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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直達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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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左:1949年，時間開始了
1949年，時間開始了
自1840年開始，那個馬可波羅筆下輝煌的帝國，膝蓋殘廢了，常常跪在西方強權麵前哆嗦。1949年10月1日，一個偉大的身軀站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地向世界宣告，這個跪了109年的帝國，從此重新站立起來了，並將有尊嚴的永遠站立下去。
“時間開始了”！才子胡風不知如何能寫出如此不朽的詩句，羨煞共和國不知多少同樣豪情滿懷的知識分子。那天登上了天安門觀禮台的李慎之先生，在50年之後，還因為這神來之筆不是自己寫出，而是由胡風寫出，滄桑之心，平添幾分愁緒。
那天，半個中國還在蔣介石的盤踞之下。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窮寇續追，在中南、西南兩地區，續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把蔣介石最後兩支精銳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肅清，徹底擊碎蔣介石試圖依靠四川與共產黨繼續對峙的美夢。隨後不久西藏也獲得和平解放。
時間在毛澤東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萬萬人民的歡呼聲中、在人民解放軍消滅蔣介石殘匪的炮火聲中，開始了。那些不相信時間從此開始的懦夫們、短視者、嫉妒狂、舊王朝的衛道士們試圖挑戰時間。他們在上海搞金融破壞，狙擊人民幣，企圖用經濟金融的辦法，阻擋共產黨接管政權，以為共產黨真的是他們嘲笑的“軍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經濟上0分”。然而，他們一切試圖阻擋時間前進的努力，在幾個月的時間裏，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們的方法，是他們奉為至寶的純經濟的。因此，即便當時為上海工商界要人，後來官拜鄧小平的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大老板，事後也不得不臣服於新開始的“時間”，跟上時代的腳步。
在內部的敵人和看客們懷疑“時間開始了”的時候，那些習慣了中國人跪著聽其嗬斥的鴉片販子、戰爭狂徒、渾水摸魚者，更在新中國的大門口，以聯合國和保衛自由的名義，發起了一場威脅我主權與安全的朝鮮戰爭。相應的“抗美援朝”，可以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戰爭，但其所帶來的好處卻是萬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義者、偽善家，以為不出兵、保全了幾十萬戰士的生命，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國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澤東犧牲了幾十萬生命，是首惡、是個人野心。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蒼蠅們，隻知道自己的營營，是“時間”最美麗的讚美詩，全然不知道人類的生存的法則。抗美援朝的“二次戰役”之後，時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後來做了鄧小平的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主席決定誌願軍入朝之舉，實是萬分英明、有遠見的決定，事至今日則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當時要讓我來決定，我則會偏於‘苟安’！誠如主席所說，不僅要近視、短視，而且必須遠視、長視。決不可以眼前的，忽視了前途、遠景！‘高瞻遠矚’蓋即指此也。”（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兩朝元老、時代的親曆者、參與者、締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論，營營者們，複有何言？
