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狂犬疫苗事件想到我是怎麽來美國的
文章來源: 雅美之途2018-07-22 11:33:16

長生生物在製造狂犬疫苗時造假,這是喪盡天良的事,涉案者應該被法辦,不是簡單罰款就能了事的。狂犬病通過病毒致病,由於病毒感染存在潛伏期,被狗咬後立即打疫苗可以在5-7天產生IgM抗體,10天以上產生效價更高的IgG抗體,所以這疫苗不僅可以預防也存在治療作用,並且人和狗都可以注射,狂犬疫苗被譽為最有效的人類藥物。治療狂犬病還可以通過注射保護性的狂犬病毒免疫球蛋白。

如果人或狗打了長生生物的假疫苗,得了狂犬病後死相是極其悲慘的,肌肉痙攣產生恐水症,人變成瘋狗那樣躁狂。症狀出現時已經太晚了,因為狂犬病毒有潛伏期,最後的命運是100%的死亡率。狂犬疫苗技術早已過關,百年前微生物學創始人巴斯德就在法國知道狂犬的病理機製,並且早在1885年就應用了第一個狂犬疫苗。我在國內時,狂犬疫苗就是常規計劃免疫的組成部分,現在技術上來了,但是人心卻黑了。長春這幫人對於這麽恐懼的疾病都敢製造假藥,25萬孩童可能打過他們的假疫苗,社會不能原諒他們,一定應該追究。更令人氣憤的事,新聞還報道:他們居然通過資本運作,把美國默克公司無償贈運的乙肝疫苗拿來賺錢。那個乙肝重組疫苗的生產線曾經是當過華大生化係主任的默克總裁Roy Vagelos送給中國的,幾十年來讓8000萬中國孩童受惠。

在美國緩助之前,我們都是打的血源性疫苗。我曾經高度懷疑我兒子打的乙肝疫苗就是鹽水,麵對美國兒科醫生讓我這生物所的很沒麵子,血源性疫苗抗原性強而多樣,結果不到十年抗體為零滴度。我太太這樣描述過:“我們兒子出生後就在中國打了三次乙肝疫苗,兩歲多來美國。十歲時計劃暑期回中國六周,鑒於中國的乙肝高發率,我要求醫生加強乙肝疫苗一次,以策安全之考慮。兒子的兒科醫生拒絕,但是做了乙肝抗體滴度檢測,結果乙肝抗體滴度是零,也就是說雖然兒子在中國接種的乙肝疫苗沒有保護性,難道打的隻是生理鹽水嗎?後來醫生就又給我兒子打了三次乙肝疫苗。而且我們自己也都去重複地打了三次乙肝疫苗”。當然我的傳染科主任朋友告訴我們,有些人就是對乙肝疫苗沒有免疫反應。

我是從生物製品所出來的,我們也有相當規模的狂犬疫苗生產線,這正好誘發我講講自己是怎麽從那裏到美國來的。六四後我的那些師兄們,利用我們實驗室的一部老式德國打字機,打英文簡曆和信函申請出國,我長期的印象是需要考托福才能出國,他們說這樣就能去美國做博士後。我在同濟讀醫本科時,聽過一個從美國芝加哥來的教授的講座,美國教授這樣回答觀眾的提問令我印象深刻:所有中國的醫學本科生都相當於美國MD, 所以申請博士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在我後來申請NIH博士後資助時得到了證實:華大內科係主任的批示是:“Chinese MD is OK!”。

