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對人生、對真相、對真理的增加了解及加深理解，人們對於過去事情的看法有時是會改變的。今天是1989年6月4日北京學運和天安門事件發生二十五周年紀念日。當年我也曾為天安門廣場的事件激動過、遊行過、抗議過、憤慨過。我對於當年用武力鎮壓學生的方法是絕對錯誤的觀點至今沒有改變。但是對於學生的強硬策略及其被人利用這一點，如今卻抱持否定的態度。顯然，動用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是非常不明智的愚蠢做法，對於這一點必須確定。然而，回顧當年事件發展的每一步，我感覺作為被鎮壓的學生一方，卻背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首先，他們不懂得適當讓步的策略。當年在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前，政府已經做出了很大的讓步，適可而止是當時學生的最佳選擇，他們可以由此得到最接近他們目標（反對官倒、反對腐敗、擴大自由等）的目的。可是，他們沒有適當讓步，反而變本加厲地采取絕食手段以挽回已經平淡下去的學潮頹勢；而且進一步采取綁架外交事件，利用戈爾巴喬夫訪華這一令世界新聞聚焦的機會占據天安門廣場，令政府不得不改變在天安門廣場而選擇在首都機場舉行儀式，讓學運搶盡風頭的做法，損害國家戰略利益。其次，學生們大有被外界勢力利用的嫌疑，從國外進入國內的大筆資金支持學運，西方輿論的興風作浪令部分學生有如注射了雞血針一般興奮，包括台灣的敵對勢力也從經濟和政治諸方麵加入支持，就使得形勢益加複雜。還有來自於國內政治高層有意或無意的利用，他們通過通報或泄漏內部分歧的手段來達到他們的目的，煽起學生和底層民眾的怨氣和怒火，以增加政治對手的壓力使之屈服。人們應該知道，作為政府維持社會治安和生活秩序是絕對有底線的，不可能無休無止地做出讓步。過了一定的度，事情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趙紫陽反對動武有其值得肯定之處，但發展到需要動武的地步也是與他之前的軟弱及其煽動學生和底層的情緒給對手施加壓力密不可分，更與他內心傾向於全盤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理念（我認為根本就是政治幼稚）密不可分。六四事件發生後，學生和政府都不是贏家，反而是西方那些道貌岸然的普世價值鼓吹者們占據了道德高地，成為了中國這場動人心魄的曆史事件的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