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該指出，近代反清革命運動之所以被叫做“辛亥革命”，那是因為清末的辛亥年（1911年）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而不是別的。許多辛亥先驅還常把武昌起義稱做“武昌首義”，中華民國的國慶紀念日還以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之日為依據而確定，那也是因為武昌起義的特殊位置與貢獻所致，毋庸置疑。正是武昌起義給了清朝統治以致命的打擊，引發了全國反清革命運動高潮的到來，武昌起義就是埋葬清朝統治的總動員令。在此之前，並非沒有武裝反清的起義舉動。遠的不說，就在辛亥這一年，比武昌起義還早半年，由孫中山、黃興直接領導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就在4月27日發生過，那是孫、黃投入精力最充分、籌款最多的一次暴動，犧牲了不少革命精英。隻因武昌起義不是同盟會總理孫中山直接領導的，而是在所謂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引爆，在一個同反清革命毫無關係的清朝新軍協統黎元洪的統率下成功的，除了孫中山說對它感到意外，還有很多人也這麽認為，至今為之，有些新出版的論著還把它說成“偶然”成功。所以長期以來，無論是把武昌起義叫做“總理第十四次起義”的國民黨史家，還是1949年以後的一代史學研究者，人們除了對被譽為“打響首義第一槍”的湖北新軍工程營代表熊秉坤談論得較多以外，對發動和組織湖北新軍革命士兵的有關領導者的研究都不夠重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彪炳史冊的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清末辛亥年一舉成功的武昌起義命名的。如果離開了這場起義，辛亥革命的曆史恐怕就得重寫了。

　　至今為止，大學曆史係的近代史專業教材對興中會、同盟會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講了不少，對武漢地區革命黨人的組織發動卻語焉不詳，中學曆史教材更是如此。以使用普遍的嶽麓版、人教版、人民版、大象版四種高中曆史教材為例，這四個版本均未提到文學社的負責人蔣翊武、劉複基的名字，更 不用說介紹文學社。嶽麓版教材必修一隻提到接替蔣翊武的起義臨時總指揮吳兆麟和協統黎元洪，大象版教材（2004年6月第1版）介紹武昌起義第一槍，也隻提到“1911年10月10日晚，駐守武昌的新軍工程第八營的士兵程正瀛開槍打死一反動軍官，熊秉坤隨即趕來，鳴笛聚眾，宣布起義。”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曆史教材（2008年7月第3版）更是絲毫不提文學社、共進會及相關人物。

　　許多武昌起義的當事人經常提到“首義三武”，即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共進會實際負責人孫武和共進會骨幹張振武，至於各自的具體建樹如何，“三武”可否三分秋色，都缺乏係統的詮釋。1980年左右，筆者在長沙嶽麓山下求學時，仰望那一群湘籍辛亥英烈的墓碑，有感於文學社社長、武昌起義總指揮蔣翊武的革命事跡未見彰顯，在近代史大家林增平教授的鼓勵與指點下，對蔣氏的革命事功做過專題思考和表述[1]。文章發表不久，就覺得自己的立論還需要斟酌，不能根據領導者的職務來確定曆史地位與功績。

　　民國時期的軍事理論家蔣方震（百裏）在《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中指出：“曆次革命皆自外鑠，其勢不堅，而武昌革命則其勢由內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武昌起義之所以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一舉成功，主要因為武昌革命誌士組織周密，籌備細致，不像華南地區的武裝暴動那樣，經常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反清暴動來得快，敗得也快，值得予以重視。就如此重要的一次武裝起義來說，究竟誰是籌劃武昌起義的關鍵人物，其實是值得關注的學術問題，需要靜下心來，憑資料說話。準確的答案既不是文學社社長蔣翊武，也不是湖北共進會的實際負責人孫武，而是起義之前就被殺害的文學社評議部長劉複基——一位膽識俱全的革命主將。

　　一、豐富的早年閱曆

　　劉複基，字堯澂，亦作堯澄、瑤臣，化名汝夔，1885年1月出生在湖南武陵縣柳葉湖，就是現在的常德市武陵區白合山鄉柳葉湖村，本屬農民家庭，父親文福在常德府城大河街經營燈籠鋪，複基從小就隨居府城，與兄長星澂同時到私塾教師家裏接受啟蒙教育。

　　常德屬於廣義的湘西地區，東北多湖，西麵多山，哥老會的反清活動比較頻繁，複基從小耳濡目染，參與其中的聯絡。他的年齡不大，談不上資曆，隻因膽識過人，就被舉為頭目，叫“金鳳山刑堂”。1901年，複基在常德結識比自己大兩歲多的桃源革命青年宋教仁，邀到家裏，訂為莫逆之交。從此，求學武昌文華書院的宋教仁每次上學與回家經過常德，都一定要同複基會麵，暢敘一切。