那些在蔣介石的中國享盡了榮華富貴的體麵人物們，以為複辟的機會來臨，以為失去的江山，可在麥克阿瑟的煙鬥噴出的煙雲中還回來，不失時機地展開了對共產黨人的暗殺和對新中國的破壞。毛澤東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向這些暗藏的氣焰囂張的敵人發起了鎮反運動。那些營營者，對數萬共產黨人鮮活的生命，沒有絲毫的同情，卻對被鎮壓的殺人者的死耿耿於懷，暴露出他們徹頭徹尾的假仁假義和對民族崛起的仇恨。他們把仇恨潑向死後的毛澤東。那個寫了《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的張戎（注：此文發出時，書名和作者都是隱寫的，見流傳在外的原文），不就是一個軍閥的後代麽？！以她為代表的一群，恨毛澤東是理所當然的，那些享受著毛澤東的福蔭的人們，怎麽也營營著呢？
延安窯洞裏曾傳出毛澤東和黃炎培先生關於“周期率（律）”的對話。偉人曾以堅定毋庸置疑的口氣，告訴這位民主人士，共產黨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於是，當黨內一些意誌薄弱者，不顧毛澤東西柏坡時的警告，學起劉宗勉，搞起腐敗的時候，毛澤東果斷了打響了挑戰周期律的第一槍。雖然勞苦功高的劉青山、張子善，人頭落了地，但共產黨的隊伍，從此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純潔，共和國的五星紅旗飄揚的更高。以純潔黨內為目標的黨內“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尚未結束，毛澤東就在黨外發起了一個旨在純潔社會經濟生活的“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毛澤東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黨和她領導下的中國，總是那麽準確的抓住要害，及時出擊。“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後來許多的人們指責，但那終歸也不過是蒼蠅們的營營而已。
“反右”是蒼蠅們營營了半個世紀的共和國的一件大事。感謝蒼蠅們的營營，今天的人們，在這營營中，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場運動。那些被毛澤東信任和重用過的黨內黨外的人士們，下到普通者，上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家領導人，曾辜負了毛澤東和他領導的共和國的希望。他們製造了事端，哭喊著要複辟失去的天堂，當毛澤東迫於黨內壓力，給他們包藏著可憐的虛偽和自尊的精神果殼，輕輕一擊的時候，他們就土崩瓦解，作鳥獸散，躲到暗角裏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老子死了兒子接著哭。更有甚者，居然不承認自己曾經要求共產黨下台，要求各黨輪流執政，不承認自己曾鼓動學生上街，要求共產黨從工廠、學校、醫院滾走。這些人就像強奸了少女的小流氓，提起褲子就不認賬，還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而那些該為擴大化負實際責任的領導者們，先在不負責任的加害中（必須承認這樣的加害也是存在的）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又在後來更加不負責任的“曆史評價”中，把一切責任推給了毛澤東，騙取了善良的人們的信任，攫取了更高的權力。如果說，明知道那些被他們迫害的人士，的確並非冰清玉潔，卻別有用心將他們奉為神聖，是為了政治的需要，尚可理解，那麽，推卸自己的責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澤東的臉上，則是徹頭徹尾的自私自利，該千刀萬剮。好在曆史無窮的嘲笑了這些沒有一點智慧的純粹的投機政客。（注：這些“領導者”或“投機政客”指的是D之流，該文2005年首發於強國論壇，那時討論時政和曆史還有一定可乘之隙，即使不點名，一些朋友也能讀出指的是D集團人物。到了2007年這樣的可乘之隙就少而又少了，我的文字能發出的就逐漸見少）
