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破山河在
 

    1941年，正值抗戰期間，上海淪為“孤島”，暨南大學南遷至福建建陽。外公因大舅患肺病，不能一同前往。後來，他到滬江大學任教，並在大夏和光華兩所大學兼課，外婆則在私立培成女中教書。
 

那時期通貨膨脹嚴重，物價一日數變，個別教授甚至靠擺攤兒過活。外公、外婆兩個人的薪水合在一起，不夠買一擔米，很難維持八口之家的生計，更何況家中還有個病兒。他倆拚命到處兼課，外公累得體重減了三十多斤，還是入不敷出。無奈之下，外婆忍痛賣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四庫備要》和《圖書集成》。即便如此，他們也不為高官厚祿所動。同事中有的當了偽國大代表做了官，有的喪失民族氣節成為漢奸。他們對此極為鄙視，立刻與其絕交。①
 

當時留在上海的，還有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鄭振鐸先生。他是外婆程俊英“五四”時代的老朋友，這時期跟外公、外婆過往甚密，常約他們到家中品茗閑談，參觀他藏書樓中的各種書籍、文物。他也每天必到外公他們這邊來，彼此拳拳，互以“保持民族氣節”相激勵。

    鄭振鐸先生是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就在許廣平被日本憲兵抓走的第二天，他來到外公家，焦慮地說：“外麵風聲很緊，敵人到處抓人，我不能呆在家裏，先在你這兒過一夜，然後再想辦法找個藏身之所。” 外婆一聽趕緊打掃亭子間，換上幹淨被褥，同時張羅晚飯。外公也誠懇地說：“您就長住在這兒吧。我家陽台上有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可以藏身。漢奸×××找我開會，我就是躲在那兒混過去的。如果有人敲門，您也往那兒藏，很安全的。” 鄭公大受感動，說：“你們如此殷勤招待，使我感激涕零。可我不能連累知己……”次日淩晨，他還是悄悄溜走了。②
 

鄭振鐸先生還是個淵博的學者，涉足的學術領域十分廣闊。抗戰期間，他養成了收集古籍和文物的癖好，儼然是一位收藏家。他有時購得珍貴古籍，如:四函善本《金瓶梅》等，家裏藏書樓實在放不下，就寄存在外公的書齋裏，直到抗戰勝利才陸續取回。③
 

一次，鄭振鐸拿來一份報紙給外公他們看，上麵刊載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赫美爾的談話：“中國珍貴圖書，現正源源流入美國，舉凡稀世孤本，珍藏密稿，文史遺著，品類畢備。國會圖書館暨全國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發現。凡此善本，輸入美國者月以千計。即以國會圖書館而論，所藏中國圖書，已有兩千萬冊，為數且與日俱曾。……”他氣得臉通紅，說：“是可忍孰不可忍！將來我們欲研究孤本秘籍，還要到國外去找，豈非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我們合力買古書，阻止外流如何？”當時在座的還有暨大教授周予同，他長歎道：“買書我是讚成的，可哪來的錢呢？”鄭公瞪著眼，久久無言……從那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情緒低落，鬱鬱寡歡。一次，他興衝衝地趕來，說買到了《脈望館鈔校古本今雜劇》。他說：“這部書是國寶，其中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種元明雜劇，共六十四冊，幾乎每種都是可驚的發現……我患得患失地失眠了三夜，生怕它流入異國，終於以九千元成交。”外公他們聽了，深為鄭公那熱愛祖國文化的癡情所感動!④

    1945年，抗戰勝利，舉國歡慶。此時，大舅張正奇肺部的結核菌經脊椎傳到大腦，病入膏肓。外公悲傷欲絕。為了挽救愛兒生命於萬一，他找到停泊在上海吳淞口岸的美國軍艦，說明情況，要求見船上的軍醫。軍方出於人道考量，允許他登艦。外公向軍醫谘詢，國外有沒有發明什麽新藥，能救孩子一命。醫生遺憾地告訴他，到目前為止結核病還是尚未攻克的醫學難題，表示無能為力。不久之後，年僅18歲的大舅就去世了。僅僅過了兩個月，治療結核病的特效藥鏈黴素問世，外公為愛子沒能等到這一天痛心不已……
 

                                     壯誌未酬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據母親生前回憶，那天清晨他們推開窗子，看到很多當兵的抱著槍，睡在馬路兩旁的便道上，牆上貼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布告。弄堂裏的男女老少紛紛出來慰勞，外公也提了一壺開水，擠在人群當中，可戰士們都堅決不喝。外公大受感動，對家人說：“抗戰期間我回老家探望舅父，他靠養鴨為生，可鴨子都被兵匪搶光了。好容易盼到抗戰勝利，美國兵卻在上海調戲婦女。紀律嚴明的解放軍與這些軍隊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他們給我的印象實在太好了，跟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樣。中國有希望了。”⑤外婆生平最敬仰李大釗先生，她也為恩師的未竟事業得以實現欣喜不已！
   
                                      
                           1950年代初攝於上海華東師大寓所前，
                          左起：張純音（張耀翔次女，作者母親）、
                          程俊英、張耀翔
            

