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舊文，首發於2015年6月3日文學城《幾曾回首》論壇。為了不能忘卻的記憶，重發。

1989年6月4日，老爸老媽要去北京。火車票時預定的。去北京計劃也是預定的。

父親在1988年初查出肺癌晚期，當時醫院認為已經沒有治療價值：年過花甲，手術風險大；胸腔積水，放療效果差。生命也許一年，也許半年，不會更長。我和媽媽自然不會輕言放棄，堅持治療。結果，療效好得連醫生也不敢相信。

但是父親清楚，既然癌症，難有治愈。不知哪天就會出狀況。所以他計劃好抓住恢複健康的機會，到全國各地看望自己的老戰友。

第一站：北京。出發日期：1989年6月4日晚，哈爾濱開往北京的18次特快。

那段時間，全國的城市，全國的大學大概都處在一種亢奮的狀態中。哈爾濱也不例外，大學校園裏，很多學生都去北京了。到了6月4日，白天就斷斷續續傳來北京的信息：開槍了，戒嚴了。這讓我非常擔心，力勸二老改變行期。媽媽猶豫著，爸爸卻非常堅定。身體有病，脾氣沒病，還是軍人性情，無所畏懼：開槍又怎麽樣，共產黨的天被翻過來了嗎？老爸堅持當晚出行。我不能阻攔，又不放心，隻好請假帶著兒子陪他們一起去。

有外孫相陪，老人自然高興；兒子更是興奮異常。隻有我擔心到北京的情景。

6月5日清晨抵達北京，一出火車站，就傻眼了：往日全世界最擁擠最熱鬧的北京火車站廣場冷冷清清，公車沒有，打車沒有，隻有頭戴鋼盔的解放軍在巡邏。

我隻好找個公用電話向在黑龍江駐京辦事處任副主任的大學同學求助。電話那邊是大大地驚訝：啊？怎麽現在來北京啊？還好，他讓辦事處的小車來車站接我們。黑龍江辦事處在複興門北大街，距離立交橋不遠處。從長安大街開車過去，空空蕩蕩大街，毫無擁堵，路過中南海，紅牆上有數個槍眼分外醒目。

到了辦事處，同學說，辦事處的旅客幾乎都走光了。正好省長套間空在那裏，你們就住進去吧。那時的省長套間，其實也很簡樸，沒什麽裝飾。老爸老媽住裏麵大間，外麵一小間我和兒子住。同學再三囑咐了一件事，不要靠窗子坐，以防被冷槍流彈傷害。

安頓下來，爸爸就打電話，電話那頭又是一陣同樣的驚訝：“你怎麽現在過來啦？”

我叫叔叔的這位時任國家民委副主任，他的妻子和老媽也是幾十年“老閨蜜”，這一家是從1946年起的老朋友。國家民委到黑龍江辦事處從長安大街過來不是太遠。但是大路誰還走啊？老兩口抄小路趕過來見我們。

一見麵，不及寒暄，就趕緊打聽局勢。叔叔一臉沉重地搖頭：之前國務院召集他們開會，就是要求站穩立場，可能會采取戒嚴措施。但是具體解放軍進城時間，如何戒嚴清場，他們一概不知。作為這一級別幹部，他與羅幹（當時國務院秘書長）關係不錯，打電話去問，沒有得到回答。

四個老人相對無語，也許也不願意在我麵前透露更多吧。他們要接我們到家裏住（這也是原計劃）。可是一家四口，孩子淘氣，也不方便。決定先在辦事處住兩宿，我帶孩子回哈爾濱後，老爸老媽再搬過去。

晚上，聽見離我們不遠處一群年輕人朝著長安大街立交橋方向在高聲叫罵。幾個人先喊“李鵬”，另幾個人就接著喊“X你媽！”同樣的話同樣的方式連續罵了幾次。立交橋那邊就開槍了：“達達，達達達”！媽媽在房間裏歎氣：你們這麽罵，不是引人家開槍嗎？

爸爸一直很沉默，一直不表態。第二天一早，他出去散步。回來後，對我們說，我看見昨晚上被打死的人了。然後還是沉默。

我當然想知道個究竟。就跑出去，在兒童醫院的大門口，地上躺著一個人，上半身被蒙住，但是雙腿露著，穿了一條草綠色軍褲。一隻腳光著，一隻腳上是一隻沾滿灰土的“懶漢鞋”。很多人圍著，靜靜地。

那是1989年6月6日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