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是隱憂，所謂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對比，實際上可以認為是大眾文明素質的對比，已經隱了30+年了，孕育低劣的土壤猶在。

      我所知道的是30年前，北方某大城市的外資紙製品企業的員工， 對一米直徑的原料紙卷，隻是沿著側麵劃上兩刀，這紙卷就能作廢了。

      聽一聽某社的相聲，拿家人取樂，隱晦的男女關係，跟**轉的檔次不相上下；自媒體圈子裏，除了體現國人“民以食為天”的做飯節目鋪天蓋地以外， 擺拍的惡搞視頻也是大行其道。

      當我們討論國家、民族前途的時候，經常跨不過體製這個坎，但體製和國民性，哪個是因？哪個是果？

      古代有LICENSED的史官被官宦要求違反真實、為其歌功頌德時，不惜以命抗之，再來一個仍然如此，嗚呼，壯哉！對比當下抬轎子的隊伍規模之龐大，你就知道，民心早已不“古”了。

      有逆來順受的國民，必然就有作威作福的政府，這也是簡單的“毛病都是慣出來的”文化體。

      另一層麵，“縣官不如現管”不也是官民可以在各自的一畝三分地裏胡來的真實寫照？

      這也就有了跟戒備森嚴的門衛盤幾句道，遞上棵煙，你就可以順利溜進去的存在；被惹怒的外賣小哥在你點的外賣裏麵加點“佐料”，也就不是新鮮事；相應的，生產緊缺物資比如現今的口罩的小民自然有條件“奢華”一把，旁邊自然就有配合攝像、起哄的友軍。

     實際上，寧死不屈的史官心中必然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意識存在，不管是對史實的敬畏，還是簡單的對職責的堅守，進化了幾百年的我們，顯然是走錯了方向。

     方向的錯誤，就是因為土壤。

     造就這種土壤的， 是民，也是官。

     改變這個土壤，更多的是民賦稅而豢養的官的責任！

     為官，擁有了權力，必然也就相應的責任。

     可惜的是，很多官，反腐前，過分地擴展權力，而忽視責任；反腐後，則是畏於責任，而收縮權力不作為。

      官的素質也不過如此。

      都知道木桶理論，木桶的蓄水量，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國家也是如此，一個國家的能力、地位形象，不也是取決於素質最低的那部分民、那部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