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9日是慶祝美國奴隸製結束的日子。從法律上來說，美國奴隸製已經結束155年了。但是，最近美國因弗洛伊德之死而爆發的大型遊行示威活動持續不斷，且發展到幾千個城鎮，說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黑人遭受的歧視就是在今天依然非常嚴重。
最近，美國華人圈裏，無論是華一代還是華二代，都在討論華人是否應該支持這次抗議活動，而爭論往往集中到一個焦點：黑人的遭遇是不是咎由自取。“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黑人是因為太懶，隻想吃福利才落到這個地步”等言論在華人輿論界很有市場。溫和派的聲音也非常受歡迎：所有的問題都是經濟問題。黑人的問題還是要靠黑人自己解決。
這裏講一個黑人農民的故事，並希望通過這個故事看看到底是不是黑人的問題隻是黑人“自己的問題”，到底是不是黑人自己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
現年44歲，小名朱恩（June），居住於路易斯安那州Iberia縣的溫塞斯勞斯·普羅斯特（Wenceslaus Provost），是家裏第四代黑人蔗農。朱恩5歲就跟著父親下田了，爸爸幹農活，他在田裏玩耍。他第一次駕駛拖拉機時才7歲。18歲高中畢業時，朱恩已經是一個種甘蔗好手了。那年，他正式去了他父親2500英畝的家庭農場工作。2006年，他父親因為健康原因退休，朱恩就開始了購買父親農場的過程。
到了2014年，無論從哪方麵看，朱恩都是成功的農民。他耕種著近5,000英畝的土地，曾在18歲時贏得路易斯安那州每英畝甘蔗最高收益的比賽——每英畝產8588磅糖，比平均水平高出57％。2008年，路易斯安那州農業局授予他Iberia縣年度農民稱號。
但是，朱恩最終也沒能逃脫絕大部分黑人農民的命運。2016年他失去了農場，2018年又失去了自己的房產。根據美國農業普查數據，在2007年至2012年之間，Iberia縣的黑人農場經營者減少了44.7％，而白人農場經營者同期隻減少了12.3％。隔壁的Vermillion縣，也是朱恩大部分農場所在地，黑人農場主在2002年至2012年期間減少了17％，而白人農場主則增加了6％。2018年在全國範圍內，黑人占農場主比例不到2％。
朱恩對所住地區黑人蔗農有詳細記錄，1983年該地區大約有60個黑人蔗農，到2000年減為17個，2018年隻剩4個了。
美國農場主普遍麵臨下一代不願意從事農業工作的問題。但是，為什麽黑人農民數量的減少遠比白人嚴重呢？有一種說法是黑人懶，不好好經營，最後破產了。如果你仔細觀察，真的會發現黑人農場往往在季節來臨時啟動比較晚，有時甚至晚幾個月。這自然造成收成不佳，長此以往，不破產才怪了。
隻是，懶，真的是黑人失敗背後的原因嗎？不是說魔鬼在細節嗎？我們不妨仔細審視一下朱恩破產的過程和原因，看看到底有哪些細節在起作用。
美國農場操作的普遍規律是：每年開春前，農民從銀行貸款，購買除蟲劑，肥料，添置、修理設備等。秋季收獲後再償還貸款。這是因為美國農場操作費用巨大，沒有貸款無法運作。像朱恩這樣規模的農場，一年運作大約需要二百萬資金。也正因為這是農民生存的基本要求，這些貸款都是由美國農業部（USDA）擔保的。這個與美國百姓購房時政府的角色很類似，可以理解為一種間接福利。
2008年是朱恩接手他父親農場後第一次去申請貸款。因為以前他父親貸款的那個銀行不再接受企業貸款了，朱恩就去了另外一個銀行，First Guaranty Bank。
令朱恩不解的是，他的貸款經曆與他爸爸的非常不同。不是他爸爸的經曆多麽令人愉快，事實上，黑人農民申請貸款幾乎沒有不被歧視的。但是，朱恩在這家銀行的貸款經曆大大超出了一般的歧視範圍。
首先，貸款批準超乎尋常的遲。通常農業貸款都是每年的2月就獲得批準，而朱恩的貸款申請被一年年推遲，有時甚至遲到6月才被批準。
然後，貸款額不可思議的低。以2008年的情況看，甘蔗的生產成本為每英畝615美元，但朱恩隻拿到每英畝194美元的貸款。
還有，貸款條件極為苛刻。銀行一再提出不合理的財產擔保和監督條件，既貸款的應用必須得到USDA的逐項授權。
