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曾在多家媒體長期做記者和政治分析員的羅納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觀點驚人的文章：“美國正在愈加分裂，可能將永遠如此——20世紀中葉的大‘融合’可能才是反常”。（America Is Growing Apart, Possibly for Good——The great “convergence” of the mid-20th century may have been an anomaly.）（見上圖截屏。）

其實布朗斯坦該文是介紹邁克爾·波德霍澤（Michael Podhorzer）私下寫給一小群活動人士一封信的內容。波德霍澤長期以來一直是工會政治戰略家，同時也是研究選舉的進步團體合作組織“分析家研究所”（Analyst Institute）主席。他在該信中得出的結論是：紅州和藍州是完全不同的產物。所謂美國，其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不安地共享同一個地理空間。“當我們考慮美國時，我們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就是把它想象成一個單一的國家，一個由紅色和藍色人群組成的交織混合體。但事實上，我們從來都不是一個國家。我們更像是一個由兩個國家組成的聯邦共和國，藍色國家和紅色國家。這不是一個比喻；它是一個地理和曆史的現實。”

（注：在美國，政治上紅藍色分別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代表，也可以理解為紅代表共和黨，藍代表民主黨。保守派主導的州就被稱為紅州，自由派主導的州則為藍州。）

權利平等和經濟平等給紅藍州帶來過融合期

在波德霍澤看來，紅州和藍州之間越來越大的分歧代表著我們回歸到了美國曆史上大部分時間的分離線。而這些分界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建國時確定的，是當時奴隸州和自由州的區別。這是理念上的區別。

紅藍州的另外一個區別可以用研究各州差異的華盛頓大學政治科學家傑克·格倫巴赫（Jake Grumbach）的話來概括：紅州作為一個群體，在廣泛的經濟和社會成果方麵落後於藍州，包括經濟生產力、家庭收入、預期壽命以及阿片類藥物危機和酗酒造成的“絕望之死”。許多經曆了強勁就業增長的紅州，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其偏向藍色的都市地區。

美國曆史上紅藍州隻有短暫的融合期，就是20世紀的中期。那時的基本趨勢是更加趨同、融合。

造成這種融合的一個因素是法律學者所稱的“權利革命”。這是國會和最高法院的一係列行動，主要始於20世紀60年代，這些行動加強、提升了全國性權利的底線，減少了各州限製這些權利的能力，造成更多的趨同。這場革命的關鍵內容包括《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的通過，以及最高法院推翻各州禁止避孕、異族通婚、墮胎以及後來對同性親密關係和婚姻的裁決。

融合的另一個因素是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一般習慣稱他為FDR）在國家級別的投資緩和了地區差異，其著名的“新政”包括1930年代的農村電氣化，對管理水域、水運和提供廉價電力有極大貢獻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建立，對農產品價格的支持/補助，社會安保係統的建立，為K-12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提供聯邦援助的“偉大社會”計劃，以及老人醫療保險和窮人的醫療補助。

這些民權和民生方麵的投資（以及這兩個時期的大規模國防開支），從20世紀30年代到1980年左右，穩步縮小了那些曆史上在公共服務和經濟發展上花費不多的舊聯邦各州（也即是今天我們說的紅州）與全國其他地區之間人均收入的差距。

不過，這一進展在1980年後停止了，在接下來的30年裏，這一差距基本沒有變化。根據波德霍澤的計算，自2008年以來，位於紅州中心的南部各州，在人均收入方麵再次不斷落後於藍州。

波德霍澤和布朗斯坦的觀點是，現在紅和藍之間日益擴大的分歧和對立，是21世紀美國的一個決定性特征。

川普當選是美國再度走向分裂的典型象征

對波德霍澤來說，現在越來越多的分割意味著在短暫的融合期之後，紅藍陣營美國成立之初即存在的根本性差異正在重新浮現。他認為，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他所說的，“紅色國家的一黨統治”的回歸。

通過一些複雜但有說服力的統計計算，波德霍澤記錄了吉姆·克勞（Jim Crow laws，19世紀末期到1965年間實施的各種種族隔離法律）時代的曆史模式的回歸。在那個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政黨（當時支持種族隔離主義的民主黨，既現在的保守派共和黨）人為製造了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在紅州取得了遠遠超過其民眾支持水平的政治主導地位。現在共和黨人在紅州通過讓選民注冊和投票變得更困難的法律，以及使共和黨人幾乎鎖定了對許多州立法機構的無限期控製的嚴重選區劃分，重新製造了不公平的政治競爭環境。華盛頓大學政治科學家格倫巴赫也說：“在這些州，由於民主倒退，形成了一種極度不公平的結果。”

