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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是一場欲使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瘋狂野蠻的屠殺和掠奪。他們人性淪喪、獸行肆虐，對抗日根據地軍民實施殺光、燒光、搶光的暴行罄竹難書。這“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三光政策後的慘狀 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新網 原題為：《日寇“三光政策”形成始末：1940年實施“燼滅作戰”》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是一場欲使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瘋狂野蠻的屠殺和掠奪。他們人性淪喪、獸行肆虐，對抗日根據地軍民實施殺光、燒光、搶光的暴行罄竹難書。這“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筆者進行了追根溯源。
一
1940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乘德國法西斯軍隊在西歐和北歐迅猛推進、美國尚未完成戰略準備、西方諸國無力東顧之機，積極準備實行南下政策，攫取英、美、法等國在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以期早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為放手南進，日軍大本營妄想早日解決中國問題，使中國成為其“南進”的後方基地，於7月23日發出“迅速處理支那事變”的命令。為此，一麵加緊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訛詐和政治誘降，揚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慶，北奪西安”；一麵集中主要力量繼續進攻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在華北，侵華日軍瘋狂推行所謂“肅正建設計劃”，以鐵路作柱、公路作鏈、據點作鎖的“囚籠政策”，企圖分割摧毀各抗日根據地。至1940年7月，侵華日軍在華北新建修複鐵路2300千米，公路1.5萬千米，新建碉堡據點2700多個，以進一步鞏固其占領區。
為粉碎侵華日軍這一惡毒的“囚籠政策”，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並影響全國的抗戰局勢，配合正麵國民黨軍作戰，八路軍總部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遭受沉重打擊的日軍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隨後從華中正麵戰場抽調2個師團加強華北方麵軍，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掃蕩”，並實施所謂的“燼滅作戰”，殺戮居民，對糧秣、房舍及其他物資設備進行徹底的破壞，也就是最初形式的、有係統的、有組織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作戰”。日本學者新村出主編的《廣辭苑》（1955年第1版）收錄了“燼滅作戰”一詞，將“燼滅”解釋為“燒盡滅絕”，意即“燒光殺光”。
二
1940年11月16日，八路軍總部通電全國，揭露日軍在“掃蕩”中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野蠻暴行。24日，《新華日報》第一版刊登了題為《粉碎日寇對華北“燼滅掃蕩”的新陰謀》的社論，指出：“日寇稱其近日對華北進行的為‘燼滅掃蕩’或‘焦土掃蕩’，其內容便是：逢屋便燒，逢人便殺；俾其掃蕩區域，屋歸於燼，人歸於滅……日寇對華北的獸行，決不單是報複（注：指百團大戰），也決不單是軍事企圖。而是在其‘和平攻勢’失敗而增加局部軍事逼迫的策略下，直指華北八路軍的。”當天該報的第二版還刊登了我華北軍民痛殲暴敵，粉碎日寇“燼滅掃蕩”，以及日寇在“掃蕩”中所犯下的燒殺奸淫搶掠的種種暴行。這是我黨在“三光政策”這一用語正式出現前對“三光政策”最早的揭露。
1941年1月16日，日軍大本營批準《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提出要“繼續對中國進行壓迫，力求在昭和16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軍事、政治、謀略的綜合壓力，解決中國事變”。2月，日本華北方麵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明確今後“肅正的重點，仍然在於剿共”，在華北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實施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的“總力戰”，並調集除關東軍外侵華兵力的75%和全部偽軍進行大規模的“掃蕩”“清鄉”和“蠶食”。
據統計，1941年至1942年的兩年間，華北日軍組織千人以上萬人以下的“掃蕩”132次，1萬人至7萬人的大“掃蕩”就達27次之多，有時在同一地區反複“掃蕩”3至4個月。“掃蕩”的伎倆更是五花八門，諸如“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清剿”“反轉電擊”“輾轉抉剔”“梳篦清剿”“拉網合圍”“馬蹄形堡壘線”“魚鱗式包圍陣”等。雖然日軍在作戰命令和作戰術語中並未有“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戰”一詞，而稱之為“燼滅作戰”“徹底的肅正作戰（討伐）”“徹底覆（討）滅”“討滅作戰”等。但毫無疑問，它們“實際是非常接近、或是幾乎完全一樣的”。
