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帕
中國自古就從來不是法治社會，國民也從來沒有法治社會的經驗，自古以來中國社會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不公不義的社會，儒家不過是統治者與強權的遮羞布。
中國文化中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武俠小說的流行。尤其是金庸的小說，在大陸更是擁有無數的讀者。武俠小說在大陸流行的背後，折射出的是大陸沒有法治，社會依然是一個弱肉強食的非現代傳統社會。正因為沒有法治，正義難以伸張，國民就特別期望有替天行道的俠客出現，除暴安良。武俠小說，正是安慰國民缺乏安全感的不安靈魂的心靈雞湯。
因為中國自古就不是一個法治社會，也不是公民社會，所以國民普遍沒有權利意識，意識不到統治者的權力其實是來自國民。而且，因為沒有法治，當社會出現普遍的不公現象，比如貧富懸殊，腐敗盛行，道德滑坡等，沒有公民意識與權利意識的絕大多數國民，此時不是去要求自己的權利，不是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不是要求建立一套能製約公權的體製，而是期待一個俠客般的人物，一個大救星，一個掌握更大權力的人來拯救國民，拯救國家，這是一個極大的思維誤區。
中國有句話叫“伴君如伴虎”，說明不受製約的君權的可怕。因為“君”的權力是無限的，不受製約的，對任何一個人，皇帝可以像撚死一隻螞蟻一樣地撚死。當一個人有了無限的不受製約的權力，這種權力的危害也將是無限的。毛在文革前，曾對劉少奇說，我隻需要一個指頭就能把你扳倒，可見毛的權力之大。
曆史上人為的災難，都不是小老百姓造成的，而是那些掌握了無限權力的獨裁者製造的。拿近代來說，比如斯大林在蘇聯的大屠殺，導致幾千萬人死亡，希特勒屠殺了幾百萬猶太人，波爾布特在柬埔寨屠殺了幾百萬自己的人民，毛執政時曾餓死幾千萬，那些亞非拉小國的獨裁者們製造的災難更是數不勝數。
人們之所以會去崇拜一個掌握極大權力的人，並非人們沒有善惡觀念，而是這些掌握極大權力的人，之前曾為人民做了人民渴望實現的事情，贏得了人民的愛戴與崇拜。開始他們也許並沒有掌握極大的權力，隻是因為他們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比如趕走了殖民者侵略者，贏得了民族獨立，或者鏟除了腐敗縮小了貧富差距等等，才得到了人民的崇拜，並進而獲得了更大的權力，最終成為獨裁者。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禮賢下士時”。前文舉出的幾個例子如斯大林，希特勒，波爾布特及其他亞非拉小國的獨裁者們，如果在他們為人民作出了貢獻，在獲得更大的權力之前，立刻死去，我相信，他們在曆史中的地位與獲得的評價會截然不同。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其實，掌握絕對權力的人即使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為了“腐敗”，而是出於“好心”，比如希特勒為了“德意誌民族的生存空間”，比如波爾布特要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天堂”，比如毛的大躍進要“趕英超美”，仍然可以製造巨大的災難。此時，對於掌握極大權力的獨裁者們，已經是沒有任何人能製約他們，因為所有的人此時是跪伏在獨裁者麵前，唯有俯首聽命。
曆史的教訓就是，對於那些為民做了一些好事的掌握權力的人，我們可以給予他們崇高的讚美，但千萬不可以給予他們崇高的不受製約的權力，不可以忘記公民自己的權利，乃至放棄公民自己的權利，去崇拜一個掌握極大權力的人。否則，昔日的英雄就會變成“撒旦”，而製造“撒旦”的，正是那些放棄了自己公民權利，去盲目崇拜“大救星”的人們。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盟國戰勝了德日意法西斯，然而，英國的民族英雄丘吉爾卻在當年的大選中失敗。那個在英國最危急的時刻，對全體國民發表演講，“我們要在空中打擊他們，在地麵打擊他們，在海上打擊他們”“勇敢勇敢再勇敢我們就贏了”，用自己的勇氣激發了全體國民的鬥誌，拯救了英國的英雄，卻在戰爭勝利當年舉行的大選中失敗了。
丘吉爾失敗了，但勝利的是英國人民，英國人民捍衛了自己的權利。丘吉爾的失敗，反映的是英國人民的理性與智慧，他們可以給予丘吉爾極高的榮譽與地位，但絕不給予其極大的權力。由於戰時的英國，實行的是特殊的戰時體製，戰時首相被賦予比和平首相更大的權力。戰爭一結束，出於對絕對權力的警惕，英國人民通過選舉立刻解除了丘吉爾的首相職務。
正因為英國人民始終保持對掌握權力者的高度警惕，始終保持公民意識與權利意識，英國才不會出現斯大林的蘇聯，希特勒的德國，波爾布特的柬埔寨那樣的災難。
捷克作家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監獄裏，曾寫出優秀的長篇報告文學《絞刑架下的報告》，其中有一句話“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那些掌握極大的權力，曾製造巨大人類災難的人，哪一個不聲稱自己“愛人民”，哪一個不曾確實對人民有過傑出的貢獻。但是，當人們忘記自己的公民權利，放棄自己的公民權利，去盲目崇拜掌權者，當掌權者的權力變成不受製約，就是新的下一場災難的開始！
“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
永遠記住：千萬不要去崇拜一個掌握巨大權力的人！千萬不要忘記自己的公民權利，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的公民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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