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樓房一般是三層或四層，尖頂，紅磚或灰磚。當時缺鋼材，更別提鋁材，所以大門和窗戶框子都是木頭的。每戶的麵積不大，兩三間屋子，沒有客廳睡房之分，加上廚房廁所小陽台，很簡單，可不像現在的什麽兩廳三臥兩衛。那時從一般幹部到處長，甚至有些局長，也就是住這樣的一個小單元。部長當然特殊，比如百萬莊的申區，連在一起的二層小樓，每戶都有上下兩層加個小院子（相當於西方的Ｔｏｗｎ　Ｈｏｕｓｅ）。
軍隊的首腦機關也多在北京的西郊，隻是分布的更散更遠，從公主墳一帶直到西山腳下，像總參總政總後，海軍空軍司令部加總醫院，通訊兵，裝甲兵，鐵道兵，二炮等等。軍隊大院當然都有圍牆衛兵，不許閑人入內。軍隊幹部也高出一等，團級師級就住三四間屋子的單元，將軍大多住單獨的小樓。
中科院各研究所集中在中關村一帶，那裏也蓋起了大片的宿舍樓。高等院校呢，除了清華、北大（占了燕京大學的校園）幾個老大學，１９５０年代新成立的有號稱八大學院，好像是航空、郵電、地質、鋼鐵、礦業、石油、體育、外語，主要分布在從高粱橋、魏公村到五道口一帶。這些學院當時都被農村包圍，於是就用圍牆把農民擋在外邊，形成一個個大院。 
 

    與胡同的對比 

    大院與胡同四合院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從建築上看，大院的樓房是現代化的，至少在衛生設備、上下水道、供暖保溫方麵都比四合院的平房強多了。尤其在四合院逐漸淪為大雜院，越來越擁擠破爛時，大院的樓房越發顯的優越。大院和胡同裏的住的人也大不相同。總體而言，１９８０年代之前，大院裏以幹部、大學教師和科技人員為主，收入比較高。他們第一代人大多來自全國各地，南腔北調，生活習慣五花八門，到了第二代則是北京長大，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而胡同裏以普通百姓為主，像工人、中小學老師、售貨員售票員服務員之類的。其中以老北京人居多，很多上點年紀的都講一口地道的北京話。從１９５０年代到１９７０年代，城市居民的貧富差距遠不像現在這樣懸殊，但那時最大的貧富劃分就是大院裏“住樓的”和大院外“住平房”的。 

    當然，也有一些很高等的人物住在胡同裏，他們一家一戶獨占一座四合院，從兩進的中四合院到三進以上的大四合院。有些還保持傳統的老式房子，更多的則進行了現代化改造，還有的幹脆推倒了平房起小樓。他們平時大門緊閉，和街坊鄰居沒有來往。這些“大宅門”與大雜院裏和三四家擠一座小四合院的平民百姓根本不相幹，幹脆就不能算在“住平房”的那些北京人裏。另外，胡同在文革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小規模改造，一些平房被推倒蓋起了樓房，也類似大院。比如王朔，曾經住在公主墳一帶的海軍大院，後來搬到了東城的胡同裏，住的很可能是這種新蓋的房子。從家庭和生活背景上看，他還應該算作“大院”的。王蒙卻把王朔稱作“胡同裏的小痞子”，實在不大對頭。他確實很痞，但仍應該算是“大院的幹部子弟”。
在１９７０年代之前，從三裏河、甘家口、動物園一線再往西去，農村還占著優勢，很多大院的外邊並不是四合院而是農村的破平房，住的是北京的第三個群體：郊區農民。當然，也有新蓋的一排排的平房，一般都是工人宿舍區，住的工人有些來自外地，更多的是當地農民轉化的。他們更是把大院圍牆裏邊的看作有錢人，而圍牆裏邊的人則很少正眼看他們，隻是一些家長常常告誡孩子不要和外邊的“野孩子”玩。

