絲網的隔離帶兩側不遠處，住著兩家人。以色列這一家有個男孩叫阿摩司，阿拉伯這一家也有個男孩叫薩利。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道隔離帶，兩個男孩會不會一起上學一起玩耍一起打鬧一起成長呢？

可惜隔離帶隔開了兩個世界。然而他們在長大成名後相遇了，而且成了好朋友。

那個以色列男孩阿摩司·奧茲現在是當代以色列文壇最富有國際影響的希伯來語作家，以色列本·古裏安大學希伯來文學係終身教授。也是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以色列人。

阿拉伯男孩薩利·努賽貝赫，Rashid Khalidi巴勒斯坦人，哲學家。

2010年他們兩個人同時獲得當年的塞格弗裏德·昂塞爾德獎（Siegfried Unseld preis）。

塞格弗裏德·昂塞爾德獎是一項獎勵科學和文學成就的國際獎項。自 2004 年成立以來，每兩年於 9 月 28 日由 Siegfried Unseld Stiftung（“基金會”）頒發。塞格弗裏德·昂塞爾德是一位德國出版商。第一屆獲獎者是我們熟悉的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曾經寫過：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5898/201910/23374.html）

先說阿摩司·奧茲。

他著述頗豐，獲獎的是自傳體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奧茲記錄了他在耶路撒冷的童年，在巴勒斯坦托管地的最後幾年和以色列國的早期。奧茲的母親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在奧茲童年時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題目中的愛和黑暗指的是他的母親。這本書描述奧茲對母親的感情以及失去她的痛苦。整個故事與家族東歐根源的故事交織在一起。母親去世後，奧茲將自己姓氏克勞斯納改成希伯來的“奧茲”，以期與舊的猶太家族割裂，他離開耶路撒冷去往以色列的胡爾達基布茲做一個新的猶太人。

《愛與黑暗的故事》已被翻譯成 28 種語言，全球銷量超過 100 萬冊。

據說，2011 年，在伊拉克北部的一家書店發現了盜版庫爾德語翻譯。奧茲很高興。

很高興在網上找到了電子版，更加意外的是，這本書早在2015年就改編為電影。

電影《愛與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香港譯《耶路撒冷的女兒》）導演是獲得過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的以色列女演員娜塔莉·波曼，就是那個《殺手不太冷》的女演員，她飾演了奧茲抑鬱症的母親。

電影入選第68屆坎城影展“特別放映”單元。

居然也在網上找到了！

電影改編得平淡了些，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影視的記錄裏看到當年的耶路撒冷，看到富有的阿拉伯豪宅看到拮據的猶太人家庭。看到聯合國181決議通過那晚的耶路撒冷。

小說感興趣可以在藏書網找到。這裏不細述。

再說薩利·努賽貝赫。

維基這樣介紹——

薩利·努賽貝赫（阿拉伯語：????? ?????‎）是耶路撒冷最古老的阿拉伯家族，其先祖在公元637年隨伊斯蘭教進入耶路撒冷。

根據傳統，努賽貝赫家族得名於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女性同伴（薩哈巴）努賽貝赫。她是一位輔士（默罕穆德弟子之意），隨穆罕默德在戰場上戰鬥。自7世紀伊斯蘭教進入耶路撒冷後，這個遜尼派家族負責保管聖墓教堂的鑰匙。這種安排出現於第二任穆斯林哈裏發歐麥爾·本·赫塔卜時期，他希望避免對立的基督教教派為控製聖墓教堂而產生衝突。這種安排雖然隻是象征性的，但是提供了該市基督徒所需要的穩定，是寬容和宗教間和諧的象征，使努賽貝家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活動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包括西方基督徒的朝聖和訪問）。”

一個阿拉伯家族管理著基督教聖母教堂的鑰匙，是穆斯林哈裏發歐麥爾睿智的政治決定。

薩利·努賽貝赫的父親曾經當過耶路撒冷的市長。

薩利·努賽貝赫獲得過牛津和哈佛兩個哲學博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中東問題專家。1967 年他第一次訪問這個猶太國家， “正如我通過敵方無線電波收聽披頭士樂隊的歌後所懷疑的那樣，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普通人。” 1968年，薩利·努賽貝赫學習希伯來語，並在加利利的一個基布茲工作，那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的理想主義”。1991 年初，努塞貝在以色列監獄裏度過了三個月，2001年和2002年，他曾擔任巴解組織駐耶路撒冷代表，但很快就失去了阿拉法特的青睞；雖然他尊重阿拉法特，但他不喜歡阿拉法特“複興黨式獨裁統治的公式”。

