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說，像黃琦這樣資格老、又有本事的人，到現在怎麽也不止一個科長了，可他從部隊轉業時不過是正連級，比我隻高半級。我猜想他一定遇過什麽倒黴事，後來果然了解到，抗戰期間他曾經有一段脫離組織的曆史。當時正值反掃蕩，部隊機關在轉移途中被打散。他東躲西藏，混入一夥行腳商人裏麵，跑了四五個月生意，才設法歸隊。這段日子就成了他簡曆上難以核實的空白區。

不過首長還是需要他，因為他受過測繪方麵的專門訓練，能夠根據偵察所獲情報，對作戰地圖進行修正。黃琦是幹這一行的好手，具有極強的地貌記憶力，經常隻隨首長到前方轉一圈，回來就能把攻防要點準確標注在地圖上。出於職業習慣，他酷愛搜集地圖，攢了一個“百寶箱”，沒事就打開來翻看琢磨。這些五花八門的地圖互相印證、互相校正，使他往往不需要實地考察就能去偽存真。久而久之，他在大腦中形成了一幅最完整的地圖，作戰地圖上未及標注的一些信息，需要時他也能說出來，所以被首長稱為“活地圖”。

這個“活”字並非溢美之詞，而是寫實之語。在黃琦眼中，地圖上不光有山川溝壑，還有人馬在移動。首長經常會問：“敵人現在到哪兒了？”他會不假思索地在地圖上指出來，與事後偵察到的結果往往相差無幾。時間長了，首長已經不覺得有什麽新奇，以為他會根據行軍速度和地形起伏估算敵人跑了多遠，再通過比例尺轉換成地圖上的距離。實際上——黃琦有次對我說，他並未刻意做這種數學運算。從他得知敵軍的最初方位開始，敵軍就像上了弦似的在地圖上跑起來。情報一更新，敵軍也會在他腦中調整方位，接著再跑，所以任何時候他都能看到敵軍的位置。他也說不清這是與生俱來的能力，還是這一行幹久了的結果。每當他看地圖時，總有一種強烈的畫麵感，一隊小人在地圖裏跋山涉水，連他自己也控製不了。我懷疑這是一種強迫症。

自從歸隊以後，黃琦一直享受特殊特遇，配有專門的警衛員，對他進行保護和監視。他這樣一個人，是絕對不能落入敵手的。當四野還是“東北民主聯軍”時，曾經有一個叫王繼芳的作戰科長叛逃，使林彪遭受重大損失，甚至被杜聿明趕到鬆花江以北（當然此說有替林總“諉過”的嫌疑）。出了那事以後，四野對參謀人員看得更緊了，像黃琦這樣的“曆史不清分子”自然難以獲得晉升。等抗美援朝結束，他終於迎來了“飛鳥盡、良弓藏”的時刻，隨十萬官兵轉赴北大荒。這對他不啻是一種解脫，所以我從未聽他發過什麽牢騷。

我的大報告提交得很及時。三天以後，主管農業的秦元副場長就率領22個機械化隊隊長，赴哈爾濱參加農墾局會議，黃琦帶著我一道隨行。到北大荒以後，這是我首次因公出差住進賓館，睡的是席夢思，吃的是宴席。由於一年前還過著荒年日子，我對眼前的一切，不僅覺得新鮮，甚至有“天上人間”之感喟。

來自基層的分場長和生產隊長，以前大都是部隊的營連長，工農出身，住賓館可謂“土包子開洋葷”。他們好不容易來趟大城市，每晚都要逛大街，直逛到商店關門。我因在大會材料組，工作繁忙，很少有時間出去。臨睡前，總有幾個家夥竄到我屋裏來，非要炫耀自己買了什麽稱心如意的東西，搞得我隻能硬著頭皮連聲稱讚。

在秦元的帶領下，幾個分場場長每人用將軍呢做了一身軍服（即後來的紅衛服）。這種呢子厚，本是給將軍們做大衣的，如做製服，穿起來不貼身，好像漿洗過度的樣子，但他們就喜歡這樣筆挺的感覺。大概是瞧得起我，他們極力慫恿我也去做一套。本來我並無此意，但是來哈爾濱一趟，沒逛街沒購物就打道還府，我也不太甘心。到目前為止，我對這個城市的最深印象，還是那座宛如冰雕的尿山，以及在火車站廣場掃地的不凡經曆。

也許就是為了洗刷這段屈辱史，最後我還是忍無可忍地去做了一件上衣，花掉近百元，相當於一個多月的工資。會議結束前我去試穿，沒想到做長了，明顯不合身。要求店鋪改，時間已經不允許，隻好將衣服取回。到賓館又試穿幾次，怎麽看也不順眼。況且我本身也不是將軍，配這身綠簡直就像假冒軍人。那幾位則大大方方地穿著，走在哈爾濱的街道上，如同一群戲班裏出來的演員。

我的臉皮畢竟沒有將軍呢厚，雖然花了冤枉錢，卻不願在人前現眼。後來我把它帶往北京，又花14元改短並染成藏青色，才敢在婚禮等特殊場合穿上。直到它20年後壽終正寢，我攏共也沒穿過20回。】

20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