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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死一生的遊水逃港亡命記（一） 偉少江
在中國現代史上共產黨執政時期，出現許多人類曆史未曾出現的新名詞。這些現已死亡的名詞，當年牽涉億萬家庭的命運，製造出無數駭人聽聞慘劇。例如“土改”、“鎮反”、“反右”、“四清”、“文革”，這些名詞的背後，是無數慘死的冤魂。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代表幾千萬活活餓死的中國人。有一個名詞永不被當局載入史冊，叫做“逃港”。同樣包含無數冤魂，以及悲歡離合故事。 九龍半島有一條東西走向的小溪叫做深圳河，二十公裏長的深圳河把半島割成中方和英界兩部分。河兩邊居民自古一直自由往來。 1950年10月25日中共軍隊“進入”朝鮮領土，聯合國宣布對侵略者實施經濟製裁，香港參加對中國經濟封鎖。1951年2月15日中國政府宣布封閉香港邊界，香港成為一個需要護照、旅遊證件出入的外國領土。直到1979年12月的二十八年間，先後有超過一百萬政治、經濟難民越過邊境封鎖線，非法進入香港。這種香港稱為“非法入境”的行為，中方初期稱為”叛國投敵”，後來叫做“逃港”。 在香港七百萬人口中，有近百萬“逃港人士”。他們原本在大陸是處於社會最底層，生路斷絕的螻蟻。香港給他們新生機會，通過在自由社會的努力打拚，出現不少成功人士------如政府高官、富豪、學者。最一般者當個普通市民，也能夠娶妻生子、成家立業且衣食無憂，這是他們逃港前難以想象的。 逃港是九死一生的冒險行為。一百萬成功逃港人士，意味著為數過千萬失敗的逃港者，意味著無數曲折動人的故事。我僥幸是成功逃港者中的一名。我也有刻骨銘心的遊水逃港故事，原常慨歎命運對我的不公。今天從積極方麵自嘲，也算一種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曆吧，這裏說出來與大家共享，讓我們不要忘記中國曆史上有過那麽一段極其黑暗的時期。
我出生在廣東省東部潮汕平原一座小縣城，名叫榕城，屬揭陽縣（現揭陽市榕城區），因全城四麵環水，遍長榕樹得名。三歲那年共產黨掌管縣城，父親避難躲到香港去。他是國民黨政府教育局公務員，留給妻兒“反動官僚”的家庭成份，讓我們生活在階級歧視和迫害的無邊苦難中。
從我有記憶時起，便見母親終日愁容滿麵。白天她靠替人縫衣賺點微薄的工錢，根本養不起六個子女。除了生活的重擔壓著她，晚上她還常被公安局或居民委員會幹部叫去開會恐嚇，要她揭發交代父親及其同僚的〝罪惡〞。半夜我在睡夢中醒來，常見母親去公安局開完會後，被公安共幹恐嚇得回來在家啕嚎大哭。為養活子女，母親變賣稍值錢的首飾換成食物，賣完之後，家裏便無隔宿之糧，我常被母親叫去向鄰居叔輩開的米舖賒借點米來下鍋。後來香港及南洋的姨舅們知我們困境，時加接濟，我們一家才不致成為餓殍。總之，童年留給我的回憶是恐懼、貧窮與饑餓。 一九六六年我高中畢業，那年夏天爆發的文化革命，斷送參加高考的希望。其實即使有高考，像我這樣的〝狗崽子〞也斷無錄取的可能性。當時政治紛爭混亂，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社會上充斥大量失學待業青年。束手無策的毛政府，無法為日益增加的畢業青年提供工作職位和糧食，采取了最不負責任的辦法：全部驅趕去農村自生自滅。
作為“老三屆”畢業生，屬於最早被驅趕對象；更不幸的，是“反動官僚”的家庭成份讓我全家最早被遣送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監督改造”。一夕之間，喪失住房、戶口、糧食供應。我出生成長的小城鎮，把我們全家關在城門外。