日本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多田駿可謂是“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將其“發揚光大”的則是號稱日本“三傑”的老牌侵華頭子岡村寧次。1941年7月，岡村寧次接替多田駿出任華北方麵軍司令官，揚言“要在4個月徹底消滅華北的共產黨和八路軍”。為此，他糾集日軍5個師團、6個混成旅團的大部和偽軍共7萬餘人，用其在朝鮮和東三省的“剿共”經驗，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毀滅性的大“掃蕩”，其規模之大、頻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絕後的。
三
日軍在“掃蕩”中慘無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製造了多起慘案，甚至滅絕人性地施放毒氣，進行細菌戰，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古北口的長城沿線，製造了東西長350餘千米、南北寬40餘千米的無人區。如1941年1月，日軍血洗河北省豐潤縣潘家峪村，一次集體屠殺群眾1300餘人，焚燒房屋千餘間。1942年5月至7月，在對冀中區的大“掃蕩”中，日軍殘殺、傷害、抓走群眾高達5萬多人。當時的華北地區，呈現出“無村不戴孝，處處是狼煙”的慘景。
“三光政策”給華北抗日根據地帶來慘重的損失，最困難時根據地麵積縮小1/3，冀中、冀南、冀魯豫、魯中、冀魯邊等抗日根據地變成了遊擊區，有的還變成了敵占區，人口也由5000萬銳減至2500萬，八路軍由40萬減至34萬。敵後抗戰進入到極端困難時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總司令撰寫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戰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敵後經濟的特點，是敵人的封鎖和毀滅政策。在封鎖方麵，則隔斷我各抗日根據地的聯係，隔斷城市與鄉村的來往，在毀滅方麵實行其‘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口號，這種經濟上的封鎖摧殘，其為禍之烈，在敵後方顯然比我後方要厲害得多。”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對“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這一時期，在《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太行版）《晉察冀日報》《八路軍軍政雜誌》等我黨我軍主要報刊的社論、評論、消息，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不斷出現“三光政策”這一用語，並做了更形象、更具體的描述與揭露。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報》第三版刊登的《敵寇在華北的強化治安運動》一文指出：“所謂‘三光政策’就是敵人每次‘掃蕩’我根據地時，常挨村洗劫，將男女殺光，東西搶光，房屋燒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軍民無法安居，形成所謂‘無人區’。在實行‘三光政策’時，敵人特別注意對我生產工具與牲畜之破壞與掠奪，企圖根本摧毀我生產，以餓死我軍民。”“三光政策”作為侵華日軍野蠻凶殘、奸淫燒殺、搶劫掠奪、無惡不作的代名詞，為抗日根據地軍民家喻戶曉了。
在戰後日本出版的刊物及書籍中，也出現了“三光政策”這一用語。如《百科事典》《廣辭苑》等均收錄了“三光政策”一詞，並解釋為“日華戰爭中，日本實行的殘酷的非人道戰術，是中國的叫法”。
綜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團大戰後，侵華日軍有組織有計劃地實行帶有戰略意義的極其惡毒的政策，妄圖徹底摧毀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戰鬥意誌及物質基礎，進而霸占全中國的陰謀計劃的組成部分。
然而，作為推行“三光政策”的急先鋒、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岡村寧次，在其戰後所著的回憶錄中竟然無恥狡辯，詭稱：“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節，向司令部全體高級軍官作了訓示，首先朗誦明治天皇所作詩句‘國仇固當報，仁慈不可忘’，然後帶領大家高呼‘滅共愛民’。在那以後，我認為貫徹愛民方針至關重要，又提出了‘戒燒、戒淫、戒殺’的標語訓示。這條標語並非出自我的發明，而是借用了清軍入侵明朝時的禁令。”儼然將自己裝扮為“三光政策”的反對者。尤為甚者的是，岡村還倒打一耙，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三光政策”的無情揭露汙蔑為“日、中的共產黨把我的三戒標語篡改成‘岡村寧次的可殺、可燒、可搶的三光政策’大肆宣傳”，妄圖顛倒黑白，欲蓋彌彰。
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拒絕正視曆史，惡意歪曲曆史，美化侵略曆史。但鐵證如山，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期間所犯下的反人道、反人類、反文明的滔天罪惡，是任何人都不能篡改和抹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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