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0年1月23號武漢封城， 已經過去了六個月。疫情初始階段，人們大都認為隻有封在家裏不出門，才是唯一逃避病毒的方式。過去的六個月當中，每個國家根據本身的體製與民情選擇了本國的防疫模式。今天，我選擇三種模式進行探討。

無論何種模式，都是被病毒進攻後，被動的反擊模式。 隻有根除製造病毒與散布病毒的根源， 才能使人類在未來免遭類似的厄運。

我在這裏列出這三種模式， 不僅是讓自己， 也是希望所有人都參與對事物的分析。 這樣我們能夠站在過去的經驗之上，為未來做相對好的選擇。

我選擇的三種模式是中國模式，瑞典模式和美國模式。

咱們先談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是典型的封戶、封城、封產業，經濟停頓模式。

 2020年6月7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

白皮書指出，”中國采取最全麵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措施，前所未有地采取大規模隔離措施，前所未有地調集全國資源開展大規模醫療救治，不遺漏一個感染者，不放棄每一位病患，實現“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應檢盡檢、應隔盡隔”。

白皮書向世界宣告， 中國取得了抗疫的偉大勝利。

 中國獨一無二地在本國範圍內封戶、封樓、封小區，乃至封城；把居民住戶的門釘死，把整棟樓大門用角鐵焊死的。 不言而喻，中國政府認為封城乃至停頓交通是最行之有效的阻斷病毒的手段。病毒應該是完全給封死了。中國為世界樹立了抗疫榜樣。

 6月11日， 發表白皮書三天之後，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發現有病毒源。 這證明了從一月底到三月的全國性封城沒有達到目的。封城沒有封死病毒。

 除了病毒沒有封死， 封城期間衍生的人道危機， 同樣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封城後沒有交通，病人靠自己走路去醫院。病人無力走回家而跳下立交橋；因為無法去醫院，病人認為治愈無望而跳樓自殺；老年人因為無法買到食物，夫妻一起跳樓自殺； 有自閉症的孩子沒有人照顧而餓死，等等…… 還有封村後有人要強行出村， 把守村人殺死的悲劇。 在此暫時不談封城導致的眾人心理疾病。

   此外， 封城，封產業，還導致了巨大的失業潮與失業人員。 大量失業人口是社會不穩定的關鍵因素。中國專製政府有大量的維穩經費和維穩人員。但是在民主國家， 失業造成的騷亂與動蕩將不是簡單可以處理的。

    按道理講， 如果中國政府和中國CDC的專家們， 在過去的三個月裏反省了自身做法的弊病，觀察到了其他國家處理疫情的不同方式， 他們就應該改變那種絕對封一切的做法。 遺憾的是， 政府對民眾感受視而不見， 北京百姓又經過了一輪封樓， 封小區的艱難日子。

    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那就是封城減緩了病毒的傳播速度。中國公布的感染人數從三月以來一直是八萬，死亡人數四千左右。 中國一直沒有報告檢測人數。 直到六月中旬北京大檢測之後， 中國突然報告檢測了九千萬人次。 但是感染人數不變， 仍然是八萬人左右。 死亡人數每天增加兩、三個。按照中國政府所報告的感染人數與檢測數， 每百萬人口感染率五十八人， 每百萬人的死亡率隻有三人。

    這麽好的抗疫效果， 但卻沒有任何國家願意采用中國的防疫模式。是不相信中國的數字， 還是不接受中國的抗疫模式？

     第二種模式， 是瑞典模式。為什麽要談及瑞典模式？ 因為瑞典走了另一個極端。瑞典是一個在疫情期間照常生活的國家。 政府沒有發居家令。瑞典政府呼籲公民保持社交距離，要求人們生病時主動留在家中。 並且禁止超過50人的聚會。 政府要求公司安排員工在家工作。 但是與歐洲其他地區不同，瑞典的商店，飯店，體育館和學校仍然開放， 保持正常運行。

     瑞典政府的模式，在三月份疫情開始， 就受到瑞典民眾的堅定支持。最近，盡管統計數據令人擔憂，但大多數瑞典人仍支持政府衛生機構的做法。

   瑞典目前是世界上人均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www.worldometer.org 2020年7月22日的數據， 瑞典每百萬人的死亡率561，比美國高30％， 比它的兩個鄰居， 挪威和芬蘭高出十倍。瑞典死亡人數中有將近一半發生在養老院。瑞典的經濟也受到了嚴重打擊，周邊國家把瑞典看作是病毒源。鄰國丹麥和挪威對來自瑞典的旅行者進行嚴格限製。瑞典的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是瑞典模式的推手。他在接受瑞典國家廣播公司的采訪時承認有太多人死亡。但是他沒有為政府的策略道歉。