潮汕平原是丘陵地帶向海洋延伸的小片平地，密集人口擁擠有限耕地上，生存競爭十分激烈。潮汕的農村如同所有農業社會，都是宗族集結居住地。外姓人在村裏不待見，來和農民爭奪有限糧食的上山下鄉青年更不待見。而我們戴著“階級敵人”帽子一家，在嚴酷的環境中有多少生存空間可想而知。 說起糧食，現今青年人聽起來會覺得天方夜譚，難以置信。糧食在50年代初被宣布為“統購統銷”商品，也就是由政府統一收購、銷售商品。50年代中期推行戶口製度，將國民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類戶口。政府確保“非農業”戶口，即揭陽城市居民戶口每月有10.75公斤大米供應。而農民在交完公糧和提留糧之後，才有機會分配到剩下來的少量糧食。大饑荒餓死的幾千萬中國人，就是沒有基本維生糧食保障的農民。
當時全國的標準工資是36元上下，就是中專畢業生，國營工廠正式二級工人，政府最低級幹部的法定工資。政府供應的大米每公斤0.24元，也就是說，每人10公斤大米，100克油，200克肉及10公斤煤佔十分之一標準工資。因為住房租金極低 ，夫妻，子女和父母的六口之家，可以靠一份標準工資維持餓不死水準的生活，這也是當年中國社會最普遍情況。這種低工資、低定量糧食供應製度，從50年代起運行30年，直到80年代初期。
黑市糧食是公價的五倍，一個黑市居民的生活費相當於三個城市戶口。巨大的差額使下鄉青年的地位跌落到社會最底層。經濟情況十分嚴峻，我的家庭成份，一家七口絕不可能在共產黨社會找到工作。之所以沒有餓死，是因為有香港親人接濟。一九七四年，失學失業第八年。我28歲了，沒有收入，沒有口糧，沒有住所。雖說天無絕人之路，但地上偏偏找不到任何讓我存活的生路。
1974年香港的標準工資是大陸的15倍，一個車衣女工兩天可以掙到三、四十元。香港經濟在起飛，勞力需求大。許多目不識丁的廣東農民跑到香港，馬上進工廠當工人，寄錢寄物回家鄉。而大陸這邊安排一個工廠崗位要縣勞動局批準。戶口“農轉非”全縣一年隻有幾個名額，走後門要去到縣常委一級。兩相比較，香港就是天堂。
“逃港”原先被官方稱為“叛國投敵”。1960年大饑荒，成千上萬的惠陽、寶安饑民衝垮邊防線湧入香港，被港方軍警截堵在梧桐山餘脈英界邊境“華山”山頭。消息震撼香港社會，英國人基於和滿清政府租借新界條約中，“凡我廣東官民有權進入，不得阻撓”規定，不能從法律上阻止入境者。這項容許入境政策吸引無數青年，千方百計突破重重阻攔，去追求自由，追求夢想中的天堂。
饑民大規模衝擊邊防事件驚動了中南局書記、南天王陶鑄。調查發現，寶安許多村莊，全村青壯勞力，幹部民兵都跑去香港了。政府低調處理事件，把50年代初期政治逃亡的“叛國”罪，正名為非法經濟移民的“逃港”；在全省高調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和香港資本主義的黑暗，以遏止大規模逃亡潮；同時整頓邊防，將深圳以北50公裏半徑劃為邊防管理區。這一對付逃港政策從60年代延續到深圳特區成立。 文革時逃港已非大饑荒年那種數以萬計饑民如大兵團般衝擊邊防形式，而是“小分隊偷襲”方式。有東，西兩路。西路我不太了解。潮汕人偷渡多為東路，可分海，陸，及半海半陸三條路徑：海路由潮汕的達壕，南澳，海豐，汕尾鎮，稔山鎮等港口登上漁民偷渡小船直駛香港（俗稱“屈蛇”，偷渡者在船艙中象蛇冬眠一樣屈身以縮小所占空間，帶領者叫“蛇頭”），這一條較省體力，但要花大錢買船位，如馬思聰，他也是潮汕人，但走的是西路，時值文革初期，大音樂家身無分文，隻好寫了五萬港幣的欠條給船工後，全家在南海縣登船；陸路由惠陽白雲嶂西轉梧桐山到深圳河北再爬鐵絲網過河（俗稱“撲網”）；半海半陸路也經由白雲嶂，直往南穿龍崗平原，再登梅沙尖山到大梅沙海灘，最後下海遊4-5公裏到香港管轄的吉澳島，或從石角頭遊到東平洲島（俗稱“篤卒”----象棋中的拱卒子過河之意），走這條路水性一定要好，我走的就是這條路。
惠州市以南至深圳河直線距離60公裏土地上，連續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演出無數情節不同，內容相同的“逃港”故事。如果說二戰後地球上有兩個地方日夜不停，廿餘年如一日發生無數驚心動魄、悲歡離合的人間慘劇，那麽，一處在柏林圍牆以東，一處就在深圳河以北。（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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