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與憂慮：從“海歸”酷愛毛澤東談起

昨日早上走進清華園甲所第二會議室，為清華大學國學管理研究生課程班講座一天，談曾國藩的文武事功與成功之道，聽眾的興致頗濃，課程的管理者也在陪聽始終。原計劃上午與下午各講一場，不意聽眾與管理者要求晚上再加一場，為不讓彼等掃興，隻好遵命。雖然我是帶著醫囑與三種藥物而來的，但畢竟還沒有學會謝絕他人（CCTV“百家講壇”的邀請除外），一天之內講完近9個小時，回到家裏就感覺很累，畢竟已不比20多年前某日為家鄉益陽的電視大學授課時連講授提綱都忘了帶卻能上午4小時下午4小時晚上3小時都能堅持的時候了。

下午有個細節倒是讓我有些震驚，也讓我有些憂慮。當我講到我的湖南同鄉毛澤東“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荒謬,對他的相關言行進行理性批判時，有位自稱1990年從清華的工科本科畢業、在美國高校還教過書的中年女士打斷我的話，以生氣的口吻說：“我不讚同你這樣說毛主席，毛主席是我最崇拜的人，他讓勞苦大眾翻身做主，讓中國人有麵子，讓人民對他感恩，至今為止，很多民眾都沒有忘記他，都把他當神崇拜他，可見他有多偉大！你不知道有多少下層民眾至今還感激他。”我說：我知道有很多民眾像你一樣感激他，崇拜他，但究竟占多少比重，還需要通過調查與統計，進行量化，我看未必就占多數；她和民眾崇拜毛澤東，並不能說明與毛澤東真的那麽偉大，二者之間並無必然的聯係，請她針對我的論據質疑，提出新的論據，而不是拿我的論點表態。她兩次毫不客氣地強調說：“你雖然從小背了很多毛主席的語錄，你並沒有讀懂，沒有領會其中的實質，才會這樣。”我則以請教的語氣輕聲地笑著設問：“你能不能先拿出證據來，指出我在哪個方麵沒有讀懂毛澤東的語錄？我會很感謝。”她不正麵回答，卻把話扯開，總有話說。她讓我開了眼界，原來還有這樣的留學歸來者，我繼續耐心地回應她：且不說中國曆史上的多數地主、富農是靠剝削別人起家，還是靠勤儉持家，毛澤東所分的“地主”與“農民”之間除了家產的區別，還有哪些所謂階級的實質性的不同，毛澤東讓勞苦大眾翻身做主，是不是就可以讓勞苦大眾挨餓，甚至餓死，還餓死數千萬？在他統領中國27年內，被餓死、整死和自殺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兩次世界大戰非正常死亡人數之和，該怎麽看？她說：“那都是海外的民運分子說出來的，我們很多留學生都不信。”我說：“這與民運分子毫無關係，那你覺得究竟死了多少？如果死得不多，為什麽官方還不允許研究？”她又把話扯開，說民運分子如何如何壞，內部如何勾心鬥角，再三強調毛的貢獻，就是回避論據，我說，我與你說的民運分子毫無關係，民運分子是否勾心鬥角與你我討論的問題也毫無關係；至於對毛澤東與所有曆史人物乃至現實人物的評價，事實評判比價值評判更重要，論據比論點更重要，哪怕是61年來的曆史，還有很多重大問題諱莫如深，還沒有把一些真相告訴全國人民，隻搞選擇性的真實，還不許學者研究，這恐怕不太好，至少是底氣不足，反而更加容易引起猜疑。她說：反正我不讚同你的觀點，毛主席就是偉大，他領導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爭得中國的國際地位，就是了不起。我就提醒她：“就國家地位而言，1949年並不比1945年更重要，因為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戰勝國之一，我們就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與常住理事國之一，中國的國家地位就在1945年基本定型，1949年隻是解決國內兩黨誰來主持國家建設的問題。我說的不一定對，歡迎繼續批評，但需要論據。”

彼此討論的時間比較長，她一直以生氣的口吻，我則耐心地回答她，算是很有紳士風度了，如果對方是男士，或者是法大本校的學生，也許我會以師長的口氣提醒對方，請注意說話的方式與討論問題的有效性，還要學會尊重職業曆史學教授的存在，盡量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輕易否定別人。

