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海的這個新家在法租界的一個弄堂裏，是一座建於二十年代三層洋房，頗具包豪斯建築流派的風格（Bauhaus），以及類似於“裝飾藝術”（Art Deco）的整體線形。房子頂部有個露台(roof terrace)，前院是個小花園，外圍是七尺高的牆......

一樓是家裏最正式的起居室，前門是正式宴會的時候，給客人們行走的。我們這些孩子和下人們平時隻能從從後門進出。

爸爸和娘住在二樓最好的臥室裏，娘親生的一雙年幼的兒女——富蘭克林和蘇珊就住在隔壁，兄妹倆共享一間帶有陽台的臥室。

我們幾個前房生的孩子，以及爺爺和姑爸爸都住三樓。爺爺的房間帶一個陽台，姑爸爸和我合住一間屋子，我的三個兄弟住另一間。家裏人都心照不宣，不過我們住三樓的都是這個家的“二等公民”，沒事不許往二樓溜達（set foot)。

下麵幾張圖為作者文中的家，上海淮海中路上方花園

一開始，我大姐莉迪亞也跟我們一樣住三樓，後來他們準許她搬到了二樓。

爸爸把我們所有適齡的孩子都送進了私立的教會學校，那裏的課程都是用中文教的，英語隻是一門外語。我的三個哥哥被送進了聖約翰男子學校（St. John’s Boys’ School），大姐被送進震旦女校（Aurora Catholic Middle School），我則進入離我家有一裏半的路程的聖心小學（Sacred Heart Primary School）就讀。

頭一天入學，是家裏的廚子去買菜時順便給我送去學校的。放學的時候，家裏沒人接我，所有人都走光了，我家裏也沒人來。我不想一個人呆在學校，就試著自己回家。可是我迷路了，天已經很黑了，我又餓又怕。

最後，我走進了一家小飯館，看到飯館裏有一個電話，眼前不由一亮，我雖然不記得家裏的住址，可我記得我家的電話，是79281，我立刻給家裏打了電話，可得知我走丟了，爸爸並沒有特別焦急的樣子，語氣稀鬆平常的，最後弄清楚我在哪兒，他就開著他的黑汽車來接我回家。路上一句安撫也沒有，隻是淡淡地說：“你要是學會看地圖，就不會丟了。”

從那天起，我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除了我自己，誰都不可靠。家裏除了爺爺和姑爸爸，沒人真的在乎我。所以那晚，我讓大哥教我學會看地圖。

為了挑戰我自己，從這裏起往下，我都是以第三人稱去濃縮描述這個故事的：

君玲（前文的“我”，作者本人）的爸爸在繼母的挑唆下，決定訓練子女們艱苦樸素，懂得自己掙錢的不易。於是，規定君玲和她的兄弟姐妹五人（都是前房子女）每天走著去上學，不許家裏司機接送，更不許乘電車。

幾個孩子偷偷跟爺爺要錢坐車，因為從家走去學校都不近，冬天更是難熬。

後來東窗事發，嚴厲的繼母要求他們每個人都承認自己的錯誤後，才給他們車票錢。君玲很倔，不願意向繼母低頭，於是寒來暑往地依然每天步行去上下學，但她也是家裏最聰明，學習成績最好的孩子，不管是和自己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姐比，還是和繼母生的弟弟妹妹比。

盡管這樣，在成長的過程中，她依然不斷地被忽視、被欺侮，除了爺爺和姑爸爸，沒人憐愛她。大姐莉迪亞和她雖然是一母所出，但是對她特別壞，為了博取繼母的歡心，還常常在家人之間搬弄是非。

後來這位外形和智力都非常平庸的大姐二十歲不到，就被父母急急地嫁了出去，對方是嚴家在天津的家庭醫生的小兒子，一個三十一歲的禿子，個兒還不高。但是禿子人很好，還是從美國留洋歸來。大姐不敢不從，一是有自知之明；二是繼母挑明了告訴她，爸爸有七個孩子要養，負擔很重，她又不能掙錢貼補家用，所以最好早點嫁人。而且如果她同意，她們會給她一大筆嫁妝，最後她們給了她兩萬美金的嫁妝。

她和禿子結婚後，搬去了天津，和公婆住在一起。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爸爸和繼母去天津，把早年落入敵手的資產悉數收了回來(reclaimed his business and properties in TJ)。他們一離開上海，家裏的男孩子們就大鬧天宮。因為零花錢實在短缺，君玲的二哥買通了學校的會計，兩人合作偽造假發票，報銷後再分贓。那時候，通貨膨脹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國民政府的法幣貶值得也十分厲害（Inflation was rampant and Chinese money was worth less and less）。

法幣（下）

為了保障員工的利益和實際貨幣購買力，姑爸爸（這時候已經回姑祖母的女子銀行工作了）和女子銀行的其他職員們領到手的薪水都是美元和袁大頭（此處注釋插入：1933年，國民政府宣布廢兩改元，開始鑄造”船洋“銀元，但”袁大頭“仍在民間流通，即使法幣麵世後，也是如此。1948年，隨著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包括袁大頭在內的各類銀元又重新稱為民間硬通貨）。每次她領到薪水，都孝順地放一半在爺爺的小抽屜裏，因為爺爺自尊心很強，不願意跟兒子兒媳主動開口要錢，雖然兒子創業的原始資本是爺爺的畢生心血。