事實也證明，紅州的共和黨已經利用其州一級的權力優勢，幾乎鎖定了隨後很長時間共和黨對州立法機構權力的掌控，甚至在聯邦層次也創造了相當的優勢。

而且種種跡象表明，今天的共和黨已經不滿足於紅藍州各自為政，而是要利用紅州在聯邦參議院席位上的天然優勢（人口少的紅州與人口眾多的藍州都是同樣每州兩個參議員席位）和不公平選區劃分帶來的眾議院優勢，達到不僅統治紅州，也統治藍州的目的。這又必然加劇了分裂。

川普這樣一個最具分裂作用的人會獲得足夠的民意當選總統，實在也是當今美國分裂程度的一個證明。（有人不承認川普當選代表了民意，因為他普選票低於希拉裏。但是，競選總統靠選舉人票是大家都知道的規矩。希拉裏競選團隊也是去拚選舉人票的。而且川普說了，如果是靠普選票當選，他的競選策略就會不同。他這樣說是有道理的。）

川普當選是民主黨的錯？

美國為什麽會出現川普當選總統這樣的現象？這絕對是一個百萬美金的問題。特別是相當多的桑德斯支持者轉而投票川普，邏輯上似乎很難解釋。

川普當選後民主黨內普遍soul searching（自我反省，往往指觸及靈魂深處，帶反省性質的尋根溯源）。但我覺得把這個問題說得最透徹的是哈佛著名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令不少人不解的是，桑德爾認為責任在民主黨身上。

不可否認，共和黨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裏根為富人的大幅度減稅，是貧富差距加大的罪魁禍首。（所謂涓滴理論是說富人手裏錢多了，就會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財富會像涓涓細流一樣，從高處向低處滋潤，高處的富人有了盈餘，低處的窮人也會被眷顧，如上圖的上半部所示。共和黨借此理論給富人大規模減稅，事實上卻是如上圖的下半部那樣造成大規模財產向富人轉移，窮人並沒有被惠及。）

隻是，為什麽桑德爾更責備民主黨呢？他的意思是，共和黨的理念本來就是最大範圍、最大程度地追逐資本。而適當約束資本主義，為民主負責，為不那麽健康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權力集中和不平等提供一種平衡，並尋求更公正的社會，一直是左翼黨派的曆史使命。

此宣傳畫列出理解民主黨政府在民權、民生方麵所做出的成績，然後問：你能不能給出一項共和黨的成績？

桑德爾指出，FDR新政之後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的確是始於裏根。但是克林頓和奧巴馬也都助了一臂之力。克林頓雖然軟化了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的嚴酷性，但他對裏根時代市場機製是實現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這樣的核心前提沒有提出挑戰，而且還鞏固了市場信仰。根據這一信念，克林頓政府接受了對市場友好的全球化版本，並歡迎經濟的日益金融化。

克林頓政府與共和黨人一起推動全球貿易協定和放鬆對金融業的管製。這些政策的福利主要流向高層人士，而民主黨人在經濟上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和政治中日益增長的金錢力量方麵幾乎沒有作為。奧巴馬作為候選人所激發的道德能量和公民理想主義並沒有延續到他的總統任期中。他在金融危機中上任，任命了曾在克林頓時期推動放鬆金融監管的經濟顧問。在他們的鼓勵下，他在不追究銀行對導致危機所負責任的條件下對銀行進行了救助，而不是去救助那些失去房產的人。奧巴馬的另一大失誤是擁抱以接受高等教育為擺脫貧困的唯一手段，卻沒有為勞動階層也提供一條通向中產的途徑。

對救市的憤怒給奧巴馬的總統任期蒙上了一層陰影，並最終助長了跨越了政治光譜的民粹主義抗議的情緒：在左邊，是“占領華爾街”運動和伯尼·桑德斯對希拉裏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資格的嚴峻挑戰；在右邊，是茶黨的崛起和特朗普的當選。

就是說，左翼政黨幾乎全盤接受了右翼的市場思維和市場價值觀。所以桑德爾說左翼政黨在約束市場經濟方麵的缺席才是最具後果的：川普當選並不是偶然。換一句話說，川普當選是果，不是因。

今日的民主黨能不能重新擔當起自己的曆史責任？

如果說美國今天回歸到巨大分裂是因為左翼政黨政策的缺席，那麽民主黨能不能重新讓美國成為一個以融合為主流的社會。

拜登是因為川普當選才決定再次出來競選的。他最初的目的就是打敗川普。記得拜登在初選的早期強調的是我們必須回到川普之前。我當時心裏說，這遠遠不夠啊。如果隻是回到川普之前，那不就還是能夠產生川普這樣總統的土壤嗎？好在拜登後來明白了，提出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新政。

最後拜登不僅打敗了川普，而且也真正試圖大刀闊斧地推行類似FDR新政規模的政策，從基建到環保，從醫改到公共教育的提升，從移民改革到幼兒保育福利等等......