最後，我還真誠地感謝她，是她讓我知道，在留學生中，還有她這樣對毛澤東如此庇護和一味崇拜的人，這是一個很大的收獲，盡管我敢斷定，像她這樣的留美歸來者不可能有什麽代表性，隻具有個案與典型的價值。在此之前，我也見過不少留學海外的工科出身者，在我的本科弟子中，還有留美之後改學商務、電子、機械等專業與行業的，我在國外也接觸過不少各科留學生乃至終身教職的定居者，卻沒有見過像她這樣依舊留戀毛澤東時代的激情澎湃者。我也誠懇地邀請她：我已計劃在我們法大的昌平校區約集具有多學科背景尤其是喜歡閱讀與思考的三位青年博士（除了我的弟子——曆史所的鄧文初副教授，還有馬克思主義學院解啟揚副教授和胡尚元副教授）同台，用多種聲音與本科學生展開真誠的對話，就談毛澤東的事功真相與評價方法，各抒己見，主講者之間也可以互相爭辯，我爭取到場擔任主持人，歡迎她去參與對話和質疑。這是我想了很久的一個計劃，我想把這樣的對話真誠地獻給昌平校區的本科學子們。因為在我看來，如果不能幫助我們的學生盡快打破基於意識形態的強勢灌輸與思想洗腦所造成的毛澤東神話，如果不對毛澤東這樣至今影響現實甚深的曆史人物獲得一個基於史料與邏輯的理性認識，那麽，引導學生獨立思考與學術創新，提高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雲雲，就無從談起。

我自量平庸，此生做不了別的，如何讓更多的學生用自己的眼睛閱讀資料與觀察世界，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問題，盡快變得聰明起來，讓外人真正瞧得起我們中國人，這是我從教28年來所守候的的一個堅定信念，個人得失在所不計。遙想當年梁任公在與乃師南海先生作對，向孔孟之道發起挑戰時，公開宣稱：“為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梁任公的學養與才情絕非平庸淺陋如世佑者流可以望其項背，然而，梁任公的這份膽量在我的身上倒是存在的。向權力說真話，在西方國家就如家常便飯，平淡無奇；但在我們可愛的祖國，與其說是膽量，還不如說就是責任和操守。

晚餐時，我有幸與這位女士同桌，大家還在提到講堂上她與我之間的那個爭論。我笑著對她說：“真的感謝你提出不同意見，可以活躍講堂氣氛，讓我知道還有你這樣的海歸者，也有助於我做更加深入和細致的思考與回答，不過，你說話時有些生氣，這沒有必要，我卻始終在耐心地陪伴你討論，我沒有生氣，但你真的很堅定，我連這一點都絲毫不能影響你，哈哈。”聽我這麽一說，她表示歉意，我卻堅持說“謝”，這不是假話。隻可惜她說有事，沒有出席晚上的講座，不能與我繼續討論，讓我晚上的單元變成“單口相聲”，其實這不是我最喜歡的方式，我把內容稍作臨時調整，頗有針對性地就評判曆史人物與現實人物的標準、方法論等問題作比較係統的闡述，亮出我的底牌，比較係統地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說法。講完之後，在場聽眾都感到更有收獲，包括講座的組織者小張老師。有一位還說，今晚幸虧延長了，他的思路更加清晰了。不管他們是在說客套話，還是真話，對我來說其實都並不重要，我最想知道的隻有一個問題，雖然我的家庭並不像某位家長（中組部一位幹部）所盲目估計的：“郭教授的家庭肯定在毛主席的時代受到過迫害”，但究竟有多少有知識有文憑者不是出於家庭利益、黨派利益與個人好惡來臧否毛澤東先生的。

東道主派車送回牡丹園寓所，已經不早了，我帶著疲憊，一邊接應電話，與國際法學院學生協商近期在昌平回應一個講座之約，就談法科學生還並不熟悉的近代政治與外交的重要人物伍廷芳，擬題為《法學素養與國家建樹——近代中國留洋學法第一人伍廷芳的智慧與人格魅力》，給他們補課，一邊仍在思考一個問題：在當代中國，一個留美歸來者都是如此無視論據，隻纏論點，隻顧個人感受，還自信得很，那麽，我們該怎樣去說服那些至今把毛澤東當神供奉的普通百姓，怎樣引導他們除了高歌《東方紅》，更要引吭齊頌《國際歌》，說服他們朝前看呢？

隻顧忙講座，忙沒完沒了的思考與答問，卻把家母忘了。作為獨子，幾天沒給遠在家鄉益陽的孤苦娘親通話了，原本約好今天要撥的。娘親把我拉扯大，把我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吃過很多苦頭，如今已是風燭殘年，依然不願離開益陽小城，杭州的山水也罷，北京的權力也罷，她都毫無興趣，頂多來看一次就完事，還吵著回老家，還不知她已睡了沒有。

內疚歸內疚，收獲歸收獲。此次清華之行讓我獲得一個新的發現——隻講論點，不講論據的人，就是不講道理的人，就無異於古人所稱的“妄人”。至於他們識了多少字，留學過什麽國家，都與此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