薩利·努賽貝赫獲獎的作品是《Once Upon a Country》（如何翻譯？《曾經有一個國家》，《故國往事》？）。

在網上找不到中文版。一貫堅決支持巴勒斯坦的中國人為什麽一窩蜂翻譯以色列作家的書，卻無人問津薩利的作品呢？

還好，有個讀書的“大拿”叫梁文道。他沒有放過這本書。他的網絡讀書節目《一千零一夜》第124夜介紹了這本書。神通廣大如道長也沒有見過中文版，他讀的是英文版。有興趣可上油管聽.對了，道長也介紹過《愛與黑暗的故事》。

薩利說：“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好像無論走到什麽地方，我都能夠路過我祖先在耶路撒冷留下的足跡。”

而奧茲寫：“我們等了兩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實在不願立刻離開。我們一抬腳，別人就會立刻把我們那一小塊地方奪走。”

兩個人都是雙方陣營裏的鴿派，都主張某種與對方的和解，尋找能夠和平共處的解決方案。兩個人都有對方陣營的支持者，又都在自己的陣營被視為“叛徒”。

摘錄兩段他們在頒獎儀式上的發言。

阿摩司·奧茲《一場悲劇式的鬥爭》——

猶太人的以色列是一座避難所。巴勒斯坦也是一座避難所。

巴以衝突是一場悲劇，是兩個歐洲的受害者的手足相殘。阿拉伯人飽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苦，飽受壓榨和羞辱。以色列人則飽受歧視和迫害，最終還在一場史無前例的種族滅絕中成為受害者。表麵上看，這兩個受害者明明同受歐洲壓迫，本應成為兄弟才是。但現實不是這樣，在個體、在單個國家的層麵上，這兩個本應同仇敵愾的受害者卻手足相殘。一對兄弟如果有一個殘暴的父親，那麽都會在對方的臉上看到父親的影子。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是這樣，他們都在對方身上看見往日壓迫者的影子。

在兩個民族間的暴力和仇恨延續一世紀後，也絕對不應讓這兩個民族同床共枕。沒人會希望德國和波蘭二戰之後立刻變成一個國家。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目前不能成為幸福的一家人，因為他們不是一家人，他們也並不幸福。他們是不幸福的兩家人。所以說，這間房子必須分成兩家，就像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流血就做到的那樣。

薩裏·努塞貝《我們內在的魔力》——

以色列一方的軍事倫理專家們會認真計算多少條巴勒斯坦平民的命抵得上一條以色列士兵的命。巴勒斯坦一方占據的道德高地不比以色列矮，殺敵決心也毫不遜色於以色列，隻是更加不顧及統計數字，更加忽視平民與軍人的界限。這就是我們對於自己抱持的幼稚而自憐的信念。然而，真相是猶太人的血和阿拉伯人的血沒有不同，反之亦然。真相是阿拉伯人在其他世界也可能成為猶太人，反之亦然。他們現世的身份可有可無。我蔑視部落戰爭，蔑視圍繞各種邊界的衝突，但我並非無動於衷，我並不相信隻有沉默忍受不幸才是合理之舉。恰恰相反，我是一位行動主義的堅定信徒，或者說我相信生命在於行動。但是我相信，這類行動必須首先代表普世人類價值觀而非部落偏見。這一信念現在帶了些康德理性主義的味道。如果我維護巴勒斯坦人的權利，那麽我要求自己時刻保持理性，我能理直氣壯地說，我維護這些權利僅僅是我維護普世人權的一個具體案例。我奉行普世道德準則，所以，在這件事上，我的鬥爭與行動都是符合理性的。

我以為這應該是以巴雙方比較有理性的觀點。

地道就挖到此為止。

謝謝各位網友不嫌老太文筆粗陋，跟讀鼓勵我。

謝謝文城小編幾乎把這“三千年”的每一篇都掛在城頭。

注：網絡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