對“大躍進”的惡毒攻擊，是營營者們又一個偏愛。曆史的看，“大躍進”是前7-8年社會高速發展的慣性之使然，絕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頭腦發熱。它的客觀物質基礎是：1949年立國、三年抗美援朝取得勝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極短的時間和極優秀的效果完成、戰後國家經濟迅速全麵恢複並高速增長以及生產力在短時間裏的全麵提升，對生產關係提出了一個現實的要求，即改變農業的個體分散經營的狀況，改變工業生產結構和形式，向高級的生產關係轉變；其主觀的基礎是：共產黨7-8年的所為，所取得的曆史性的進步，鼓舞了全國人民和全黨的信心，黨內雖然有一些冷靜者，但大氣候已經決定了這樣的一次“大躍進”的嚐試不可避免。真實的“大躍進”其實是一個在農業領域糧食高指標和工業領域鋼產量高指標（製定中就被毛澤東懷疑和壓縮過）為基本標誌的局部經濟領域的大躍進，並非一次社會所有層麵的大躍進，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後果很快就被發現並糾正。但是在後來別有用心的曆史解說中，“大躍進”成了毛澤東個人頭腦發熱導致的一場全國性、全民性的大災難，並直接與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相連接，把劉少奇在毛澤東授意下代表共產黨自我批評提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當作了客觀發生的真實事實，以此否定大躍進實際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大躍進本身的戰略正確性，還一直這樣誤導無知卻處於好奇渴望了解那段曆史的人們。如果在“大躍進”中，違反的隻是經濟規律，那麽別有用心歪曲那段曆史，則是違背了人類的理性、人類的基本良知。
提到“文革”，一些人就像是祖墳山被毛澤東挖了一般，怒不可遏，對毛澤東極盡詛咒之能事。他們把蒼蠅的營營、潑婦的罵街、卑賤者的無恥詛咒和愚蠢者的自以為是，結合起來並發揮到極致。但是，曆史並沒有停止在這些人的狂吠之中。1966年毛澤東給江青寫過一封信，是談文革和林彪的，交由周恩來，先轉林彪本人閱讀(此一點說法不一)，再給江青。這封信，是毛澤東的“咒語”，也是先知帶給人間的福音。今天重讀那信的時候會發現，1966年的毛澤東已經預言了今年中國發生的一切，並預告了未來中國將要發生的一切。那些還沒有讀過那信的人們，去讀吧，也許就像讀魯迅的《阿Q正傳》一樣，需要讀30遍，才解其中味。那個離經叛道的卜伽丘，打響了歐洲文藝複興的第一槍，隨後200年，這槍聲響遍了整個歐洲，始有現代歐洲脫胎而出；在同一時期中國也有個離經叛道者，他頭頂道冠，身披袈裟，足蹬儒靴，向與西方基督教一樣吃人的禮教--新儒學（宋明理學）發起攻擊，但卻被朝廷判了死罪。他就是明代開明思想家李贄。李贄死了，中國的“文藝複興”夭折了。然而，毛澤東隻爭朝夕，用10年時間，基本完成了歐洲200年文藝複興才完成的全部事業。我們有何顏麵去批評“文革”，批評毛澤東？我們真的懂了文革麽？
說毛澤東閉關鎖國，簡直是個彌天大謊。如果說，當時煙霧遮住了人們眼睛，一時還看不到這個縱深的話，那麽，今天因為時間洗刷了曆史沉屙，擦亮了人們的眼睛，大家已經認清了事實。毛澤東從湖南一師開始，就是放眼世界的，他怎麽可能自鎖國門？延安時期，他突破重重艱難，與大洋彼岸的記者們結成好友，現實的目的是讓他們在西方世界宣傳共產黨，長遠的目標則是要與遙遠世界建立互信，建立彼此的了解。《別了，司徒雷登》有多少遺憾留給曆史？那時毛澤東希望美國有他同樣的眼光，看到未來世界裏另一支主宰力量，並與之結合，而不是對立，但是這個彼此的了解，非要經過一場死傷百萬的大廝殺和幾十年的封鎖與反封鎖，才姍姍來遲。換句話說，那扇沉重的國門，是由外麵的敵人關上的。鑒於實際的需要和曆史的必然，毛澤東不得不“打掃幹淨房子再請客”，在打掃房子（恢複和發展經濟、加強和鞏固國防建設、改造國家工業體係、建立新型的文化道德等等）的同時，一刻也不曾忘記“請客”，並將生命的最後幾年，大部分時間用在“請客”上，最終把美國集團怦然關上的新中國國門，從裏向外推開了。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1972年前後的中美、中日、中法、中澳等關係的實質性變化和更廣泛的外交成就的取得，那麽，1979年中國的鄧小平副總理決不可能找到去美國的路！為了給後來者鋪平通往國際社會的道路，毛澤東用盡了最後的力氣。
1976年，巨星隕落了。時間在1949年開始，但沒有在1976年終結。1949年-1976年是毛澤東親自主宰的曆史，1976年到今天則是毛澤東讓別人從反麵解釋前28年曆史的曆史。從1949年到今天，曆史的實際主導者，無疑都是毛澤東。生前的毛澤東讓靈魂坐在雲端俯視人間，看妖魔鬼怪盡現本色，並不時發出預警，但俗眾們無法理解毛澤東的靈魂。於是，那個“荒唐年代”“荒唐”的一切，從哲學家的偉大的頭腦中走出，變成社會改造的具體行動時，幾乎沒有一個人理解哲學家的睿智。毛澤東滿足卑賤者的表現欲和善良者的美好願望，留下了反麵教材。這樣，就有了1976年後毛澤東靠靈魂而非靠肉身加思想主宰的曆史。實際上，從他1949年主導中國的那一刻開始，就有著兩條路線進行著實質性的鬥爭。雖然毛澤東不得不直接告訴他的同誌、他的人民，敵人就在黨內，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善良的人們覺得毛澤東是在疑神疑鬼，是在捕風捉影。