一年又一年，朱恩的貸款申請就是這樣不斷重複的走鋼絲，不僅人的精神備受折磨，甘蔗產量也因資金嚴重短缺和經常耽誤季節大受影響，而低產又給銀行苛刻的貸款條件提供了新的理由。去地區的USDA辦公室抱怨也毫無效果。
直到2014年5月一位銀行職員對朱恩爆料，朱恩夫婦心裏長久的懷疑才被證實。那位職員說朱恩是那個地區銀行唯一被特別對待的客戶，銀行故意拖延貸款，故意要求額外擔保。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銀行居然偽造朱恩的簽名，修改申請款額。
朱恩夫婦聘請律師，指控該銀行違反多項法律，對朱恩比同樣情形的白人要求了更多的擔保，最後將朱恩的個人房產，他父母的房產，農業設備，USDA的農業付款，農作物和這些農作物的收益以及設備租賃付款等都納入擔保資金範圍。所以朱恩一旦破產就意味著失去一切。
幸運的是，那位爆料的銀行職員同意做“吹哨人”為他們出庭作證。現在這個官司還在進行中。但是，自這個官司開始，朱恩就無法得到貸款了。他運作的近5000英畝田，有的是租的，有的是自己的，他隻能不斷減少生產規模，並不斷賣地。
朱恩夫婦會懷疑銀行作梗並不是空穴來風，黑人長久以來被銀行係統歧視是有案可查的，美國史上最大的民權賠償案就是Pigford訴Glickman案，那是1997年美國黑人農民鑒於聯邦政府在農業援助和貸款方麵存在係統性的種族歧視，對USDA提出的集體訴訟。最後政府承認有不當行為，並達成了23億美元的和解協議，賠償1981年至1996年間遭到USDA歧視的黑人農民。
但是這個案子的處理，不僅賠償金的數量不足以彌補很多農民所遭受的損失，更不可原諒的是，除了賠償，USDA沒有做任何改革，當年的問題沒有解決，歧視還在繼續。這就是今天朱恩的故事。
在路易斯安那州，蔗農每年產出1300萬噸甘蔗，創造價值約30億美元。由於政府限額生產，又有保護美國市場的關稅，甘蔗是一種有利可圖的農作物。
黑人從做奴隸時開始，就在蔗田裏勞作。獲得自由後，往往以租田的方式，繼續種甘蔗。當他們有了一點積蓄後，自然會去買一塊地。逐漸地，他們擁有越來越多的土地。到1920年代，美國黑人共擁有約100萬個農場，占當時全國所有農場的14％，這也正符合黑人人口數量的比例。
但是在隨後的幾十年中，該數字從14％降至2％以下。為什麽？因為，對白人來說，有三件事讓他們害怕。
（1）黑人為自己幹活，白人就失去了為他們服務的勞動力。
（3）“我”怎麽辦？“我”的優越，“我”的特權和“我”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脅。
當白人共同麵臨這樣的威脅時，他們會怎麽做是不難預料的，尤其在南方。
因為USDA是擔保人，所有的銀行貸款都必須經由縣USDA委員會批準，而委員會幾乎是清一色白人，絕大多數情況是，委員會成員本來就認識那些白人農場主，甚至可能是一起釣魚、打獵的朋友。當某個黑人農民對某個白人農場主造成威脅時，委員會成員對白人農場主“幫一把”是太正常了。
但是，朱恩所承受的遠不止貸款上的“特殊待遇”。可以說有一種“敵意”始終伴隨著他，那是一種像影子一樣無法甩掉的東西。
2014年夏日的一天，朱恩發現三隻死貓整整齊齊排列在他的拖拉機上。貓身上沒有傷痕，估計是BB槍或絞殺的結果。朱恩明白：“這是一個警告。”第二天，朱恩發現另一輛拖拉機的窗戶被擊破。沒過多久，又有人在他妻子安吉·普羅斯特（AngieProvost）的田裏置放煤渣塊以破壞設備。整個收割季各種明顯的破壞活動就沒斷過，機油一次次被從車輛中排出，燃油管充滿水，他們幾乎沒有一周不發生什麽事故的。
也是2014年，安吉和朱恩注意到會有車輛停在安吉的田地附近，那些車輛的司機們看著她工作。朱恩認出其中一人是MA Patout＆Son糖廠的代表，他與該公司簽有收割和加工甘蔗的協定。
朱恩知道搞破壞的是懂行的人，知道拖拉機的原理，目的就是要把他們的生意搞垮。連續接到幾次報告的副警長告訴他們：“有人正不惜一切代價要獲得你所擁有的東西。”
朱恩2007年與MA Patout＆Son糖廠簽了一個合同：在今後的14年中，朱恩的甘蔗將交由MA Patout＆Son糖廠以協議價收割和加工。這個合同對雙方都有責任和義務的約束：朱恩的甘蔗必須全部由這家糖廠處理；糖廠也必須接受朱恩所有的甘蔗，且價格恒定。