　　1903年，複基考入設在德山的武陵縣立高等小學堂，經常演說清朝腐敗，滿、漢勢不兩立的道理，連該校校長都覺得他說的有理，就不阻擾。第二年，才華橫溢的宋教仁以華興會副會長的身份潛回常德，密謀響應長沙起義。複基就以常德雞鴨巷飯館的廚師名義，聯絡會黨和新式學堂的進步青年。當時，澧州青年蔣翊武就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師範學堂讀書，也成了複基發動的對象。宋教仁的日記還記得很清楚，農曆九月二十三日那天辰時從桃園坐船，中午抵達陬市，下午到常德城區五省棧，與劉複基、胡範庵見麵，準備第二天趕往長沙，劉、胡都想跟宋一起到長沙去參加華興會起義，宋隻同意胡與晏某去，委托劉複基留下，讓他與另一骨幹楚義生 “在常經營一切”[2]。

　　當宋教仁坐船三日趕到長沙，華興會的起義計劃已經事泄，黃興與宋教仁等遭到通緝，這天還有兩個黨人被殺，其中一個在臨刑前就供出了常德有個“宋家仁”，宋教仁從武昌順江東下，從上海亡命日本，劉複基陷匿老家柳葉湖，暫避風聲。這時，湖南會黨頭目馬福益潛赴湘西洪江，重謀起義，劉複基設法與馬取得聯係，重新組織會黨。

　　1905年春，馬福益在湘鄉被捕遇害，劉複基潛赴省城，試圖再作發動。而湖南當局戒備甚嚴，收效不大，及時函告宋教仁，“述自去冬以來屢次失敗之狀，慷慨悲憤，令人泣下”[3]。劉複基收到宋教仁的回複，得知同盟會已在東京成立，精神為之振奮。他湊集盤費，邀兄長星澂於10月起程東渡日本。從幸存的同盟會會員名冊中可以查到，11月21日，複基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會。很多回憶與論著都斷定文學社的社員都沒有出過洋，都是土生土長，黃興的女婿、美籍知名學者薛君度教授在《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中也說，文學社骨幹們“從沒有出過國門”[4]，也忽略了劉複基的特殊身份，就顯得有點以偏概全。

　　複基在日本的盤費告罄，停留的時間不長，就趁著留日學生抗議日本政府頒發中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的回國浪潮，攜帶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六百份離日，散發在滬、鄂、湘等地，重新聯絡同誌。

　　在上海，他配合湘籍同盟會骨幹姚宏業等，以中國公學為重心，發展同盟會員，該校學生蔣翊武就是他介紹加入的。他還與另一湘籍同盟會骨幹楊卓林成立同盟會在上海的外圍組織“競業學會”，還辦《競業旬報》，“專業提倡民族主義為宗旨”[5]。

　　在武漢，他與劉敬庵、張難先等取得聯係，加入日知會，開始涉足湖北革命團體，為他後來再度赴鄂發動建立了人脈基礎。

　　在長沙，他與覃振、胡有華等於府署後之五堆子設立報刊代派所，暗中銷售《民報》，往返湘鄂之間，聯絡同誌，宣傳革命宗旨。他還通過東京的宋教仁，向《民報》編輯部推薦內地同誌撰寫的革命稿件[6]。1906年夏，他還協助同盟會湖南分會負責人禹之謨，發起在嶽麓山公葬陳天華和姚宏業的活動，借以鼓舞民心，傳播反清革命思想。經過劉複基和禹之謨等人的努力，華興會起義失敗後的湖南重現革命生機。複基給宋教仁的信中就說：“湖南局勢甚好，必有呼漢族萬歲之一日。”[7]

　　革命充滿冒險，挫折考驗意誌。由於萍瀏醴起義失敗，複基的戰友禹之謨、覃振、劉敬庵、楊卓林等分別在湘、鄂、滬被捕，許多秘密活動機關同時遭到破壞，複基一時無法立足。適逢父親病故，他以守製為名，回鄉隱居。雖然如此，他“亦不以居喪廢射獵，獵或數日不返的，識者知其誌別有所在。”[8]覃振從長沙改押故鄉桃源時，複基還邀蔣翊武等人，借獄中探監之便，繼續商討革命對策，矢誌不渝。

　　可見，劉複基早年革命閱曆的重要性已在蔣翊武之上。

　　二、文學社的實際負責人

　　1909年秋，已在漢口落腳的劉星澂向負責《商務報》的湘籍革命黨人何海鳴推薦自家老弟，何很高興，就請星澂把劉複基召來，協助辦報，複基就邀蔣翊武同行。這時，湖北新軍中有個革命團體，叫群治學社，它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軍隊同盟會”一脈相承，雖幾經挫折，一直堅持下來，難能可貴。複基抵漢口時，群治學社社員大都已隨軍赴防襄河一帶。他和翊武很想參加，就邀《商務報》報館的鄂籍革命青年詹大悲，以記者（ “訪員”）名義潛赴天門，潛江一訪，與群治學社社員蔡大輔取得聯係。翊武隨即化名入伍，複基則持蔡大輔所書的介紹信返回武漢，與該社負責人李六如接洽，加入群治學社。李六如，又名抱良，湖南平江人，與劉複基一談就很合拍，對他評價很高。李六如後來撰寫的回憶錄《文學社與武昌起義紀略》[9]與自傳體小說《六十年的變遷》對劉複基都有極高的評價。小說中的“季交恕”，就指李六如本人，他不過是在自己姓名的每個字上加了筆畫而已。