同時，爺爺也發現，他抽屜裏的美金總是少那麽幾張，但他誰也沒告訴，因為他猜到肯定是我們中的一個偷的，不願我們受到責罰。

可是，很快，還是東窗事發了。

那時候，法幣貶值得實在厲害，以至於上海的中央銀行都都來不及印錢。很快，一美元可以置換兩百萬法幣，這可是幾捆紙幣。那時候的百姓都得扛著幾捆幾捆的紙幣，上街去買一些特別便宜的東西。

拿法幣點煙的美國大兵（上）

偷爺爺錢的是大哥。一次，他從爺爺的小抽屜裏抽幾張美金出來，去黑市換回一大袋法幣。現在他騎虎難下了，因為票子實在太多，家裏實在沒地方藏，何況他還跟兩個弟弟共享一間臥室。

最後，黔驢技窮的他隻得在花園裏挖了個坑，把這一袋錢都埋進去。他覺得這已經安全了，可是他沒想到，爸爸養了一隻特別警覺，還受過一點訓練的德國牧羊犬“劫機”。

第二天，我們都去上學的時候，劫機把這些錢都用爪子刨了出來，還把袋子弄破了，一時間整個院子裏都是紛飛的鈔票。與此同時，家裏一個傭人在給大哥洗衣服的時候，發現了他塞在褲子口袋裏的換外匯的收據。

在繼母的煽動下，爸爸大發雷霆，罵大哥沒出息，不誠實，簡直給家族蒙羞。還怪爺爺和姑爸爸平時太溺愛、太縱容前房生的幾個孩子（君玲和她的哥哥姐姐），以至於這幾個孩子全都一無是處。最後，他拿皮帶結結實實地抽了大哥一頓。

繼母自己生的一雙兒女：富蘭克林和蘇珊，自然都跟著父母住在條件更好的二樓。他倆分享一間臥室。

但是繼母重男輕女，隻愛富蘭克林一個人。因此，富蘭克林非常無法無天，常常欺負自己同胞所出的小妹。繼母對此視而不見。每晚睡覺的時候，她隻親吻兒子，和兒子說晚安，忽略女兒，就跟她不存在似的。有時候富蘭克林去他的法裔表兄弟姐妹家過夜，繼母根本都不進兒女的房間。

1945年，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敲響了日本鬼子的喪鍾，爸爸和爺爺十分開心。但是不等他們喘口氣，國共內戰又爆發了。接下來的三年多裏，他們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國民黨氣數已盡。

48年下旬，為了穩定民心，也為了盡最後的努力去穩定金融市場，國民黨又宣布了發行“金圓券（Gold Yuan Certificate）”。因為民眾已經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法幣徹底失去了信心，最瘋狂的時候，一美元竟然可以置換一千一百萬法幣，比幾個月前，大哥偷埋在花園裏的還要多。剛發行時，四“金圓券”可以換一美金，並聲稱金圓券是有實實在在庫存的金子作保障的。同時，國民政府要求民眾在九月三十日前，用手裏的法幣、外匯和金銀去換取這種新貨幣。

金圓券（下）

可是民眾根本不相信他們的鬼話，家底豐厚的人家，都爭相去銀行把自家原先存在銀行的金銀全部取出來。在經過審時度勢後，被歸類為“大資本家”的爸爸把資產全部轉移到了香港，美國和歐洲。隻有姑爸爸這種靠微薄薪水過活的職員，才無可奈何地遵照政府的指示。

可是，金圓券貶值得十分快速，每當共產黨一方有捷報傳出，金圓券就貶值，最終和法幣一樣，一文不名。和許多無辜民眾一樣，姑爸爸失去了她所有的積蓄。

一個星期日的上午，爸爸告知爺爺和姑爸爸，他和繼母決定搬去香港。爺爺願意跟著兒子一起去，姑爸爸卻決定留在大陸，因為她不想跟去香港，也不想丟掉在女子銀行的工作，靠著爸爸和繼母養活，她早就受夠了嫂子（君玲的繼母）的跋扈。姑祖母不舍得離開傾注了自己半生心血的女子銀行，也決定留在上海。

君玲之前和繼母發生過衝突，而且每天都苦著一張臉，爸爸認為是姑爸爸寵壞了她，讓她變得任性。於是在明知天津局勢不穩，很快就要變天的情況下，還是決定把年幼的君玲送去天津的教會寄宿學校——聖約翰學堂。盡管爺爺和姑爸爸表示了強烈的抗議，認為君玲太小，局勢動蕩，把她一個人送到北方，不安全。爸爸在繼母的煽動下，還是一意孤行。48年末，把君玲一個人丟在天津後，夫妻倆帶著自己的一雙兒女搬去了香港。

洛陽、開封、錦州......這些北方城市一座座失守，到了1948年十二月，解放軍幾乎拿下了北京周圍的所有城市。49年1月，他們又贏了淮海戰役，三十多萬國民黨官兵被俘。同月，蔣介石卸任總統，由李宗仁代職。4月，解放軍勝利渡過長江(crossed the Yangtze River)。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他們相繼拿下了南京(Nanking)、蘇州(Soochow)和杭州（Hangc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