人生的很多事情存在相當的偶然性。我經常對學生說,當我們回憶人生,特別是如果我們欣賞那些傑出人士的履曆時,我們會發現影響你人生的關鍵幾步,是在你很年輕時完成的。所以還是中國古人有智慧: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我醫學院畢業被分配到生物所的那天正好在剛從德國回來不久的史教授手下,這就幾乎是上帝安排的,當然我也努力。這或許與同濟相關,因為那年隻有我們兩同濟的和一位上海的畢業生分到了史老師的研究室,那些中國科大,武大或川大的則去了生產疫苗或血液製品的車間。史老師教我們怎麽做單克隆抗體,這個技術在80年代的中末期在中國是相當先進的,北京都派人來學習。我師兄們申請時我也照著寫簡曆,但是我申請時很自然地把我的單抗染淋巴組織的實驗圖譜也附上了。科學的語言是世界性的語言,那些脾髒的染色圖譜全世界的科學家都看得懂,不需要我用蹩腳的英文解釋。現在回想起來我是十分幸運的,我隻寫了2-3封信就有華大教授表示興趣。我當時在家裏帶兒子,實驗室打電話到樓棟說我必須回趟實驗室,因為當時六四之後需要人人交待過關,師兄順便說你還有一封美國來的陽性信,也就是說有美國教授對我感興趣。

經過當時在德國的史老師的鼎力推薦,信中有句“我在中國的實驗室也不錯”,我也聯係了在科羅拉多讀博士的同濟前老師,還請從加拿大回去的同事幫我打電話詢問,我便得到了來華大做博士後的機會。我告訴我媽媽我要去美國了,她死活不相信,隻說要等你上飛機的那天才算數。這事之艱辛還真被我媽媽猜中了,美國的邀請信函在路途走了很久,記憶中超過一個月,明顯有被扯開檢查過的痕跡。信的延遲使我正好趕上在1990年春天中央實施的以014號文件命名的限製出國條款,長話短說,我需要賠償國家的培養費。這文件是政治局在風波之後為限製出國而采取的措施,具體要求是畢業後必須工作滿五年才允許出國,否則必須在海外有親屬才行,這已經把中國人分了等級。虧得他們想得出來,他們進一步把親屬分成直係親屬和旁係親屬,他們也需要懂些人類學才能深入細分。直係親屬為祖父母、父母和自己的配偶,也就是爺爺奶奶、丈夫妻子和父母,如果擁有直係親屬你出國不需要賠償培養費。旁係親屬則指親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也就是叔舅姨姑都行,如果擁有旁係親屬你也可以出國,但是需賠償教育費用,記得本科生是每年2500人民幣,研究生為每年4000,你還允許用工作年限去抵培養費。當時賠錢美國人好理解,現在的中國也覺得應該,但是我們當時考上大學或研究生的那一刻是知道我們讀書是免費的,你不能後來強行擬定契約,這在法律上是經不起推敲的。

直係和旁係親屬的定義可以延伸到配偶的那一方,這條救了我。我們家是我媽媽說的“紅軍長征掉了隊,海外留洋掉了船”的普通人家,沒有任何資源。當時我師兄戲稱我留美是一句歌詞說的“一場遊戲,一場夢”,但是還是應該細讀紅頭文件,回家與太太琢磨文字,想起了她媽媽有位同父異母的兄弟在香港,這樣我通過配偶就有旁係親屬了。但是我們不知道香港那舅舅的下落,便當時決定讓鄰居不時去我們家看看睡覺的兒子,我們趕去漢口的電信樓給香港的表哥打電話,回來後還發現兒子帶被子從小床上滾下來了。

最後算下來研究生加上本科,我需要賠償1.2萬人民幣左右,我90年讀研究生的工資是每月62元,隻有向全家親戚加上我媽的同學借。當年傳說武漢公汽上有人用刀子劃包偷東西,所以我們隻能用餅幹盒子裝錢。賠錢當天,先說好到各家去取錢的時間,乘公共汽車,這處三千,那處三千。一盒子裏裝滿十塊為單位的萬元人民幣,讓生物所的出納數了好長時間。我出國一年多後,傳出生物所會計處有人貪汙了萬元而被抓,應該有我的部分貢獻。

