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微信群裏和網上，看到好幾篇文章談論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差距。這幾篇文章都對台灣政治上的開明，輿論上的自由，經濟和科技上的發達，健保方麵的完善，以及環境等方麵，比中國大陸的優勢感到讚賞。我沒有到過台灣，對這幾篇文章描述台灣的情況無從評價。我跟台灣的出版商有過一次交往，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

  這次交往，讓我看到中國大陸與台灣出版業的不同。兩年前我寫完《慈祥與殘酷：透視中國式父母之愛》一書。當初我的意願是在中國大陸出版。在寫作的三年時間裏，我了解到中國大陸在父母之愛的問題上，與西方國家和台灣香港都存在太大的差距，並且中國在這方麵的資源非常稀少，至今還沒有人係統地從科學和文化的角度上剖析父母之愛。於是我在網上找到一家看起來有規模的出版社，把書稿發給了這家出版社的主編。

  很快，我就得到主編的回複：出版社非常喜歡這本書的內容，並且讚揚這本書“對中國的家庭教育有振聾發聵之效”，所以經出版社領導審查之後，決定列入他們的出版計劃。接下來按照出版社的指示，我要做的，就是對書稿做一些修改。在接下來的八個多月裏，出版社告訴我他們的進展：排版了、正在做市場調研等等活動。再後來，我收到主編一封信，告訴我，雖然編輯部非常想要出版這本書，然而市場部擔心書印了之後，賣不到錢。所以隻有暫緩出版。我非常不解：為什麽要等八個多月，才擔心賣不到錢呢？直到我跟另一家出版社打了交道之後，才漸漸懂得一點“中國式忽悠”。

  經曆了這次事件之後，我在網上聯係了另外一家大學的出版社。這次，我學到一點教訓。從開始接觸，我就向出版社聲明：有話明講，別等到八個月之後又說不行。我沒想從這本書獲得一毛錢經濟收益，但我沒有錢出版。行就行，不行幹脆點，千萬也別再忽悠。對方保證隻要我修改一些內容，其他沒有條件。老實講，這家出版社的幾位編輯，都做了不少的工作。但又過了好多個月之後，他們還是擺出他們的難處：你沒錢不行啊！   

  今年初，在一位讀者的建議下，我把書稿發給了台灣的信實文化出版公司。這家出版商也是我在網上看到的。我看到有“文化”兩個字，我就發過去了。

 幾個星期之後，我收到信實文化出版公司的楊文玄總編的回信。他在信中說，編輯們認為這是一本有價值的書，他們決定出版。並隨信發來合同的式樣，裏麵清清楚楚列好了稿費的結算方式，以及贈給作者的本數。信中說，如果我沒意見，他們會郵寄來蓋好公章的合同，我簽字後留一份，寄回一份給他。在這份合同裏，我不需要承擔任何出版費用。出版社也沒有要求我按照他們的意見修改書稿。他們隻告訴我，在規定的時間內，修改我想要修改的文字。

  我按時修改了文字並發到出版社。兩周後，楊總編發來已經排版的書稿，征求我對排版的意見。他說，如果我沒有意見，書稿就要送印刷廠了。今年七月底，不過五個多月的時間，書已經在台灣出版了！      

  那天，我和西雅圖西華報的張靜宜編輯一起喝茶。我們談到這本書的出版過程。我告訴她，信實文化公司對出版這本書的態度與做法，讓我很感動。她對我說，台灣人對文化的提升很有責任感。如果出版社看到對文化有價值的作品，他們不會計較錢的得失，他們就是會去出版。

  她的話讓我對中國和台灣在出版行業之間的差距感慨。我看到台灣出版社看重一本書稿的文化價值，並且不遺餘力推動文化傳承與提升；而中國的出版社看重錢的利益，不太在意書稿的內容。台灣的出版社說話辦事直接了當、清晰、透明；而中國的出版社心裏想要錢，但往往轉彎抹角，忽悠了半天，又回到起點。台灣的出版社依法律法規辦事，給寫書的人覺得省心、放心，有信任感；而中國的出版社變幻無常，讓寫書的人鬧心、揪心、無所適從。我想，對於海外的作者，當他們寫出好的作品，他們一定會樂意選擇與台灣的出版商合作。我不知道，大陸出版商為了錢而忽悠的做法，對於中國大陸出版業會產生怎樣的效果？而這個結果又會在大陸的文化產生怎樣的影響？   

《慈祥與殘酷：透視中國式父母之愛》被台灣中央研究院、台北市立圖書館、台北彰化高級中學圖書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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