2015年，在甘蔗收割季節隻剩一個月就要結束時，MA Patout＆Son指控朱恩把甘蔗給了另一家糖廠，屬毀約行為，因而他們決定終止合同。不過該糖廠對當年的甘蔗提出了一份臨時協議：可以負責收割朱恩的甘蔗，但極大地提高了價格。
朱恩決定不接受這樣的強製性合同。他一邊對MA Patout提起緊急訴訟，一邊自己收割甘蔗。後來，MA Patout＆Son悄無聲地處理了朱恩大約300英畝地的甘蔗，但朱恩還是有幾百英畝甘蔗來不及收割浪費掉了。朱恩估計這個損失超過百萬美元。而這是造成朱恩破產的最後一根稻草。現在，朱恩與糖廠的官司還在進行中。
在後來的法庭程序中，MA Patout＆Son提供了朱恩送甘蔗去別家糖廠的照片。但是朱恩說那是他在幫助他妻子安吉運甘蔗，他們夫妻的農場是分別注冊的。2014年安吉曾試圖與MA Patout＆Son簽合同，但被拒絕。
朱恩家族是從他曾祖父那一代開始擁有土地的。後來他的祖父又買下了一塊33英畝的地，並在上麵造了房子。他父親更是傳奇般地繼續擴大蔗田，為家族積蓄了一筆“遺產”。
隻是，好景不長，朱恩的父親貸款申請越來越難。後來，銀行拒絕給朱恩父親貸款，除非朱恩和他兄弟一起擔保。為了父親，他們都簽了字。結果，朱恩父親退休時，還欠著銀行的債。後來朱恩的農場一直在資金嚴重缺乏的狀況下運作，往往雇不起足夠的工人，朱恩一個人幹幾個人的活，經常是早上3點就下田。他媽媽曾勸告他放棄，但朱恩說：“媽媽，我不能，這是我的生命。”其實他不能放棄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是父母房產的擔保人，他無法放棄自己的父母。
但朱恩最後也沒能逃脫農場破產的命運。尤其殘酷的是，因為銀行不合理地要求他提供額外擔保，他的破產還同時影響到他的家產。2018年9月，朱恩的房子及周圍的土地被銀行拍賣，賣給了唯一的投標人First Guaranty Bank。是的，就是那個為朱恩提供苛刻貸款的銀行。朱恩與妻子一起搬進了他媽媽的家。但是，他媽媽的房子也麵臨止贖訴訟，也許不久他們兩代人都將無家可歸......
朱恩的一位律師昆頓·羅賓遜（Quinton Robinson）說，世代債務的積累凸顯了放貸人對待白人和黑人農民之間的差異。“你看白人農場社區，農場可以順利地從一代傳到下一代。你再看一看黑人農場從一代到下一代的過渡，那是一片混亂。他們把朱恩父親的債堆在他身上，朱恩不可能生存下來。”
朱恩的話令人深思：“他們總說需要年輕人來做農民。他們沒有說的是，他們隻是要年輕的白人來做農民。”
已經在維權路上走了幾年的朱恩夫婦還在繼續為奪回自己的資產抗爭。他們現在公開講述自己的故事是為了幫助人們了解南方黑人農民所經曆的歧視。今天的朱恩夫婦早已脫離了小我，脫離了個人的苦澀，正在為促進和保護所有黑人土地所有權而奮鬥。
他們懂得，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不是唯一也不是偶然。安吉說：“不要認為是係統被破壞了。這個係統正在按照其原本設計的目的工作......這種歧視不僅錯綜複雜，而且就是係統性的。”她說維權難的部分原因是，在南方很難找到民權律師或富有同情心的政治家為你發聲。而大量資金流向甘蔗業則造成了一種難以抗衡的壟斷文化。在聯邦那裏所有農作物的遊說中，甘蔗是排第一位的，使其成為南方的“現金王”。
朱恩夫婦認為需要從兩個方麵來解決問題。第一是法律上，必須擴大民權法的時效法規。
安吉說，很多人聽說了我們的故事後說，“哦，這就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啊！”很多黑人家庭幾十年前被剝奪了土地，依照現在的法規，他們已經失去追索權了。“因此，我認為（維權）其中很大一部分將是製定我們的民權法，使它們更像刑法，因為它們是危害人類罪。”
他們現在經常去各個學校與學生交流，但他們更大的目標是建立一個遺產中心，讓人們了解農業及黑人農民的曆史和科學。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教導年輕人，財富的積累源於土地所有權，而且必須將農業與奴隸製這兩個觀念脫節。他們不希望隻要一提到黑人農民，就隻是早先黑人做奴隸的形象。安吉說，“並不是要貶低他們，因為我們是站在他們肩膀上的。而是說，我們對自己的遺產具有擁有權，對我們所建造的，我們是有一份權利的。更重要的是，這是我們的故事，這故事應該由我們來講。”