文革時，大院與胡同的對比強烈到了極點。大院裏的高幹子弟成立了第一批紅衛兵（自稱老兵），紅八月時殺向了胡同，抄家打人，驅趕黑五類。他們抄出了金條銀元、字畫古玩、老書舊貨，還有房契地契、國民黨時代的各類票據和委任狀。這些老東西都是大院裏很少見的，確確實實是“四舊”的產品和載體，若放在今天都是寶貝，而在當時卻是烏七八糟的封資修，甚至是反革命複辟的物證。老紅衛兵們更是發現胡同裏除了平民百姓還“藏龍臥虎”呢，有滿清的遺老遺少皇親國戚，民國和日偽時的各類人物，背景複雜的民主人士、演藝圈大小角色，這些人用當時的革命標準衡量，幾乎全是革命對象。雖然他們早就是“死老虎”了，正哆哆嗦嗦的隻求活命，老紅衛兵們可一點都沒手軟，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那一幕幕的慘劇此處不提了。

當然，有些走資派也住在胡同的大宅門裏甚至中南海裏。而造反派也不光是胡同裏的，還有大院裏的中低幹和他們的子弟。反正，大院裏的高幹和高幹子弟們很灰頭土臉了一陣。他們又東山再起是林彪事件之後，許多老幹部紛紛“解放”，減扣的工資補發了，生活條件複原了，高幹子弟們紛紛的走後門當兵、調工廠、上大學，而胡同的平民百姓子弟卻還在繼續上山下鄉。駱駝摔倒了跟羊一邊高，可再站起來呢？

大院文化 

    如今一說“大院文化”，許多人會想到山西的“喬家大院”“王家大院”代表的晉商文化。北京的“大院文化”完全是另一回事。所謂的老北京文化是屬於胡同四合院的，但是，正在編纂的〖北京民俗大全〗裏也將有大院的一席之地，至少要提到一些曾經很出名的大院，像外交部大院，海軍大院之類的。 

    其實，比起胡同文化來，大院實在沒有什麽“文化”。但是在“文化”一詞泛濫的今天，權且拿它當作一種生活方式吧。在這個意義上，大院文化的核心內容就是文革時期幹部子弟群體以哥們關係膠合在一起的“玩的生活”。 

    從１９６６年夏天到１９６７年冬天，北京的中小學放了一年多的假。學生們無人管教的瘋玩了一年多。紅衛兵們曾自以為“世界是我們的”，很“一本正經”的革了一陣命。但到了１９６７年，以成人為主的造反派起來了，當局取締“聯動”，並開始約束各路紅衛兵，他們又大多恢複成孩子。雖然１９６７年初冬又“複課鬧革命”了，但已經成了習慣風氣的“玩的生活”還繼續著。當然，用王朔的話說，孩子們有點煩，嫌複課幹擾了他們的“正常生活”。 

    與現在相比，那時孩子們之間的關係太緊密了。除了吃飯睡覺各自回家，其餘時間都在一起玩，比跟自己父母在一起的時間都長。孩子們有自己的社會，其單元是一個個的群體，基本是按居住區，也就是大院，自然形成的。在大街上若兩個或兩夥不認識的孩子互相看著不順眼，以敵視的目光打量一會，然後第一句話往往是“你丫哪的？”，最可傲人的回答有“海軍大院的！”“總參的！”“外交部的！”“七機部的！”等等。當然，此孩子決非屬於七機部的編製，隻不過他爸爸在七機部上班，他家住在七機部大院裏，他屬於那個大院的孩子群。 