也許拜登畢竟不是FDR，他在政策細節上似乎達不到FDR的水準。（美國曆史上也就隻出現過一個FDR，是不是？至今美國還沒有第二個展示出FDR那樣的政治視野、預見、智慧和手腕的人。）不過，即便不是FDR，能夠走半程也是很好的開端啊。但是，拜登也沒有FDR推行新政時所具備的民主黨在兩院的絕對優勢。特別是參議院，民主黨隻有50票，隻要有一個民主黨議員不讚成就連簡單多數也拿不到，何況參議院往往是需要60票才能通過一個法案呢。

現在的情況有點像一個惡性循環：民主黨在過去的40年的確沒做好，就像桑德爾說的，所以失去了相當一部分選民的信任。現在要改弦更張，必須贏得足夠的選票才能起步。但口說無憑，在沒有做出成績之前，如何重新獲得選民的信任？尤其困難的是，2010年共和黨利用人口普查後重新劃分選區的機會，幾乎鎖定了紅州絕大部分選區的選情，使得真正的民意不那麽容易得到體現。

2010年的選舉被公認為是共和黨一舉改變權力平衡的時刻

共和黨策略家/運作人員克裏斯·揚科夫斯基（Chris Jankowski）很久以前就意識到州一級政治運作經費短缺，而華盛頓那些全國性運作雖然資金雄厚卻少有作為。他相信自己用那些全國性操作資金的10%就可以在州一級達到更好的效果。而2009年《紐約時報》一篇預測2010年人口普查後的選區重劃可能會重塑選舉局勢的文章給了他一個靈感：通過掌控州一級權力可以實現有利於共和黨的選區劃分，並可以此來控製州和全國的選舉。

說幹就幹，揚科夫斯基立即在全國範圍內推出了一個叫REDMAP（直譯就是紅圖）的項目。下麵的故事從一個側麵反映了REDMAP的運作內容和方式。

緬因州的藍山鎮（Blue Hill）是一個美麗而又偏僻的小鎮。那裏的人淳樸，友好，那裏的生活平靜，安詳，甚至連政治競選都不帶火藥味。

2010年，民主黨的吉姆·舒茨（Jim Schatz）與共和黨的布萊恩·蘭利（Brian Langley）競爭一個州參議員職位。蘭利的口號是“不要做激進主義者，隻需要積極參與。”他的競選策略就是把他自己的藍莓派食譜印在競選傳單的反麵。他說，食譜比他的政治觀點贏得了更多的選民。而舒茨的競選策略簡單直接到就是“請投票給吉姆”。在此之前，他靠這個策略贏得了八次選舉。

但是沒想到，這一年秋天畫風突變，舒茨受到大量不實廣告攻擊。一般人們自然會想到廣告來自對手蘭利，但是蘭利也被這些廣告搞傻眼了。他請州裏一個共和黨大佬打聽來的結果是，不知道這些廣告來自哪裏，但肯定不是來自緬因州內的任何共和黨機構。後來廣告越做越醜陋，蘭利認為會對自己有負麵影響，於是他花錢做廣告，聲明那些攻擊舒茨的廣告不是他做的，也不符合事實。

隻是，蘭利的廣告太遲了，舒茨敗選。這是共和黨自1992年以來第一次在這個選區贏得選舉。而那些不實廣告就是REDMAP項目的部分內容。

因為揚科夫斯基提供的資金對州一級選舉有壓倒性的優勢，結果是，REDMAP項目在2010年的選舉中獲得了大豐收：在全國7,383個州立法席位中，共和黨那一年增加了近700個。共有21個州的州議會由民主黨多數變成了共和黨多數，導致共和黨在25個州掌控了參眾兩院。這是全國的一半地盤。而這隻是開始。