1950年，外公在上海複旦大學任教。次年，大學院係調整，複旦教育係調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於是外公、外婆兩人都到華師大教書。1955年，外公任華東師大教育係主任，同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中國心理學會上海分會理事。此時的他，以拳拳報國之心，準備在事業上大幹一場。可是到了1958年，他為之盡瘁近四十年的心理學，竟被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科，他本人也遭到批判。盡管如此，外公依然滿懷希望，經常向家人抒發他對心理學各種問題的見解，認定這是一門深具實用價值的學科，定能為祖國建設服務。

    外公最大的心願，是在有生之年修中國心理學史。他過去發表的《中國心理學的發展史略》一文，就是這個計劃的雛形。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古時雖無‘心理學’名目，但屬於這一科的研究，則散見於群籍，美不勝收。不僅有理論的或敘述的心理研究，且有客觀的及實驗的研究。不僅討論學理，且極注重應用。他們稱這種研究為‘性理’為‘心學’”。 為了發掘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的寶庫，外公孜孜不倦地花了十幾年功夫，整理中國古書中有關資料多達20萬字，還撰寫了若幹篇文章，然而卻發表無門。
 

1963年4月，外公70歲，這也是他與外婆結婚40周年紀念。此時的他，因中風而半身不遂已三年，身體每況愈下。他自知來日無多，緊握外婆的手說：“我們二人共同生活在二十世紀不平凡的歲月裏，是幸福的。所恨者，我未能編出《中國心理學史》一書，不能整理舊作，不能陪你歡度晚年……”⑥1964年7月9日，外公帶著遺憾離開人世，享年71歲。
 

外婆程俊英“文革”前任上海華東師大中文係教授、副係主任。她國學功底深厚，在先秦文學研究領域頗有建樹。“文革”中慘遭迫害，被迫退休。她告訴我，“文革”初期打砸搶橫行，華東師大校長常溪萍和多位教授死於非命，她自己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到處抄家，她的住所時刻都有被抄的危險。在極度恐懼中，她含淚一把火燒掉了外公的全部手稿；還給上海造紙廠打電話，讓他們把外公的藏書拉走。外公生前酷愛藏書，家中有專門的藏書閣，題名“望海居”。他讀書涉獵麵甚廣，不僅局限於心理學，古今中外、九流雜家，連詩、詞、曲、小說都看。他的遺藏大部分是精裝英文書，生前幾乎每本都認真讀過，並在空白處寫下許多眉批。由於要處理的書量太大，造紙廠派卡車來拉。可人家看了那些書不願意要，說他們回收舊書的目的是用來打漿做草紙的，那些洋裝書上的硬殼封麵不能打漿，得先拆掉才能賣。萬般無奈，外婆隻好自己一本本撕去書上的封皮，心裏在淌血……最後，那些堆積如山的“書瓤”稱斤賣，總共竟有四噸之多! 外婆說到這兒懊悔不已，為外公花畢生心血之收藏毀於一旦痛心疾首！她長歎一聲:“當年鄭公（鄭振鐸）為避免珍貴文獻流到海外，傾其所有；可我卻這樣大肆毀書，造孽啊……”
 

                                       劫後重生
 

“文革”結束後，1978底，中國召開了心理學會第二屆年會，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被恢複了名譽。與此同時，外公的工作也得到肯定。此後數年，母親協助外婆整理外公舊作，分別於1983年和1986年出版了張耀翔《心理學文集》和《感覺、情緒及其他—心理學文集續編》，以此告慰外公在天之靈。

                   

    1978年，年近八旬的外婆，應華東師大古籍研究室邀請再度出山。為了奪回失去的時間，她拚命工作——帶研究生、著書立說，先後撰寫了《詩經注釋》、《詩經漫話》、《詩經選譯》等著作，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推崇，公認她是《詩經》學權威。更令人驚歎的是，90高齡的她，還與青年女作家蔣麗萍合作，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寫下長篇小說《落英繽紛》。該書問世後引起了強烈反響，讀者紛紛來信，表示欽佩和欣賞。
 

外婆程俊英於1993年2月20日病故，享年93歲。
 

外公張耀翔是最早將西方現代心理學介紹到中國的人。作為開拓者，從1920年回國到1964年病逝，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貢獻給我國心理學教學、科研和普及工作。他雖然沒能實現晚年的心願——修中國心理學史，然而他一生的經曆，他的生前、身後，恰似一部中國現代心理學發展史，留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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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 程俊英：《耀翔與我》，《感覺、情緒及其他——心理學文集續編》（附），張耀翔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④程俊英：《回憶鄭公二、三事》，《程俊英教授紀念文集》，朱傑人 戴從喜編，華東師
   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③程俊英：《懷念鄭振鐸先生》，《程俊英教授紀念文集》，朱傑人 戴從喜編，華東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⑥程俊英：《程俊英自傳》，《程俊英教授紀念文集》，朱傑人 戴從喜編，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4年12月

           ——本文原創，謝絕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