賠這巨款隻是完成了第一步,後麵的路長著呢。當年我和太太一下班就跑湖北省教委彭處長的辦公室,他煩到幾乎可以把我們轟出來。沒有他的批示我不可能拿到現在看似簡單的護照,但是同時辦出國的同濟子弟因為公安局有人可以跳過省教委這一步。就是這位彭處長,他規定不僅要香港舅舅的身份證明,還作為土皇帝做出比北京更苛刻的措施,要求旁係親屬必須全額擔保我。我有華大教授的全額博士後資助,他說那些東西不算,他的理由是他們不希望看到中國公民在美國受苦。北京好多人索性編造出直係親屬的證明,我們從沒想過,彭處長還誓言,這是對國家負責任,誤放一人國家會蒙受成千上萬的損失。他是純粹刁難你,你毅誌力不強的話,前功盡棄。

問題是香港舅舅是不願意擔保我的,通過跟彭處長通融,他同意香港的表哥擔保就行。他當時還網開一麵,我隻要出示中國銀行有4000美元的存款也行,這對於我們窮家小戶是個天文數字,人窮隻有墾求香港表哥花錢弄份隻為滿足彭處長官威的擔保書。我始終感謝史老師的那句話,他說:“隻要你出來了,一切都會好的”。十分艱辛才拿到中國的因私護照,飛機在1990年8月13日從北京起飛香港的那一刻,我真有逃難的感覺,現在仍然慶幸我當年衝破萬難來到美國。

這次我們去聖地亞哥參加兒子博士的畢業典禮,我在第一天帶全家拜訪了我的導師史良如教授和師母,史教授設家宴歡迎我們。史老師在美國公司工作了很長時間在聖地亞哥退休,美國公司把他從德國挖來的,我們使用的眾多抗CD抗原的抗體應該是史老師領導的組做出來的。看見恩師和師母在美國安度晚年,兒孫滿堂,甚為高興。沒有當時我在史教授實驗室學到的他從德國帶回的先進免疫學,我會晚些時間才能跑到美國,肯定也不可能進入擁有美國頂尖醫學院之一的華大。

下麵為我送史老師照片下的留言:

“史老師和謝毓晉教授於1981年訪問德國。

現在講究學術譜係,我的科學源於史老師的教誨,我履曆表中的四篇原始論文都是在史老師實驗室完成的,您還推薦我到美國從事研究,感謝史老師的栽培。中國免疫學受到謝教授從德國帶回的科學傳統的影響,貢獻中國的預防醫學,也使我們受益匪淺。雅美之途敬上。”

我曾經在其他文章中回憶過謝毓晉教授,他是影響我們人生的老牌留德歸國教授。史老師說這張照片是在1981年在德國杜平根的植物園拍攝的。史老師說自己很少留影,這是少數幾張,他看後自然高興。

我曾在史老師的實驗室看過謝教授感歎單抗實現了幾代免疫學家夢想的手寫文字。我是1986年秋看到的謝教授多年前寫給同濟研究生的稿子,令我印象深刻,他感慨自己老了,但是年輕人總是他的希望。單抗是1975年在英國劍橋發明的,謝教授的視野可見一斑,他精通德文,英文也應該不錯。謝教授於30年代在德國留學數年的老牌同濟教授,後來曾經擔任過同濟醫學院的院長,謝教授風度翩翩,一米八的個子,從裘法祖的回憶文章就知道他是多麽尊重這位同濟兄長的意見,裘教授回憶在船上連如何給小費都聽謝毓晉的。人生巧的事情太多,謝教授半個多世紀前得博士的德國弗萊堡大學,正是後來因發明單抗技術得諾貝爾獎的德國科學家Koehler從劍橋返德工作的地方。

合影中可以看出師生在異國他鄉重逢的興奮,也是謝教授故地重遊,還見到40年前的同事。謝教授晚年患肺癌,當時在合影時就已經發病,史老師說醫生始終認為是心髒方麵的毛病。謝教授當年對自己的疾病發展采取不對外說的態度,德國人的影子在這裏起些作用,有些美國人什麽都說,但是謝教授即使到了癌症的晚期,求生的願望仍然非常強烈,直到晩期仍然問裘教授能否再上一次化療。謝教授畢業致力於的免疫學最終仍然沒有救他的命,而他敏銳預測的單抗技術則是現在免疫治療的主力軍,他也沒有看到自己的弟子史教授把它帶回中國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