    瑞典政府認為他們的模式是可持續的。而且，這些措施必須維持數月之久，當然瑞典公眾也支持。從長遠來看，瑞典政府認為這一模式將同時保護生命和經濟。因為疫情中的經濟不是簡單的經濟，是直接關係到人類抗疫情緒與生活來源的關鍵因素。

 瑞典人民對他們目前享有的行動自由和心理狀況滿意。瑞典的普通民眾正在遵守政府的指導方針，保持社交距離，在家裏工作。並根據政府的引導，幾乎不帶口罩。

 目前，沒有跡象表明瑞典當局會將改變抗疫模式。

    按照瑞典的公共衛生總監卡琳·泰格馬克·維塞爾（Karin Tegmark Wissell）的話說， “我們已采取的措施著眼於長期的方針政策。” “我們將保持我們當前的政策和限製措施……並繼續研究疫情新動向與新的研究成果。” 當被問及為什麽這麽多瑞典人仍然對當局在紙麵上看起來很糟糕的數據抱有信心時，他說，疫情結束時，將會證明瑞典的政策是正確的。“當完全封鎖以後的國家試圖開放時，其中許多國家將麵臨疫情再次爆發，從而將當地民眾長期置於恐懼之中。”

這位衛生總監說得有道理。恐懼比病毒更可怕。既然每次開放都導致疫情爆發， 那麽從開始就不應該全麵封鎖。但是， 又有哪個國家領導會有瑞典政府的膽識呢？川普如果采用了瑞典的模式， 媒體和民主黨肯定會把他罵成“劊子手”。當然， 被美國左媒反複洗腦的部分美國人民也沒有瑞典人民的遠見與淡定。所以，抗疫模式要根據國情民意來定。

至今， 有人嘲笑瑞典嗎？ 沒有， 有人說瑞典疫情失控嗎？ 也沒有。

最後， 我來談一下美國的防疫模式。

美國的防疫模式是介於中國和瑞典之間的。美國也是被中國嘲笑“疫情失控”的。三月中期疫情開始時， 川普總統聽取了專家組的意見， 就是“社交疏遠”政策。當時專家的方針是社交疏遠兩個月， 到五月底為止。在社交疏遠的政策下， 一切公共場所關閉， 包括餐館，酒吧， 健身房， 服務型行業。這一政策， 使經濟受到重創。人們被要求“shelter at home” ， 但可以出去看醫生，買食品。公共交通正常運行。各州限製了聚會時的人數限製。

川普總統在四月底開始要求重新開放。 疫情領導小組為此定出了長達三頁紙的分階段開放指南， 包括化驗陽性百分比不能超過5% ， 否則停止繼續開放等等要求。

居家隔離的心理負麵效應極大， 加之上千萬人失業。人們找不到出口宣泄心中的憤怒。佛洛依德事件引出的動亂，示威遊行，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家居令”與失業導致的心理負麵影響的宣泄。

如今美國的很多州在重新開啟過程中停止了多次， 原因都是檢測陽性人數陡增。人們恐懼心理加劇。

這一切， 瑞典政府早已事先察明，也被瑞典政府言中。這就是為什麽瑞典社會一直開著， 不關，其實是最明智的決定。

川普總統可能已經明白了瑞典模式的可取之處， 他最近多次強調：無論疫情如何，再也不關社會與經濟活動了。 因為疫情中的經濟， 不是一個獨立問題， 是與疫情交融在一起， 直接影響社會穩定或者導致社會動蕩的關鍵因素， 也是抗疫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同時， 正像瑞典政府所說， 恐懼心理， 比病毒更可怕。讓人們習慣與病毒相處。麵對病毒， 習慣病毒，走出恐懼， 增強免疫力； 增強對二次，甚至是三次疫情的抵抗能力， 才是更重要的。

我們都可能記得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 1918年秋冬， 費城沒有封， 從而有大量的死亡人數。舊金山及早地封城，從而傷亡很少。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 第二波疫情來的時候， 舊金山的經濟狀況已經無法繼續封閉， 隻好開放。結局是， 舊金山的總體死亡人數高於費城。因為第二波的病毒要猛與第一波。

美國的社會已經重新開啟， 所以一定要繼續開下去。 采用嚴格的消毒措施，保持社交距離， 重複頻繁檢測。使社會活動保持在正常情況下的50%。 做為個人，嚴格做好個人衛生， 堅持鍛煉，休息充分，保持心情舒暢， 多曬太陽。不要害怕。 一定要戰勝恐懼。才能取得戰勝病毒的最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