馬克思認為，以往哲學都隻在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毛澤東先是合理解釋了世界，然後按照解釋得到的邏輯和結論，又改造了世界，最後提出了對未來世界的預告和警示。我們中的一些，目光短淺，把毛澤東上帝般的拯救和改造，視為獨裁專製，把他改造了的世界叫做地獄、解釋清楚了的世界叫做烏托邦。於是，一度被毛澤東收歸到潘多拉盒子裏的小鬼大鬼、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就又被放到了人間，興風作浪，比以往更慘烈的禍害世界。今天的學者專家，告訴我們，這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代表了人類的最後歸宿，是此岸也是彼岸，是人性最美好的展示，是人性本真的要求，是人性本身。
馬克思的警告式預言避免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破產，但這並不是說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唯能說明的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優秀政治家和負責任的學者們，及時接受了馬克思的警告，並在馬克思的警告之下，改造了自己的社會，修正了自己的目標，並克製了一些貪婪，把普通民眾的生存，也當作社會和諧最根本的一環，才一定程度避免了社會發展的斷裂，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還最大程度利用了後發國家的“儲存”的市場資源和市場需求，是以犧牲這些國家人民的福祉為前提的。列寧在一個農奴製的蘇俄建立了社會主義，後來經過斯大林的努力，發展起一個超級工業和軍事大國。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毛澤東在自己的國家，在推翻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統治後，在經過了“三大改造”後，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也是發展，因為，無論是列寧還是毛澤東，他們的目標和道路的指向和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隻是在過程和程序上，因地製宜，進行了改造和壓縮，該超越的過程，刻不容緩去勇敢超越。這是實事求是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所試圖超越的，就是那個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殘酷的血腥的原始資本主義，通過社會主義的道路，在物質上去迎頭趕上現代資本主義，並最終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超越現代資本主義。這裏必須要對馬克思之前的原始的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之後，接受了馬克思的警告進行改造和發展後的現代資本主義加以區分。可以說，毛澤東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並取得了實際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然而，毛澤東的路沒有被繼承，那個被毛澤東刻意回避了的原始資本主義，被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照搬到了毛澤東去世後的社會主義中國。一次空前的偉大的社會改造的成果，付諸水流了。毛澤東不是失敗於任何敵人，僅失敗於生命的短暫。那些從不相信毛澤東的人，總以為自己正確，在毛澤東親自主政的時候，他們沒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正確。1976年後，這個機會到來了。他們首先倡導的就是“補課”、“交學費”，許多的人們其實和倡導者一樣，都知道這補課的含義，但人們真誠地虔敬地接受了倡導，同意把一個10億人的國家交給某些人當作過河的石頭。這樣，在“不爭議”的一公斤的智慧下，就有了現在不得不爭議的社會現實。18世紀倫敦上空飄蕩的汙染空氣，200年後飄到了北京上空。這是中國應該遭受的懲罰，還是我們不該交的學費？我深以為懷疑！巴爾紮克、雨果、狄根斯筆下的200年前的一個方麵的歐洲，飛落在今天的中國大地，這是猥瑣與倒退，還是崇高與進步？曆史不會停留在今天，北京上空的黑霧終會消失，飛來的200年前的一個方麵的歐洲，也會再飛走，但它將會是以無數生靈遭本可避免的摧殘甚至死滅為代價的。如果毛澤東的路不中斷被繼續到今天呢？1970年代我們幾乎能造出絕大部分世界最先進的東西，今天我們買來了世界上一切最先進的東西。製造和賣，真的沒有區別嗎？
