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看熱鬧，他們不是看出修飾核苷酸後能夠使mRNA更容易存活這一創造，而是為了流量專門去誇大諾貝爾獎得主的職業遭遇。當然Katalin Kariko也是一個great story teller，她的這點很值得我們學習。

我見到的最雷人的標題是“這位屠夫的女兒如何獲得諾獎”，所有我們桌上的肉類是否都是屠夫們的產物？

現在通過訪談透露出更多的Katalin Kariko的職業人生的細節，在UPenn發海報慶祝的時候，看看當年那些Penn的係主任們是如何對待她的。

她仍然難忘賓大在10年前將她踢出大學，在接受諾貝爾獎記者Adam Smith采訪時，使用的是她被“kicked out”。

這是她在更早時接受采訪時說的：“2013年，卡裏科與賓夕法尼亞大學又發生一次不愉快，校方拒絕恢複她1995年降薪的教師職位，又在知識產權許可上與她產生分歧（賓大將知識產權賣給了另一家公司）。最終，卡裏科選擇辭職，加入BioNTech並擔任高級副總裁。校方對卡裏科極盡刻薄，稱BioNTech是一家連網站都不存在、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暗示卡裏科的選擇毫無價值”。

我們也不能責怪Penn, 如果在任何美國很多一流醫學院，她也會麵對同樣的命運，美國學術之路就是這麽殘酷。這裏關鍵是錢，誰都不願意養活你，隻有你有價值才能在美國學術界生存。你必須抬起頭，在優秀人群中相信自己。

普林斯頓可以善待《美麗心靈》電影裏的諾獎得主John Nash, 讓他患精神病還在校園。但是他是單槍匹馬的數學家，學校的付出有限，如果Nash要求普大每年百萬運轉實驗室看看？

我們學校的著名教授Charlie Parker夠優秀吧，幾乎在前列腺素領域獲得諾貝爾獎，但是當他失去基金後照樣關門。我是看著他過來的，最後一個印度技術員走後，他自己做實驗。然後實驗室關門後，自己在以前學生的實驗室找空位做實驗，人家曾經是科主任一級的人。

Katalin是典型的美國移民科學家的奮鬥史，與走路順利的耶魯畢業生相比，充滿坎坷。但是她仍然是相當幸運的，在美國常春藤至少當過教授，後來又做資深副總裁。

想想更多的優秀美國移民科學家，他們的大部分都不可能做教授，一輩子都沒有她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再看這段轉言：“距離最早卡裏科研究mRNA過去整整32年（至2020年）。32年中，卡裏科個人年收入從來都沒有超過6萬美金，在冷門到幾乎無人問津的領域內堅持耕耘，無數次被拒絕、甚至被降職”

這個傳言幾乎不可能是真實的，Penn的pay scale（教授工資定級）不會是這樣的。況且她在2013年就被迫從Penn辭職了，去德國成為BioNTech 的SVP，怎麽至2020年的32年間沒超過6萬？

我可以這樣猜測一下，Katalin現在的資產總值應該超過了千萬美金，包括退休金，房產，工資和股票分紅或獎金。這對於隻將800元縫入女兒玩熊的東歐移民，已經是美夢成真了，對任何人都是。

這是她們的Immunity論文的發表過程。Nature拒稿諾獎工作隻需24小時，我們也經曆過這樣的拒稿，隔壁教授曾經解釋說，英國人不懂美國英語：

“卡裏科：這個進展，如你所說，我們首先發送到《自然》雜誌，在24小時內，他們就拒稿，認為我此前在這方麵沒基礎（incremental contribution，逐步累積的貢獻）。我是大學才開始學英語的，所以還要查“incremental”這個詞的意思！不管怎樣，我們隨後把它送到了Immunity，他們接受了它。德魯和我幾乎做了所有的工作。即使在58歲的時候，我也沒有太多的人力或資金援助來進行實驗，所以我隻能自己動手做。2008年，我們花了一段時間在Molecular Therapy《分子治療》上發表了後續論文”

有讀者稱她英語沒有問題，但是離真正英語好還是有距離的。

Katalin稱她在58歲還在做實驗，這也沒什麽，根本不慘。科學家本身就是應該做實驗的，就像醫生應該看病人，谘詢老師必須帶學生一樣。在我看來，做實驗的樂趣超過了坐辦公室。

世界引用率之最的Oliver Lowry在70-80歲都拿著冰盒做實驗，他曾經這樣說，有人付工資讓自己做喜歡的東西，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職業。

這裏講點免疫學的基礎知識，人體核酸含有大量被修佈的核苷酸，而細菌和病毒裏則少，所以人體免疫係統專門攻擊外來物，對自己身體的東西則耐受。

這是免疫係統中經常會遇到的識別“自己”和“異己”的問題，弄不好就會得自身免疫性疾病，讓你痛苦不堪。諾貝爾得主Katalin Kariko的創造正是讓免疫係統也耐受外源mRNA, 從而為人類造福。

這是十分聰明和了不起的成就，通過生化學家與免疫學家通力合作才取得的。Drew Weissman是福奇訓練出來的免疫學家，他在接受諾貝爾采訪時說，他們是在實驗台一起做實驗的。

可以延伸說一下，Katalin Kariko和Drew Weissman的合作關係。他們的鮮明反差已經超過了女士和男士，前者多語，後者不太健談。前者是高大金發的北歐態式的奧運金牌母親，後者是細心的猶太人。

後者向前者發工資，但是前者將技術帶入後改變了實驗室，這裏Weissman的胸懷了得，這是發生在Penn的所謂Weissman Lab的故事。

可以談點別的，那些我怎麽告訴華大優秀的MD/PhD學生的話。我說你未來是否能成功，關鍵看你如何為人，因為你科學上已經很聰明。

你未來建實驗室，或者拿到NIH Grant, 你一定要擺正心態。千萬不要以為是你在為博士生或博士後發工資，應該認為美國納稅人相信你，委托你，使用這些工資去做精采的科學。

冷泉港亞洲CEO季茂業的照片，經允許轉載。上周他們舉行了慶祝重組DNA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著名科學家雲集。Eric Lander和Francis Collins還有老的時候，張鋒也受邀赴會。首先講的還是華大醫學院校友Dan Nathans發現限製性內切酶的故事，他長期在Johns Hopkins當教授，華大與Hopkins相連。

Katalin Kariko在諾獎電話中談到此會議，說剛從Cold Spring Harbor 回來。季老師說：“大家都是移民，共鳴多”。Katalin在冷泉港也受邀講mRNA治療，我可是見識過匈牙利的優秀化學家，這次在英國開會，匈牙利同行教我好多。

從Katalin的幻燈看，她們的切入點是自然的tRNA，她們發現tRNA因為含有修佈的核苷酸而不被機體的免疫係統排斥。我想她們認識到這點後，以後就可以設計轉錄試驗，加入從公司裏買的修佈好了的核苷酸，這樣治療用mRNA就成行了，可以去讀他們Immunity論文。現在馬後炮說來都很順，隻是很多時候擺在眼前的東西，我們都看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