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美國也是一個大選年。聯邦黨的約翰亞當斯總統敗選，繼任是民主共和黨的傑弗遜——我們更熟悉的托馬斯傑佛遜。

約翰亞當斯律師出身，專業的敏感吧，在任期間一直感到三權分立中的司法權還是相對薄弱，他的國務卿是馬歇爾，他們倆誌同道合，任期內一直致力於增強司法權，於是卸任之前，趁著大權仍在手上，他們抓緊任命了一批聯邦黨的地方法官，希望他們日後能按照自己的理念發揮作用。也恰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離任，亞當斯就把自己的這位親密戰友安排去了最高法院任首席大法官，並獲得了通過。他們抓緊離任前的短暫時間，緊鑼密鼓地安排了這一切，可是鬼使神差地，忙亂中居然有12個法官的任命書留在辦公桌上，沒有及時發出去！

傑弗遜來了，他可不想替亞當斯完成心願，為什麽不趁機安排自己的人當地方法官呢？新任國務卿麥迪遜也這樣認為。

一切似乎順理成章，交接完成，新班子開始運行。不料，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一個名叫馬柏裏的人得知自己在亞當斯任命的地方法官之列，卻沒有拿到任命書，於是，一張狀紙告到最高法院。這一狀算是摸到了“命門”，因為最高法院有一項權力，可以直接向行政官員發出強製執行力，這項權力被稱為“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條”。

這一下可好玩了：被告是新國務卿，法官是老國務卿，吃瓜群眾們一定很高興！

馬歇爾識趣的話，是不是應該回避一下？應該是，卻不是。他即刻向麥迪遜發了行政強製令，要求他的繼任者解釋為什麽沒有發出那些任命書。

麥迪遜還沒有回應，國會先炸了：這最高法院居然管到白宮頭上了，太過分了吧？有的幹脆說，把大法官們送回他們的巡回職責中去！

原來，美國最高法院建立初始，並沒有今天這樣的威嚴尊嚴，甚至沒有固定像樣的辦公地點，都是在國會大廈的地下室。馬歇爾走馬上任，磨破嘴皮，才給他在地下室找了一間獨立辦公室，20英尺見方！工作條件差，工作更是艱苦。大法官們一年裏有一半時間都是在路途中本迫於各地，有人受不了白天馬車的長途顛簸，夜裏農村客棧的簡陋寒涼，甚至辭謝大法官這樣的高位。因為當時國會立法，大法官們必須將更多精力放在全國巡回審理中！

強大的國會推翻了1801年馬歇爾的這個司法案件，與此同時，大法官們又被迫重新踏上長途奔波的路程。

馬歇爾沒有即刻做出反應，他似乎服軟了。。。

哪裏有那麽簡單啊。

1801年過去了，1802年也過去了，1803年2月，沉默的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曆經韜光養晦，一定是確認自己江山坐穩，於是宣布開審“馬柏裏告麥迪遜案”。

搜集了多方證據的馬柏裏信心滿滿，在法庭證明確實存在這麽一份任命書。那是當然，大法官馬歇爾就是當事人啊，可他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不能站到證人席上作證，遺憾。也是天意吧，當時在場還有一人，馬歇爾的弟弟，他正好去找哥哥就目睹了這任命書簽署的過程。

案情確定，律師結辯，要求最高法院根據“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條”發出強製令，強製現任國務卿完成這個行政動作。被告方理應也做一個答辯，但是沒有。也許，他們料定結局，坐等強製令呢吧？

吃瓜群眾們饒有興趣地等待下文，這畢竟也是民告官，進而言之是馬歇爾審麥迪遜，首席大法官會如何結案呢？

橡木錘一敲，馬歇爾這樣說——

• 被告是否有權得到任命書？YES！
• 原告利益受損，國家應否補救？YES!
• 最高法院是否應該發出這份強製令？NO！

沒想到吧？原告被告在場的圍觀的，都沒有想到！

隻見馬歇爾徐徐道來——

憲法規定，隻有在涉及外國使節和州政府為當事方的案件，最高法院才有最初審理權，其餘的案子最高法院隻有受理上訴權。原告雖然有理，但是走錯了地方，他應該先上初級法院去告。

還有，前麵不是說，國會曾經通過“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條”，給了最高法院額外的權力，可以直接發出強製令嗎？馬歇爾說，這個“13條”違背了憲法，他不能同意。美國政府每個分支的權力都是有限度的，不能違背憲法，包括“13條”。於是，馬歇爾就這個案件宣布“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條”因為違憲予以取消。

他說：“必須強調，認定什麽是合法，這是司法分支的職責範圍”。接著說，最高法院有權監督和判定白宮——行政分支他們的行為是不是合法；也向國會——立法分支宣告：最高法院有權監督和判定他們的立法是否合法。

從此，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確了自己的位置，它不是放大了的地方法院，不會給雞毛蒜皮判定是非，而是解釋和判定法律。

馬歇爾先是駁回了馬柏裏，又拿自己開刀，做出了理性的驚世駭俗的判定，不僅在當時為原告馬柏裏和被告所接受，也使最高法院真正成為與其他部門平起平坐的獨立機構。他自己也因此名垂青史。

有意思的是，馬歇爾和傑佛遜還是八竿子能打得著的表兄弟，政治上卻是勢不兩立的對頭。他們之間的爭鬥是曆史上最著名的黨派之爭，但是，他們堅持理想，有鬥爭有妥協，合力造就了美國的憲政格局。

家裏正好有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Boorstin）的《美國人》三部書，他在其中建國曆程中說過：“這個新國家相對來說沒有什麽沙文主義，因為不存在廣泛的強烈的或善為自己打算的民族精神。。。。”

“這個新國家還有另一個長處，他對自己的多樣化流動性和文化領域的混亂狀態泰然自若。。。他們很幸運，沒有什麽皇家學會和國立學院之類，把文化澆鑄成應該予以尊重的模式，當然削弱了爭論和區別不同思想的能力，文化資源分散，政治勢力不穩定，以及持續的分離主義傳統”

他說得很有道理，很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