　　同年12月，《商務報》的老板病故，該報改組，社址遷到漢口英租界致祥裏，詹大悲為主筆，複基任會計兼發行，何海鳴任編緝，言論日漸放開。他們就想把《商務報》辦成群治學社的機關報，以便壯大學社的力量。據熊十力回憶，某個雪夜，劉複基穿著布袍，邀何海鳴登蛇山，不是賞雪，而是鳥瞰武漢三鎮的地形，商談革命機要，劉複基的鞋子都結冰了，也不覺得寒冷。[10]

　　當時，南方的保路運動出現高潮，清政府堅持舉借外債，轉移路權，湘籍君主立憲論之幹將首領楊度附和甚力。1910年春，劉複基與李六如聽說楊度路過漢口，就借湖南會館，召集湖南旅鄂紳學各界人士，名義上歡迎“鄉賢”，實則計劃懲辦他。有一天，劉複基與李六如等趕到漢口英租界附近的既濟水電公司，邀請楊度赴會，楊見勢不妙，一再謝絕前往，劉複基就扯其辮，把他拽出大門。英巡捕出門幹涉，劉複基、李六如等數人都被抓到巡捕房，“外聞堯澂吆喝毆打聲不絕”[11]，《商務報》就因此而停刊。

　　此後不久，長沙發生搶米風潮，湖廣總督擬調兵入湘協助鎮壓。複基與查光佛等人商議，聯合三十二標的群治學社社員黃申薌等一同起義，托孫昌複從漢口潛運炸彈到武昌，擬由四十一標發動”。這是湖北革命黨人製定的第一個明確的武裝起義計劃。由於事泄，黃申薌等人逃走，起義無法發動起來，劉複基化名汝夔，從漢口某理發店購得一條假辮，投入四十一標當兵。李六如後來回憶說：因複基“有才智，自他入伍當兵後，軍隊中的革命運動更加發展”[12]。

　　1910年9月，群治學社改名為振武學社，以原群治學社發起人楊王鵬為社長，李六如為庶務，複基等人襄助其間。不久，楊王鵬的活動被隊官施化龍偵知，司書生楊王鵬被撤職。李六如因被查出曾參與毆打楊度，也遭重責開除。楊、李二任離鄂前，在社務接交問題上，經過了一番仔細考慮。鑒於振武學社的活動和毆打楊度事件已引起官府的警惕，他們就沒有把社務直接交給新軍中革命閱曆最豐富，而且“智勇足備”的劉複基，而是交給遇事比較謹慎，也具備一定的革命閱曆和經驗，又很尊重劉複基的另一振武學社骨幹蔣翊武。照李六如的話說，是“因蔣翊武很像一位鄉下佬，經常笑嘻嘻的，會團結人，而且進營以後，還沒有露過頭角”[13]。兩位湘籍同鄉的這個選擇，對確定蔣翊武在即將改名的文學社中的領導職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11年1月30日，蔣翊武和劉複基邀集部分振武學社骨幹，在武昌奧略樓[14]召開文學社的成立大會，公舉蔣翊武為社長，劉複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骨幹章裕昆說：文學社的“實際工作多是劉堯澂負責”[15]。在何海鳴的心目中，文學社的“首領” 就是劉複基[16]。

　　從與共進會合並之前有據可查的幾個重要會議的情況來看，在文學社的四次代表會議裏，作為主要發言人，劉複基有三次，蔣翊武隻有一次；充當會議主席者，除了一次情況不明外，在其餘三次中，劉複基有兩次，蔣隻有一次。

　　再看看文學社的幾個關鍵時刻，劉複基又是如何沉著而果斷地率領社員們渡過難關，推進革命高潮的。

　　迄至與共進會正式合作為止，文學社曾連續三次遇到比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黃花崗起義失敗不久，一片恐怖，文學社的組織活動無法正常進行。為避免社員失去聯絡，劉複基毅然請假出營，蟄居閱馬廠文昌閣，“每日往各營通問，藉諗內外消息”[17]，使諸同誌得以明了近日狀況，精神愈奮，團結愈堅，力量日見充實。劉複基之努力，“收獲洵不小也”[18]。不久，劉複基為方便起見，索性退出四十一標，租居社員張廷輔的家——武昌小朝街85號，張家住樓下，他帶兩名社員住樓上，專事專門從事組織發動和聯絡，他的住所就成了文學社的總機關。

