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果園隊顯山露水，處處遺墨，確實有吸引上層關注的用意。我來農場已經5年，一直混跡於基層，盡管和農工們相處融洽，並且從他們那裏學到了不少勞動經驗，但我始終沒有把自己當成他們的一分子。我是個“小知識分子”，雖然這名頭並不響亮，卻是我願意歸屬的階級，因此總希望從事一些腦力勞動。馬克思的《資本論》我看過，知道腦力勞動是勞動的一種，並且屬於複雜的高級勞動。按照這個邏輯，小知識分子也是勞動人民，哪怕在現實中並不怎麽“高級”，但也算不得丟臉。所以當別人給我貼上“小知識分子”的標簽時，我一向不以為忤，反覺名副其實，心安理得。

歸根到底，我不想當一輩子農工——苦累倒在其次，但“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總是為了換一種活法。如此碌碌於田野，老死於阡陌，與耕牛又有何異？我不相信這是天要降以的大任，更不覺得自己與農工相結合，就能變成農工。我是吃文字飯的，再怎麽改造也改造不掉這個習性。從大湫窪到農校，再到良種站和果園隊，我就像一隻螞蟻，在農場的底層苦苦掙紮，爬上去，掉下來，接著再往上爬……。我曾經試圖用螞蟻的理想打動王露婷，想來真是可笑，但這對我來說卻是實實在在的目標。現在不為了她，我也要往青衛山上爬，否則我就和關在勞改廠的母親一樣沒有什麽指望了。

果園隊的確是一方寶地，在被我弄成公園（人們確實開始這樣叫）以後，前來參觀的“遊客”日益增多，我在總場部的知名度也越來越高。到了1963年3月，命運終於出現轉機。我寫的一份報告幾經周轉，最後落在計劃科長黃琦的辦公桌上。他是總場部裏唯一沒有逛過“公園”的科長，但他看完這份材料以後，馬上認定我就是他一直想要找的人——一個腦子夠使、筆頭夠硬的寫手。

其實黃科長對我早有耳聞，但此前隻把我當成一個浪得虛名的小人物。眼下他動了心思，就帶著兩名手下到果園隊視察工作，並向隊長點名要我作陪。一路上他問了我許多問題，諸如土壤墒情、栽培計劃、肥料選擇、果樹過冬等等，這都是幹統計員要接觸的事情，因此我對答如流。我陪著他轉了一個愉快的下午，臨別時又領著他上了一趟廁所。在茅坑旁邊，他打開天窗說亮話，問我想不想到計劃科工作，我當然求之不得——於是一拍即合，下周我就去新單位報到了。

蛟龍終非池中物！我終於時來運轉，脫離了農工隊伍，成為總場部的一員。這對我而言，有如土八路打進縣城。如果能夠再早半年，我給王露婷寫信時會有底氣得多，她也未必真就孔雀東南飛了。可是話說回來，所謂“情場失意、職場得意”，我不與她分手，能這麽快等來“上山”的一天嗎？我要是繼續呆在良種站，靠著陳洪謙那樣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能有出頭之日嗎？調往果園隊是決定性的一步，看似與我的失戀沒有直接關係，然而“時也、命也、運也”，誰知道上帝怎麽擺弄我的劇本？——說來說去，我就是不想為潑掉的牛奶而哭泣，寧願把王露婷的離開當成我時來運轉的觸機，這樣可以讓我擺脫無盡的煩惱和遺憾。

山上的待遇一下子變得好很多。我的辦公條件相當優越，擁有一張農場自製的“一頭沉”，雖然做工略嫌粗糙，卻是完達山裏的真材實料。抽屜帶鎖，桌麵擺放著墨水瓶和蘸水筆，旁邊是一遝嶄新的辦公信箋。我的宿舍也不錯，二十多平米，兩人合住，比大姐一家在首都的人均麵積多出好幾倍來。磚牆很厚，門窗結實；頂棚是木架結構，外包鐵皮；檁條刨得方方正正，完全不像生產隊那樣瞎對付。

在867農場，青衛山已經進入城市文明。山腳建有磚瓦廠、木材加工廠、農機修配廠，緩坡上則分布著百貨店、照相館和電影院（禮堂）。雞西發電廠的電3年前已經送達這裏，所以“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不再是陳洪謙把我們誆來時的謊言。就算大湫窪那樣偏遠的地方，最近也享受到愛迪生一百年以前的發明。

農場的發展艱辛而曲折。就在人們逐漸忘卻水粉畫裏的那些超現實美景時，實實在在的進步卻在身邊悄然發生。各分場已經很少再見到馬架子了，就連拉合辮房也開始逐步淘汰，新建房通常是磚瓦和土坯的混合結構。農場一旦從三年困難中緩過勁來，其巨大的生產力是石清鎮那樣的自然村落所望塵莫及的。不過，田間作業的強度仍然很大，農工的辛勞透支著他們的健康和壽命。第一代墾荒者的大多數，注定要像耕牛一樣在黑土地上被榨幹所有勞動力。】

202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