    那時的孩子們群體觀念極強，如果哪個孩子受了外邊的欺負，這個群體中的其他孩子都有義務為他去報複。幫助受了欺負的哥們還在其次，維護本群體的“尊嚴”更重要。所以，一個屬於某大院的孩子往往敢於挑戰一個比自己強壯的但沒有“靠山”的孩子，這常常發生在大院與胡同的孩子之間。雖然打群架主要發生在各個大院的孩子群之間，但你死我活的場麵很少出現。可大院與胡同的孩子群之間若打起來，往往就要慘烈的多。最有名的戰例就是七機部大院的王小點一夥人刀劈了西外平房區的土流氓小混蛋。那些規模大、又有圍牆和某種“特殊地位”的大院，比如各軍隊大院和外交部大院，孩子們的歸屬感或團體觀念最強。他們形成了人數最多的孩子群，曾有過一下子幾百甚至上千的孩子出動，去“掃蕩”西單、宣武門、菜市口的“土流氓”。這些“戰役”與大人們毫無關係，完全屬於孩子的社會，是大人們想阻止而做不到的。如此的“孩子社會”在今天簡直無法想像。 

    孩子群體，尤其是男孩子們，有點像一群狼或猴子，每條狼或每隻猴子都有個明確的地位。通常從上幼兒園開始，每個班裏的男孩中就有大王、二王、三王之類的。這種地位主要憑個頭高矮，胳膊粗細，打架的勇氣和技巧，有沒有哥哥或其他人護著等因素來定。地位定了，就知道以後對誰必須讓著，對誰可以瞪眼，可以罵兩句打兩下解解悶。
在孩子群裏互相稱呼幾乎都用外號，尊姓大名是很少用的。即使是很難聽的外號，聽慣了就比正名還順耳呢。外號的得來很容易，比如王朔寫了這麽一段：“姓葉叫夜貓子，姓江叫江米條，姓蔡叫菜包子，……，這都是因姓得名。還有因體型長相得名的：棍兒糖，杆兒狼，猴子，貓，大豬，白臉兒，黑子，小锛兒，大腚。一些人是兄弟排行小名叫響了：老九，老七，三兒，大毛二毛三毛，大胖二胖三胖四胖。個別人是因性格：扯子，北驢。還有一些不知所為何來，順嘴就給安上了，……”。
孩子社會裏最通常的活動還是玩：遊泳、滑冰、遛車、逛公園、逛大街、粘蜻蜓、逮蛐蛐、養鴿子、養熱帶魚、養雞鬥雞、拍婆子、下館子，太多了。在所有的“玩”裏，真正還有些文化意義的要屬遊戲，其種類之多難以說全，筆者可想起來的有：打牌下棋，彈球，三角（煙盒），冰棍棍，滾鐵環，抽漢奸（抽陀螺），毒氣彈，地雷，打橄兒（用木板打一個像橄欖核似的木頭），打排（扁片石頭），扔包，藏貓（電報），攻城，撞拐，打壘，騎馬打仗，騎驢，土坷垃仗，繃弓子仗等等。有一些女孩更常玩的：跳皮筋，跳房子，踢包，抓拐，養蠶，刻剪紙，“吃啊吃啊吃毛桃啊”，“叭唧叭唧小白菜”，“老狼老狼幾點了”，“要風要雨要擂捶”，等等。當然，這些玩意和遊戲是不分胡同還是大院的孩子們都玩。隻不過大院裏的孩子群人更多，地方也比胡同裏大，所以玩的規模更大更野更全麵，水平往往更高。想想吧，所有的孩子都不上學，閑在家裏，又極少有電視更別提上網，他們每天幹什麽呢？自然要把所有能玩的都玩個遍。這種大規模的不上學，盡情的玩，恐怕古今中外的孩子們極少有過，以後也很難再發生了。看看現在的孩子，獨生子女，功課重壓，幾乎失去了與鄰居孩子一起玩的機會。那麽些遊戲很有失傳的危險。 