　　劉複基等人駐社辦公，是為文學社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從此，該社開始有了自己固定的秘密活動場所和常設機構，社務日形發展。據稱，社員們“都一致稱讚‘劉複基真行，好角色’。從此，文學社全體社員腦子裏，無論認識不認識，差不多每人都有個劉複基的印象”[19]。直到武昌起義爆發，文學社的隊伍擴大到三千至五千人之間，成為武昌起義的主要力量。革命成功之後，超然於文學社與共進會兩派之爭的湖北通誌館副館長兼總纂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義紀》一書中說：“武昌首義，杠槍搶炮，以光複三鎮，鏖戰陽夏者，大抵皆文學社社員。”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學社機關報《大江報》遭到湖北當局查封，詹大悲、何海鳴鎯鐺下獄，情況十分緊急。劉複基連夜向各營代表報告，告以正籌大舉，為期不遠”，“望諸同誌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靜候時機之至”[20]。如果不是劉複基出麵，恐怕就會像以往治學社和振武學社一樣，稍遇挫折，便中輟社務，一切從頭開始，正是有了劉複基這樣得力的職業革命者，不僅文學社的組織機構被完整地保留下來，而且軍中的社務發展一天也沒有停止。

　　第三次則是當劉複基等加緊與共進會代表籌商聯合起義具體方案時，湖北當局突然下令調部分標營外出駐防，企圖支解新軍中日益膨脹的革命力量。文學社社長蔣翊武、骨幹章裕昆、唐犧支等都將隨軍外調，統限9月12日以前準備完畢。麵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劉複基在機關部召開緊急代表會議，要求“各同誌努力奮鬥，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義，分駐各處同誌，能迅即響應，其效更大。”接著，他又具體布署各駐防同誌的響應任務，表示“如此間計劃確定，即派人往各處通告”[21]。經劉複基的妥善安排，壞事反而變成了好事。駐防宜昌、襄陽等地的文學社社員們後來都能如約響應武昌，從而壯大了武昌起義的革命聲勢。

　　甜蜜的水果不僅需要陽光，也需要涼夜，寒冷的雨水就能使其成熟。人的性格陶冶與意誌錘煉不僅需要歡樂，也需要困難的考驗，困難往往比風平浪靜之時更容易體現和提升一個領導者的膽識和才華。每當文學社的困難時刻，身為評議部長的劉複基總是起著比社長蔣翊武更為關鍵的作用，顯示出文學社實際負責人的地位。當然，文學社的力量之所以不斷壯大，並發展成湖北新軍中最大的革命團體，如果把功勞僅僅歸之於劉複基一個人，而忽視其他領導者和骨幹們的努力，顯然是失之偏頗的。無論是社長蔣翊武、副社長王憲章、文書部長詹大悲，還是當時關押在獄，但行動相對自由的原日知會骨幹胡瑛，都從不同方麵起過比較重要的作用。至於共進會負責人孫武後來說，文學社“內部幹事奔走者，惟劉堯澂一人而已”[22]，從此，話中既可以看出孫武對英年早逝者劉複基的敬重和惋惜，也不難感受到他對政敵蔣翊武和文學社的貶低與偏見。

　　三、籌劃武昌起義的主帥

　　如何籌備武昌起義，首要的問題就是加緊同新軍中的另一革命團體共進會攜手合作。

　　湖北共進會是東京共進會的一個分支，東京共進會的會長劉公與軍務部長孫武分別兼任湖北共進會的會長和軍務部長，它以鄂籍留日學生為主幹，初擬致力於聯絡會黨，辛亥年受文學社的影響，也把重心放在發動湖北新軍。文學社則由科學補習所——日知會——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演變而來，以湘籍誌士為主幹，紮根於湖北報界與新軍之中，除了劉複基在日本參加過同盟會外，其餘都沒出過國門，從《商務報》到《大江報》，還有自己的機關報，還有標、營、隊代表製度。兩個團體在新軍中互爭社（會）員，影響團結，也容易暴露目標，雙方都有合作的願望。不過，共進會的實際負責人孫武自恃才高，有將文學社歸其統一領導之意，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則擔心孫武等“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們一定會上他們的當”[23]，對合作一事信心不足。因此，文學社與共進會的聯合，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究竟誰是促成文學社和共進會合作的關鍵人物？至今為止，大致有三種說法：

　　1、湘籍同盟會員譚人鳳。譚人鳳的《石叟牌詞》、鄒永成的回憶錄及其他一些記載均持此說。

　　2、共進會員陳孝芬。陳孝芬自述“自告奮勇願作調人，經過十次會談……後來再三和劉堯澂商討，劉堯澂因我說的合則力量聚而大，分則力量散而小的話極有道理，才應允定期召集文學社社員大會討論”[24]。長期從事武昌起義史研究的賀覺非先生也傾向於此說[25]。