馬克思在他的《德意誌意識形態》裏說：工人創造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能量和範圍越是增加，他就變得越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變成一種更加廉價的商品。伴隨著物質世界的增值的是與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貶值。勞動不僅生產商品，他還把自己和工人作為商品來生產-與它生產商品成比例。馬克思繼續說：不錯，勞動給富人生產出美麗的東西—但對工人來說，他生產出貧困。它給富人造出宮殿，卻給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給富人生產出美，卻給工人自己產生出殘廢和畸形。機器在取代勞動，但機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種原始而殘酷的勞動中，同時又把另一些工人變成了機器。勞動生產智慧，卻在工人身上產生出愚昧和癡呆。
這是原始資本主義的真實寫照。現在，善良的人們，當你讀了這段文字，你還會否定，馬克思是最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嗎？你還會懷疑毛澤東是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嗎？你還懷疑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夢話一樣的警告還是捕風捉影嗎？毫無疑問，毛澤東不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難能可貴的，更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家。共產黨內，除了毛澤東誰還有資格號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實踐家？誰還敢不知羞恥說自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當然，如果歪曲也是一種發展的話，那麽有人發展了很多。
80年代的某個日子，在天安門廣場聳立了20多年的馬恩列斯的畫像被請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孫中山的畫像。這標誌著共產黨拋棄無產階級的工農道路去走資產階級精英道路的開始。毛澤東的畫像雖然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但在毛澤東曾經的敵人那裏，它成為沒有任何意義的純粹的裝飾物，不再具有生命、意誌、自由、民主的含義，不再具有國家合法性、共產黨合法的含義。他們或許在為那尊畫像煩惱、尷尬。
對於中斷曆史的痛惜，讓人們變得智慧了。苦難的中國，對於她的英雄的時代超越性和曆史使命感的完全理解，命定要在一個中斷曆史的無窮大代價的基礎上完成。誰讓我們是一個隻有孔家的虛偽禮儀而沒有真正哲學的民族！既然我們沒有哲學家洞察曆史和未來的智慧，那就讓現實的慘烈來當我們的老師吧。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氣餒，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毛澤東，有過毛澤東的時代，尤其有過毛澤東的文革後，學會了一點哲學的思考，開始懂得一點曆史的縱深。
其實，毛澤東去世後，遠不到28年，人們就終於理解了毛澤東先知先覺的警告，終於認清了敵人：他們是腐敗分子、腐敗分子的保護人、腐敗的讚美人與辯護人、腐敗製度的催生者、他們也是一些不負責任的文化人、文藝工作者、經濟學家、學者、教授，等等，等等。那是一個長長的名單。生前的毛澤東苦口婆心卻沒有多少人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今天，毛澤東不再說一句話，他曾經熱愛，現在依然熱愛，並將永遠熱愛的人們，就在許多事情上，完全的理解了他。當某些自以為正確的人，以為自己開創了一個新時代的時候，卻渾然不知這個所謂新時代是毛澤東用來教育他的人民的。曆史必然要回歸毛澤東的人間正道。不管這個回歸要多長時間，要付出多大代價，它必然發生。社會主義的事業，不是一個終結的過去存在，從更廣大的曆史視角中看，它恰是一個越來越近的未來存在。這便是曆史的邏輯，我們無力抗拒。“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辯證法大師毛澤東，發揮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從這個鬥爭中的一麵，闡述清楚了這個鬥爭的全部。這就是對馬克思的超越。
