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們一家移居南京，住在某大院兩室一廳的營職樓的一樓，封閉的陽台有很大的一排玻璃窗，天氣好的時候，陽光總透過窗戶暖暖地照進來。窗下有塊小菜地，可我那三代貧農之後的爹卻啥也沒種。大概是陽光太好，大院裏住一樓的人家大多用這扇門出入，而不是黑洞洞髒兮兮的樓道的正門。

右邊住了一戶人家，長居家的是個說一口上海話的老太太林奶奶，年輕的時候跟老頭隨軍來了南京。做了六年鄰居，除了她喊我名字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聽懂過她說什麽。我後來發現，我爸也一樣，林奶奶一跟他說話，超過普通的打招呼以外的話，他就一臉懵逼。

左邊也住了一戶人家，長居家的是一位年過六旬的大學數學教師陳爺爺和他的老丈母娘——爸媽讓我按我們老家的喊法稱呼她為“太太”（“太奶奶”的意思）。這家人說的是蘇北的方言，但是因為摻雜了普通話，好懂很多。

跟兩家鄰居，兩家老人關係搞得特別好的都是我媽。我至今也不懂我那普通話都說不利索的媽怎麽可以毫不費力地聽懂東南西北中的方言。今天的故事就是左邊這一家，都是我媽告訴我的。

陳爺爺的老婆原是南京前線歌舞團的一位手風琴家，文革的時候被迫害，腦子搞壞了，發起瘋來要拿刀殺人，搞得一家人很是筋疲力竭，痛苦不堪。最後實在沒了辦法，把她送去了精神病院。陳爺爺白天要上班，剩下一對年幼的女兒沒人照看，就把老丈母娘接來，從此一住多年。我小時候對左右兩家的老太太都躲得遠遠的，因為怕她們，我怕右邊的林奶奶對著我嗚哩哇啦說一串讓我毫無頭緒的上海話；我更怕和左邊那個老態龍鍾的太太單獨在一起，晚上會做噩夢。有一次，我爸買了台小傻瓜相機，整天搗鼓，有一天非逼著我和太太合影，我心生抵觸，卻不敢抗旨，委屈地站在老太太身邊招了張相，特別不能理解。

後來才知道，這個讓我做噩夢的老太太年輕的時候竟是國民黨最大的那對漢奸政治夫妻“汪陳”家的傭人。她告訴我媽，“先生”和“太太（陳璧君）”對下人們特別好，每到周末，開著汽車帶著他們出去野餐，不像後來社會上傳得那麽惡。後來她和官邸一位男小廝軋了姘頭，懷了孕，因為畏懼東窗事發，匆匆辭了事，回了老家。沒事幹喜歡研究國共政治人物的我爸自打聽說了以後，三天兩頭讓我媽去問老太太還記得啥，搞不好能挖掘出個第一手史料啥的。怎奈問得多了深了，老太太說：“唉，記不得啦，太久了。”

我媽跟我說這些故事的時候，我們已經搬去了團職樓好幾年，陳爺爺也帶著太太搬去了幹休所，我一拍大腿：“呀，我終於明白了我爸為啥讓我跟她合影，因為她為曆史人物擦過皮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