　　3、劉複基、查光佛、陳孝芬、鄧玉麟等人。此說散見於另一些首義當事人的回憶錄裏。

　　以上三種說法都不夠準確。盡管譚、陳等人都曾以不同身份出麵，在促成文學社和共進會的聯合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還不能算是很關鍵的作用。僅就時間上說，首先提出兩團體聯合主張的既不是譚人鳳，也不是陳孝芬。譚人鳳於農曆五月初來漢，勸其和衷共濟，相輔而行之前，劉複基就開始與共進會代表坐下來商談合作事宜。而且譚人鳳離鄂時，商談仍在繼續，並不因為譚這一趟就迎刃而解。至於陳孝芬說是他的合作影響了劉複基，此話也有些言過其實。據另一共進會員李白貞回憶，陳孝芬本人因與章裕昆各自在軍隊發展自己的成員而產生矛盾，還是“經劉堯澂出麵調停才止”[26]。

　　與共進會同舟共濟、團結戰鬥，這是劉複基一貫的主張。李六如說，還在群治學社時期，“群治學社與共進會建立聯盟關係，便是出於他的主張”[27]。隻因當時群治學社和共進會各自的組織建設還不夠發達，這種聯盟關係還不曾以組織名義正式確立起來。文學社成立後，武漢地區的革命形勢已今非昔比，醞釀已久的武裝起義即將提上議事日程，文學社與共進會的聯合才越來越顯得重要。當兩團體的代表各自在軍隊爭取成員，影響團結時，劉複基一邊及時調解軍隊糾紛，一邊做通蔣翊武的思想工作，使他消除顧慮，還動員本社社員“與共進會結合，黽勉同心，以厚革命勢力”。他還托陳孝芬、鄧玉麟、潘公複轉告文學社方麵的合作誠意。接著，劉複基又自任“聯絡員”，專事合作之責，日常社務則委托王文錦等人助理。

　　為了武昌起義籌備工作的順利進行，集中革命力量對抗清朝反動統治者，文學社與共進會的聯合刻不容緩，劉複基首先幫助社長蔣翊武消除顧慮，以積極態度對待合作，很有必要的。有的研究者卻將蔣翊武在合作問題上的某些顧慮褒獎為“頗具遠見卓識”，歌頌其狹隘性，貶低全局觀念，認為蔣翊武“不像其他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那樣眼光短淺，忽視兩組織在階級地位上的差異，去急於求成”，作者還以武昌首義後“共進會變節者多，文學社則罕有”來印證蔣翊武的所謂“遠見卓識”[28]，顯然是以結果推導過程，初看起來似有道理，實際上經不起推敲。共進會與文學社員在組織來源、領導人的革命經曆等方麵固然存在某些差異，但畢竟同屬於以運動新軍士兵為主的反清革命團體，彼此在階級地位上還很難存在什麽明顯的不同。就共進會內部而言，後來像孫武那樣的蛻化變節者也畢竟隻是極少數。退一萬步說，即使後來共進會的變節者很多，蔣翊武當時所顧慮的也主要是合作後的領導權問題，並非他們將來變不變節的問題。不然的話，文學社內部的骨幹何海鳴，還有社外謀士胡瑛後來都相繼變節，蔣翊武怎麽就預計不到呢？如果離開當時兩湖地區反清革命運動的全局來歌頌蔣翊武在合作問題上的某些顧慮，把劉複基等人抓緊合作的努力指責為“急於求成”，是缺乏說服力的。如果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合作不能抓緊進行，則類似雙方在軍隊各爭社（會）員的糾紛鬧到何時才收場？結果又將如何？武昌起義何時才能實現？恐怕難以設想。還是文學社的章裕昆說得好：文學社與共進會的聯合，是“團結湖北革命力量之重要關鍵”[29]，共進會骨幹李作棟也強調：“幸得劉堯澂從中奔走斡旋，兩派才得聯合”[30]。另一共進會骨幹胡祖舜也有類似的結論：“共進、文學兩團體之合並，複基有大力，殆革命黨中之一智囊也”[31]。

　　合作是必要的，又是有條件有原則的。鑒於劉複基、蔣翊武等人領導的文學社無論在幹部力量和輿論宣傳上，還是社員人數和在湖北新軍中的影響上，都在共進會之上，故劉複基主張，兩團體隻有在文學社基礎上的合並，才更有利於湖北革命鬥爭的深入，也更使人放心。基於此，他在商討合作的過程中，始終堅持由文學社社長蔣翊武擔任兩團體聯合後的領袖，指揮武昌起義。當共進會代表提出由孫武擔任領袖時，劉複基就很策略地回答：“惟軍事指調，首在情意交孚，改推領袖不便。如孫武有所計劃，當在可能範圍內，竭誠接受”，但強調“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壞”[32]。他的一席話，既體現了合作的基本原則，又言辭得體，便於共進會代表接受。結果，經過長達三四個月的反複協商，雙方基本上按照劉複基提出的方案，形成決議，雙方暫時取消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名義，總稱“湖北革命軍”，由蔣翊武擔任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劉複基、鄧玉麟等人為軍事籌備員，以劉複基的住處文學社機關部為革命軍總指揮部。