毛澤東以前的曆史書，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名字組成，即便出現了小老百姓，那也是盜匪、刁民、流氓、惡棍、刺客，他們中沒有一個是有帝王將相、王公貴族、才子佳人那般“高尚”和“高貴”的。但1949-1976的曆史裏，出現那麽多小老百姓的名字。他們是張思德、雷鋒、王傑、戴碧蓉、董存瑞、黃繼光、王國藩、王進喜、陳永貴、郭鳳蓮、邱少雲、蔡永祥，等等，等等。他們來自江河，來自草原，來自戰場，來自農村，來自工廠，來自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他們是道德星空裏閃爍的星，令我們敬畏，但他們卻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之間行走，他們是我們的學生、老師、同事、戰友、兄妹、父母，他們真實、親切、高尚、脫離了低級趣味。他們是時代的代表，也是我們自己的化身。我們多少人實際上和他們達到了一樣的境界，一樣的道德。隻是真實曆史不必要記下我們每一個名字，就讓他們作為代表載入史冊，就已經足夠證明“高貴者最愚蠢，卑微者最高貴”，證明“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
社會主義與其說是作為一種政治製度被引入，不如說是作為一種人類崇高的新型道德價值體係被接納和被實踐。在毛澤東的中國，這個道德價值體係不是照搬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上的，是結合中國的曆史和現狀，對比了中國和世界文化的優劣之後，旨在為一個龐大民族找到其在世界舞台上應有的位置，而做出調整後的道德價值體係。孫中山慨歎中國是一盤散沙，但他基於少數人，排斥工農大眾的資產階級精英革命，最終遭到失敗，沒有完成對這盤散沙的最終改造。傳統文化“仁義禮智信”倡導的是自下而上的“忠誠”，它的發動者名為孔孟實是皇上，它的落腳點和最終的受益者，也是皇上。正如同黑格爾所言，古代中國隻有一個人是自由的，這個人就是皇上。“仁義禮智信”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持皇上的自由。“溫良恭儉讓”所強調的是封建時代被統治者的個人的修養，也非國家民族精神。因之，社會因為縱向的盲目忠誠和橫向的謙讓，雖然具有一定穩定性和親和性，但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實體，尤其是沒有成為一個團結的、統一的、具有內在凝聚力的政治實體。它表麵上，具有一個所謂文明古國的一切外在特征，它的民眾恭恭敬敬、和和氣氣，社會仿佛吉祥如意、生產蒸蒸日上、商業發達、文化繁榮，但是，它實質上是一盤散沙。這被1840年以來英國人的槍炮和以後一再屈辱的曆史所一再驗證。1840年發生的一切，隻不過是戳破那層紙，讓皇帝的新衣，為普通民眾所知道而已。當毛澤東接掌中國的時候，這個一盤散沙的狀況，並沒有很快得到改變，隻是經過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手工業改造、人民公社化之後，這個社會主義道德體係才初步構建起來，並在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之後才最終構造起來，並為大多數一般民眾接受和遵循，一盤散沙才漸漸成為過去的曆史。在1949年開始的時間裏，過去曆史上皇上一個人的自由，終被全民自由所代替。它的標誌是，對外擁有實質意義上的完全獨立和自由的主權，在內部則建立起個體民眾的主人翁社會自覺，一般民眾有了國家為我，我為國家這種現代國家的公民意識。具體的表現形式則是，男女平等，官民平等，財富在全社會進行基本平等的生產和分配，話語權通過“四大自由”基本掌握在社會普通民眾之手，那些捏著筆杆子的，或主動或被迫成為普通大眾的代言人，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即所謂三大差別，在大範圍高程度縮小。更重要的是，個體成員和國家結成了互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愛國家即愛自己，珍愛自己的榮譽、節操、堅信愛勞動愛人民是崇高的修養，即是愛國家，會得到國家的表揚鼓舞。對“好人好事”即時表揚，並授予各種相應的榮譽稱號，如光榮軍屬、先進生產者、先進個人集體、三好學生、五好家庭、學雷鋒標兵等等，都是這個互信結成的標誌。隨著這個互相的結成，一盤散沙最終鑄造成為國家意誌體：一個由自由意誌統一起來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政治事務中最大的政治實體，最終登上了曆史舞台。那時，我們自己形容為揚眉吐氣。