接下來，共和黨控製的州議會一個接一個地重新劃分選區，使得州和聯邦選區的選情“天然地”有利於共和黨，同時還出台了各種各樣針對民主黨選民壓製投票的政策和法律，如采取嚴苛的證件要求，在低收入和少數族裔集中的地方設置遠低於需要數量的投票點等，給民主黨選民製造投票障礙，使其難以翻盤。

2012年，REDMAP項目成績卓著，立竿見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贏了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州議員候選人在賓州共贏得51％的選票，但他們隻獲得州議會中28％的席位；俄亥俄州議員選舉，民主黨與共和黨得票率差不多是對半開，但共和黨獲得了16個州議員席位中的12個。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也是那一年，共和黨一下子在眾議院增加了64個席位，成了多數黨。

前麵已經說過，因為參議院的組成是無論州的大小，每個州都是兩個參議員，所以普遍州人口偏少的紅州在參議院席位上天然占有優勢。現在通過REDMAP的作用，共和黨在眾議院也有了“天然”優勢，加上總統選舉的選舉人票製度也是對保守派候選人更有利些，當然也因為上麵所說的民主黨40年來的政策造成基本盤選民流失，最後就有了2016年共和黨同時掌控兩院和總統的時刻。

選舉是有後果的，難道這個後果真的讓美國民主走入死循環了？

一次選區重新劃分，至少直接影響十年的選舉，而且十年後直接效果依然在。同時，間接的影響也大到難以估量，不僅僅是製定的選舉法對民主黨選民嚴厲打壓，還有很多終身法官的任命......揚科夫斯基下的這盤棋非常大。

揚科夫斯基完成了REDMAP項目後轉向大法官候選人提名工作。後麵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川普提名的三個大法官全都是極端保守的，與他們相比，非常保守的高院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幾乎要成為左派了。所以才有了最近高院的一係列曆史性倒退的判案，如剝奪對婦女墮胎權的保護。在控槍、環保、政教分離、公平選舉等方麵也都走在曆史倒退的路上。

選舉是有後果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體現得一覽無餘。

但是，美國就真的從此走入死循環了嗎？也許2018和2020年的選舉結果可以給人一點啟發。

都說物極必反。2016年沒有人認為川普會贏，但他就在共和黨建製派都放棄了任何幻想後意外地贏了。川普給了共和黨實施一些政策和任命聯邦法官的機會，但很可能也是川普毀了共和黨。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還記得上麵說的揚科夫斯基的REDMAP項目可以保障共和黨下一個人口普查前在州和聯邦議員選舉上有“天然”優勢嗎？怎麽2018年居然讓民主黨拿下了眾議院多數呢？用揚科夫斯基本人的話來說，是川普破壞了這一切。因為川普的出現改變了選民意向，那麽按照原來選民意向劃分的選區就不起作用了。我至今記得2018年選舉日在投票站工作時所經曆的前所未有的忙碌，用川流不息，絡繹不絕來形容來投票的人群一點也不過分。

再看2020年總統選舉，川普獲得了74,223,369票，超過奧巴馬2008年創下的69,498,516票記錄。但是，拜登又以81,282,916票超過川普，同時還贏了選舉人票，贏得選舉。這是怎樣的一種選舉熱情啊！雙方麵都是！

2020年佐治亞州的參議員選舉也是一個奇跡：因為11月的選舉中沒人獲得50%以上的選票，按照佐治亞州的選舉法，必須在2個月後再次對決。本來11月選舉時兩個席位都是共和黨候選人領先，但1月份對決時兩個民主黨候選人居然雙雙勝出。要知道，一般對決選舉投票率都相對較低，而共和黨人一貫在對決選舉中有遠高於民主黨人的投票率。這一次居然反過來了。

寫到這裏，不禁想起去年選舉日我在投票站工作的情景。去年新澤西州雖然有州長選舉，但重頭戲居然是各種地方選舉。我特別留心了我工作的選區的投票情況，在一個既不是大選，也不是中選的選舉小年，參加投票的人數居然超過了特別忙碌的2018年！（2020年我沒有參與投票站的工作，而且那一年大多是郵寄選票，所以無法用投票站的情況做對比。）而且人們參與最多的是地方選舉，不是州長選舉。在投票站工作已有大約10年了，哪一次都不似去年那般讓人感覺到選民都帶著一種特別的目的，一種我有話要說的決心來投票。在新澤西不同郡的投票站工作的一個朋友也有同樣的體會。

所以我相信，死循環還是有可能打破的，隻是需要額外的努力。

結語

本文原創首發於“正義補丁”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