　　如果說文學社時期，劉複基在社長蔣翊武身邊主要起著“諸葛亮”的作用，那麽湖北革命軍成立後，由於蔣翊武已隨軍赴防湖南嶽陽，蔣的總指揮職務就完全由劉複基代理了。劉複基繼續住在小朝街85號，“軍中計劃多由堯澂統籌，與軍事籌備員不時討論，擬具略案，凡各標營屆時應負任務，預向各標營代表分別具告，臨時依命令實行”[33]。

　　9月24日，劉複基與孫武在雄楚樓10號召開兩團體骨幹聯合會議。大家根據劉複基所擬草案進行討論，首先正式通過了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和軍政府領導人名單，然後通過由劉複基精心製定的起義軍事計劃。該計劃不僅明確了各標營的進攻路線和任務，而且規定了起義的信號和集會地點。“各代表都興奮地接受了這個計劃。所以後來到八月十九日發動時，雖然消息隔絕，仍能一致動作，完成任務，就因為有了這個計劃作為基礎”[34]。至於有的研究者說是蔣翊武“主持製定了周詳的起義計劃”，就有點張冠李戴了。

　　聯席會議結束後，劉複基與原共進會骨幹鄧玉麟一道駐部辦公，“為指揮部的實際負責人”[35]。當時總指揮蔣翊武不在武漢，孫武雖為參謀長，“實際上鄧玉麟等於是孫的參謀長，劉堯澂又等於是鄧的參謀長”[36]。參謀來參謀去，最後還是由劉複基作出決策。用章裕昆的話說：“凡關於用兵方略，調查地形及首義先後一切大計，皆公一手為之。”[37]

　　難能可貴的是，在籌劃武昌起義的過程中，不僅文學社社員繼續敬重劉複基，即使共進會一方也是如此。例如，當兩團體的合作還沒最後定局時，共進會員熊秉坤與另一會員雷振邦發生矛盾，影響工程營內部的團結和發展。根據熊秉坤自己的回憶，是劉複基從湖北革命全局出發，會同楊玉如及時前往調解，“自此以後，熊始放膽領導”[38]，以致有後來工程營打響首義第一槍之舉。還有，9月24日那天聯席會議剛結束，南湖炮隊的共進會士兵與排長劉某發生衝突，竟從軍火庫拖出大炮，準備暴動。據共進會的李作棟回憶，該隊同誌孟發丞趕往巡道嶺，向孫武等請示方略，孫武等人急得措手無策。“正在躊躇不決之時，劉堯澂趕到，大家請他解決這一問題，劉便說：‘“頂好請孟同誌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動作起來，那麽我們就應通知各營響應，如僅限於少數同誌，即叫他們趕快換裝逃避，以免影響全局。’”[39]劉複基沉著應對，寥寥數語就化解了孫武等人的疑難。由於此事僅係少數人的行動，孟發丞就按照劉複基的第二個方案處理。一場孟浪事故及時被杜絕了。

　　10月9日清晨，蔣翊武趕回武昌總指揮部，劉複基通報近來湖北革命形勢的發展情況，以及黃興關於九月初（10月底）十一省同時起義的指示精神。不過，劉複基又強調“本社同誌以過遲恐致誤事”，主張抓緊起義。蔣翊武則堅持依黃興的電囑行事。

　　當天下午，傳來孫武等人在漢口製彈失事和寶善裏機關遭到破壞的消息。是否趁機起義，蔣翊武還有些猶豫，經過劉複基等人再三催促，蔣翊武就以總指揮的名義，下達當晚十二點起義的命令，派人分頭傳達。

　　關於蔣翊武接受劉複基等人定於當晚起義的具體過程，至今說法不一。其中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來自李西屏，他說，當蔣翊武遲遲不願下起義命令時，劉複基十分惱火，拔出手槍威脅蔣，指責蔣怕死，彭楚藩摸著翊武的頭說：漢口的機關都被破壞，你的腦袋還能久留嗎？蔣翊武在激將之下，才下起義命令[40]，這樣的說法值得推敲。劉複基與蔣翊武多年攜手革命，交誼頗深，如果說是劉複基以槍相逼，還說是彭楚藩摸蔣翊武的頭作弄他，於情於理都很難說過去，而且李西屏並不在場，所述都是耳食之言，不足為據。對於此說，章裕昆曾在《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一書的按語中專門做了駁斥。