曆史上的英雄有天生的，有時勢造出來的，有自我成長而來的。秦皇漢武是天生，唐宗宋祖是時勢造成，毛澤東則是自我成長的。革命有兩種，為了自己的革命和為了自由的革命。陳勝吳廣，完不成軍令，就揭竿而起，是為了自己的革命。他們看到和覬覦的是秦二世屁股底下的龍椅和身上的黃袍。他們在魚肚裏放進去的是卑微的道德和我們民族的奴性。斯巴達克斯則不同，角鬥場上的勝利可以讓他在羅馬君主與貴族的歇斯底裏的變態的快樂中獲得自由，但他拒絕了這施舍，因為還有無數人要為那些王公貴族的變態的快樂失去生命，他要為這些人的自由，高昂起頭顱，握緊手中的劍。斯巴達克斯死了，被君主絞死了，但他讓最高貴者懂得了什麽是真正的高貴：自由和為自由獻身的意誌。羅馬帝國動搖了，但西方的自由卻在羅馬帝國最後的轟然倒塌中在現實社會萌芽了，不再隻是希臘哲學家的理想。這是斯巴達克斯的貢獻。毛澤東和斯巴達克斯一樣，所從事的是為了自由的革命。他本可以繼承一份不錯的家業，做個小地主，三妻四妾，享受今天的精英們高揚的所謂“人性”；也可以當個小鄉紳，長袍馬褂，走東串西，為鄰裏鄉親的芝麻小事，操操心，迎來幾分尊敬和心安理得；或者當個教書匠，搖頭晃腦，之乎者也，傳播所謂的仁義道德。但他沒有，他選擇了為自由的革命，選擇了斯巴達克斯的路。普羅米修斯以自己的死，為人類向神要來自由，毛澤東則是代表被壓迫的人向壓迫者要來自由。
1949年前的毛澤東，容易被認作一代草莽梟雄，因為1949年以前的全部革命都可能被誤解為是陳勝吳廣為了秦二世的龍椅和黃袍的革命，而1949-1976的曆史，最終證明了毛澤東不是草莽梟雄、不是為了自己、不是時勢造出來的。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隻是偉人祠裏一個普通的偉人，偉人星空裏一顆普通的星，而1949年後，我們不得不為毛澤東單建一座偉人祠，曆史偉人的星空裏，毛澤東成為了最耀眼的一顆，那些渺小的嫉妒者，試圖遮擋住他的光輝，但總是被他發出的光照見得更加渺小。
基督被猶大出賣，不得不死。他選擇了死，並扛著那個釘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場。毛澤東不得不也扛這樣的一副十字架去死。這個十字架就是“文革”。與基督不同的是，毛澤東自己精心的、自覺自願的打造了這個十字架，並把自己釘了上去。基督的神性就這樣被毛澤東超越了。毛澤東“釘死”了自己，而人民獲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們，虔誠的將他解救下十字架，就這樣他複活了，並將不再死去，並將庇佑每一個弱小者的心靈和魂魄。當他們孤獨的時候，想到這個名字，就不再孤獨；當他們害怕的時候，想到這個名字，就會有力量；當他們失去生的勇氣的時候，想到這個名字，就會看到曙光和希望，就會懂得珍愛生命。
聯合國曾下半旗為一個白人種族曾視為狗的民族的領袖致哀。請問，毛澤東之前的中國人有誰可以獲得這個榮耀？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人有幾個還可以獲得這種榮耀？1976年，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到加拿大，那個視毛澤東為政治宿敵的張國燾無限感慨的說：我們的時代過去了。這個“我們”，是大寫的我們，它代表的是理想、正義、自由、奮鬥、曆史使命和民族的責任。但是，“我們”的時代決沒有過去。
1949-1976的曆史現在越來越清晰了：那是一個建設的，而非破壞的年代；一個理想的，而非庸俗的年代；一個高揚道德的，而非宣揚物欲的年代；一個人民民主自由、揚眉吐氣的，而非少數人獨裁專製的、人民為奴隸的時代；一個自力更生、敢想敢幹的，而非洋奴哲學的、需要阿Q的年代；一個進取的創造了無數奇跡的，而非平庸的無所作為的年代。一句話，一個柏拉圖理想中的哲學王的國家成為了現實的年代。今天，大家認識到了，說“毛澤東時代經濟崩潰”是彌天大謊，說“毛澤東閉關鎖國”是無恥的栽贓，說“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小流氓式的自我辯解，說“文革是浩劫”則是哲學無能者的信口雌黃。我們要感謝毛澤東時代的領袖們，但我們也不能忘掉為那個時代付出了青春、愛情、幸福乃至生命的普通大眾，他們中確有一些無謂的生命犧牲。但這就是曆史，我們要學會悼念亡者和和自我懺悔，但不能忘卻。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1949年開始的時間如是說。
右而左
200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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