這就是美國黑人的現狀。他們每往前走兩步，就會被推回去一步，有時甚至退的比進的更多。本文前麵說過，到1920年代，美國黑人擁有的農場占當時全國所有農場的比例，正好也是黑人人口數量的比例。需要怎樣的勤奮和努力，才能夠從零起步達到與白人並駕齊驅！
還有，不少人承認黑人曾經被歧視，但那是過去式，已經是曆史了。朱恩的故事告訴我們，既是過去式，也是現在進行時。至於說“所有的問題都是經濟問題”，朱恩的故事也告訴我們，黑人麵臨的經濟問題是特殊的，不同的。而且，這怎麽看都不是黑人“自己的問題”，也不是黑人自己能夠解決的。
朱恩失去的部分土地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白人農民手中。《紐約時報》去年電話采訪了他，問他如何看待朱恩的故事。那位土地的新主人說：“如果你認為我拿了他們的地，不對。是土地的主人拿下了他們的地。土地的主人要把地給一個農民，他們找到了我。他們想把這個故事說成是白人與黑人的事情，但是這與白人黑人毫無關係。他們是很糟糕的農民，這是他們失去田地的唯一原因。他們是我們這個地區最糟糕的農民”。
而他口中這個“糟糕”的黑人農民，一度耕種著近5,000英畝的土地，曾在18歲時贏得路易斯安那州每英畝甘蔗最高收益的比賽——每英畝產8588磅糖，比平均水平高出57％。2008年，路易斯安那州農業局授予他Iberia縣年度農民稱號。
朱恩的律師之一桑德斯說，朱恩的案子，“是一個黑白分明的案子，就好像白天與黑夜，正確與錯誤......其實踐方式隻能描述為來自最黑暗的地方。”難怪安吉要強調奪回話語權，黑人的故事“應該由我們來講”。
其實，不是誰來講的問題，而是真相是什麽。人們為什麽抗議遊行，為什麽抗議的浪潮持續不斷？就是因為還有人看不見真相。聽聽上麵這個白人農場主的話就知道，消除種族歧視的路還非常非常漫長，也必定是非常非常艱難。
近來的燒遍全國的抗議甚至是騷亂，幾乎悄悄地把新冠病毒的消息從新聞頭條上擠下去了。人們也許感到奇怪，麵對新冠疫情中十萬人的死亡，社會選擇了默默隱忍，而為什麽一個人的慘死，就立即引發了全國人民走上街頭的抗議火焰？
這是因為滲透在整個體製毛細血管中的種族主義，持續時間太長，令人窒息太久。在這樣的現實之下，再去空談信任現行體係的自然改良，是多麽的不切實際。
沒有任何正義的人會去支持暴力和對無辜人的傷害。但馬丁路德博士曾說：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Unheard（騷亂是失去話語權之人的聲音）。如果整個社會都對係統性的不公義長期熟視無睹，那麽我們每一個人都在給未來社會的大爆炸埋下火種，也是在給自己和我們的子孫後代敲響喪鍾。
認清真相隻是第一步，但這第一步非常重要。根據福布斯6月9日的報道，74%美國人支持這次抗議活動。這是一個從來沒有過的新高，說明情況真的在起變化！
這個變化也觸及到了華人社區，尤其是因為華二代的介入，促使一些以前不會參與這類討論的人也被卷入其中。表麵看，這個事件在華人中造成了幾乎是空前的分裂，實質上是更多的人開始思考，也開始對話，特別是兩代人之間的對話。我們需要做的是，繼續了解真相，繼續對話，繼續思考，希望最終能夠付諸於行動。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oct/30/america-black-farmers-louisiana-sugarcane?src=longreads
https://bainesreport.org/2020/03/the-legacy-of-black-land-ownership-a-conversation-with-june-and-angie-provost/
https://www.colorlines.com/articles/last-plantation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04/podcasts/1619-slavery-sugar-farm-land.html?showTranscrip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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