　　不過，是按黃興規定的時間再組織起義，還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立即宣布起義，翊武當時再三猶豫，複基則再三催促，且言辭頗帶激情，翊武才決定起義，倒是可信的。據總指揮部的交通員劉心田回憶，在漢口失事消息傳來之前，複基與翊武二人就曾為起義時間發生爭論。複基認為“武漢形勢緊迫，事不遲宜，主張立即行動”。翊武將各標營代表請來商議，代表們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動，因為外麵謠言很多，一旦事機敗露，必將束手就擒，前功盡棄。蔣翊武還是有些猶豫，劉複基激動萬分，甚至說蔣‘怕死’”。漢口失事消息傳來後，蔣翊武急得“當場淚下”，劉複基則大聲激憤地說：“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義。”在此情況下，蔣翊武才簽署起義命令[41]。章裕昆在他的著作裏，也引用過劉複基這樣激烈的言辭：“革命當流血，予輩起為先導，何嚐不可，焉用遲延？”[42]同目擊者劉心田的回憶是一致的。

　　負責傳達命令的同誌離開總指揮部後，僅剩下劉複基、蔣翊武等數人坐鎮指揮，靜候起義信號。當時有留聲機經過，複基即“喚入高唱，藉資掩飾”[43]。

　　當晚十點左右，黨人潘公複來到總指揮部，複基與之坐談刻許，然後對潘說：“我料此處萬分危險，今晚會將發生意外，你無須在此呆等，可速往巡道嶺學社，那裏地區稍偏，比較安全，聽見槍炮聲再出外行動不遲。”潘說：“我輩革命，若存畏避，何能成功。”複基說：“不然，孫武重傷，鄧玉麟往各營，均屬危險之事，前途難測。我輩當此環境，固不可畏避，但為繼續革命計，必不可聚在一處，讓仇敵一網打盡。”潘公複後來回憶說，是劉複基“語時態度嚴肅，並推潘下樓，潘始離去”[44]，讓他感銘終生。運籌帷幄的劉複基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切實關心同誌的安全，充分體現了一個革命領導者的崇高品質和寬闊胸懷。

　　還不到十二點，傳來緊急敲門聲。原來，總指揮部已被軍警包圍。劉複基知道情況不妙，迅速手持炸彈，門破時，匆忙將炸彈引爆，結果沒炸倒軍警，自己的手受傷了[45]，與蔣翊武等人一同被捕。由於蔣翊武還留著長辮，衣著像鄉村學究，趁軍警不備，就逃走了[46]。起義命令沒有及時送到負責發炮為號的南湖炮隊，當晚的起義就沒有發動起來。

　　10月10日淩晨，劉複基和彭楚藩、楊宏勝三人在審堂上視死如歸，供認革命不諱。劉複基見先晚起義未發，輒向圍觀者高呼“同胞們！大家努力！可憐我這些遭虐的同胞啊！”[47]他還來不及婚戀，就把年輕的生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近代民主革命事業，終年27歲。當晚，當劉複基的呼聲還回旋在武昌城上空，他的戰友們就依照他曾經親手起草的起義計劃，鳴槍起義，告慰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

　　四、餘論

　　若以常理而論，文學社社長、武昌起義總指揮蔣翊武的曆史貢獻應當是文學社的評議部長、起義總指揮部常駐軍事籌備員劉複基不可望其項背的，實際情況卻相反，曆史的複雜性有時就表現在職務、職能同實際領導作用並非完全對稱，現實生活中就不乏其例，曆史作為現實生活的凝固，也是如此，那種以職論功的方法還稱不上科學的研究方法。長期以來，人們之所以隻看到劉複基是武昌首義三烈士之一，卻看不到他同時又是籌劃武昌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有的甚至任意拔高蔣翊武在武昌起義中的領導地位和作用，究其原因，一是容易為領導職務而一葉障目，取代具體分析，二是不能突破革命權威的某些蓋棺定論，淺嚐輒止。在至今完好無損的桂林蔣翊武就義紀念碑上，胡漢民奉孫中山之命撰述碑文，內有“辛亥武昌發難，以公功為冠”等語，就等於是同盟會的發起者孫中山的定論，誰敢更改？