    與胡同裏的平民子弟比較，大院裏的幹部子弟們的一個最大特點是狂傲，不知天高地厚，自視很高。王小波說過一個中學生整日站在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前麵思考“世界戰略問題”。當然，真要比較思想水平，很多平民子弟恐怕更高一籌，比如遇羅克和他的小團體。其實，大一些的孩子，比如文革開始已是高中生的，很多並沒有從紅衛兵退回到孩子群，他們更加成熟，在思想或者文學藝術的領域裏探索著，或在生活的路上走進了成人的社會。大院裏的孩子們是“瞎狂”，有點像八旗子弟仗著“背景”，以為“天下”是父輩打下的，自然要傳到自己的手裏。聊起天來，對整個“天下”當然是隨意褒貶，遠到希特勒、美軍、世界大戰，近到中央領導人、重大機密內部消息，什麽都知道，至少是自以為什麽都知道，都有一番見解。他們看自己呢，個個都是大材料，將來當總理如果還差點，弄個部長將軍什麽的不在話下。

當時語言的另一個特點是模仿電影，比如：
“高，實在是高！”〖地道戰〗
“弟兄們，五兩啦，上啊！”〖突破烏江〗
“不是我們無能，是共軍太狡猾了”〖南征北戰〗
“好看的臉蛋能長大米嗎？”〖摘蘋果的時候〗？
“殺他一個回馬槍！”〖平原遊擊隊〗
“麵包會有的。”〖列寧在十月〗 

    這類的話太多了，有不少文章講述過，尤其是〖紅底金字〗那本書中做了詳細的紀錄，此處不多說。當然，不僅是大院的孩子，當時全中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能學上幾句。隻不過大院裏的孩子們空閑更多點，一部電影能看好幾十回，所以記的更多更牢，而且還把許多電影裏的話借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比如王朔的書裏就有精彩描寫。 

    大院的沒落 

    從１９６８年上山下鄉開始，大院的孩子群人數逐漸減少。大孩子一撥一撥的走了，雖然新的接上來，小學生們進了中學，但是“質量”卻下降了，至少在打架的規模和野勁上一撥比一撥退步。後來，隨著學校的學習越來越正規，孩子們玩的時間也越來越少了。尤其在１９７７年恢複高考之後，中小學生誰還有閑功夫玩呢？而且，“時尚”也變了，文革時，會“玩”的孩子受追捧，１９７７年以後呢，整天還“玩”的是考不上大學的“傻帽”，沒幾個人還想答理他們。尤其當中小學生都成了獨生子女之後，家長也不放心讓他們單獨出去玩了。大院裏的孩子群徹底消失了。 

    隨著北京的大擴張，大院作為居住區也衰落了。住房商品化改革，機關單位不再包建宿舍區從根本上停止了大院的生長。一群群的新建築，越來越高檔的住房出現了，但已經不屬於哪個機關單位，而且幾乎都是在原來的大院之外，因為老大院裏沒有空地了。大院裏的幹部和幹部子弟們凡是買的起房的，尤其是年輕人，紛紛搬出了大院。隻剩一些“難離故土”的老人們還守著老窩，大院裏沒了人氣，不但老樓房們日漸破舊，而且氣氛淒涼。一些政府部門合並改組甚至取消，依附著它們的大院也就失去了“名分”，有的幹脆成了拆遷的目標。有些大院雖然還在，但隨著權力和財富的重新分配，不再名聲響亮，比如那些軍隊大院，雖然圍牆衛兵依舊，但早已失去了輝煌。 

    昔日的哥們夥伴早已不見了蹤影，隻剩下一幕幕的歡樂童年留在腦海裏。當年，總覺的時間好像無窮無盡，每一天玩完回家總有個第二天可以接著玩。可這一切，曾經是那樣真實而持久的存在，怎麽競像一陣風刮過去就不見了？隻剩下眼前的老樓房們默默的向我證明，那一切確實存在過。可是，等老樓房們消失了，等我們這一代人也消失了，誰還知道，誰還願意知道，曾經有過那樣一種生活，是活生生的充滿歡樂的真實生活！它叫作：北京的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