　　武昌起義成功後，共進會與文學社之間的摩擦因孫武等個別領導人的利欲膨脹而日益突出，互相攻擊頗多，鄂、湘兩省的地域隔閡也由此放大，不過，矛盾雙方一談到英年早逝的文學社領導人劉複基，彼此的口吻馬上就能統一起來，一致敬佩和讚歎劉複基的革命膽識、才華及其籌劃武昌起義的重大貢獻，深惜和哀歎他的早逝。共進會骨幹李作棟說：“劉堯澂是文學社的諸葛亮，智勇足備，能持大體，官方意在必殺”，“劉在起義前被捕犧牲，是極大損失”。一向恃才傲物的共進會領導人孫武雖然連孫中山都瞧不起，卻對比自己還小四歲多的劉複基極為尊重，即使在晚年留下的遺稿中，還寫有這樣的話：“惜乎堯澂死矣！否則宋錫全之逃與武聖關之不平，恐不能發生矣。”鄂籍革命報人胡石庵說：“蓋劉為報界中人，極有肝膽，子素敬愛之，意其必成偉業。今陡聞其慘死，不禁痛泣，失其素狀，良久始已”。鄂籍同盟會骨幹居正的評價是：“劉堯澂，堅苦有遠識，能去偏私，持大體，有建樹才。其死也，人皆惜之，同誌尤深痛也”。

　　翻閱百年前的革命畫卷可知，像劉複基這樣在革命同伴中受到高度讚譽而且毫無爭議的領導者，不僅在武昌首義的光榮曆史中獨無僅有，而且在群星燦爛的全國辛亥先驅中並不多見。任何一場革命的成功都凝聚著許多先驅者的血淚，許多慶功典禮卻首先是為幸存者的榮耀而準備的，某些英年早逝者就容易被冷落，甚至被遺忘。《革命箴言》的作者秦力山是如此，武昌起義的頭號組織者劉複基也是如此。至今為止，劉複基的名字還僅僅保留在武昌首義三烈士的名單裏，熟悉三烈士者也許還知道他的名字，不熟悉者就無從談起了。在紀念武昌起義與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宣傳辛亥先驅的書籍、報紙、電視、網文比比皆是，每天都有，個中局麵應也該有所改觀了，各級教科書也該稍微充實和修改一下了。

　　原載《曆史學家茶座》2011年第2輯。此文為即將出版的郭世佑新著《教科書外說辛亥》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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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見拙稿：《蔣翊武》，《湖南日報》1981年10月9日（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專欄）。《試論蔣翊武革命的一生》，《湖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1期：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在湖南》（論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北京）1981年版，第497頁。

　　[3]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第55l頁。

　　[4]【美】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中譯本，楊慎之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頁。

　　[5]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第113頁。

　　[6]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第598頁。

　　[7]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第575頁。

　　[8]熊十力：《烈士劉堯澂傳》，《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5頁。

　　[9] 參見《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05-314頁。另見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

　　[10]熊十力：《烈士劉堯激傳》，《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卷，第316頁。

　　[11]同上。

　　[12]李六如：《文學社與武昌起義紀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308頁

　　[13]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14]無論是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還是後人的著述，多稱黃鶴樓或風度樓，或黃鶴樓之風度樓，均不確切。

　　[15]章裕昆的座談發言，《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

　　[16]求幸福齋主(何海鳴)：《武漢首義的由來》，《越風》第20期。

　　[17]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

　　[18]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三聯書店（北京）1952年版，第24頁。

　　[19]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第1卷。

　　[20]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三聯書店1952年版，第27—28頁。

　　[21]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三聯書店1952年版，第30頁。

　　[22]孫武：《武昌革命真相》，《華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5期。

　　[23]陳孝芬：《辛亥武昌首義回憶》，《辛亥首義回憶錄》第l輯。另見李春萱的座談發言，《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

　　[24]陳孝芬：《辛亥武昌首義回憶》，《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

　　[25]參見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陳孝芬》。

　　[26]李白貞：《共進會從成立到武昌起義前夕的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輯第515頁。

　　[27]李六如：《文學社武昌起義紀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輯第308頁。

　　[28]鄧可吾：《蔣翊武研究介評》，《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86年第5期。

　　[29]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第26頁。

　　[30]李作棟(春萱)的座談發言，《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

　　[31]胡祖舜：《六十談往》。

　　[32]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第24頁。

　　[33]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科學出版社（北京）1958年版，第49頁。

　　[34]李春萱(作棟)：《辛亥首義紀事本末》，《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

　　[35]李春萱(作棟)：《辛亥首義紀事本末》，《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

　　[36]李作棟(春萱)的座談發言，《辛亥首義回憶錄》第l輯。

　　[37]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三聯書店1952年版。?

　　[38]熊秉坤：《辛亥首義工程營發難概述》，《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

　　[39]李春萱(作棟)：《辛亥首義紀事本末》，《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

　　[40]李西屏（翊東）：《武昌首義紀事》，《辛亥首義回憶錄》第4輯。

　　[41]劉心田：《武昌起義前的二十四小時》，《辛亥風雲》第99頁。

　　[42]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第32頁。

　　[43]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57頁，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

　　[44]潘公複(善伯)：《辛亥革命運動中的共進會》，《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

　　[45]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第35頁。也有一些記載說複基擲彈未爆，見李春萱：《辛亥首義紀事本末》、詠簪(龔霞初)：《武昌兩日記》等。

　　[46]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57頁，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

　　[47]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