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確診人數已過2萬，遠遠超過了17年前的非典。埃博拉病毒2014年在西非的廣泛傳播，與今日武漢的情形非常相似。回頭審視那個疫情被控製的過程，應該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美國CDC的海報：美國CDC應對西非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通往零病例之路。（本文圖片全部來自CDC網站。）
西非2014年埃博拉病毒傳染數據總圖。總感染人數為27,000+，死亡11,000+。
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失控後，美國、中國、法國和其他很多國家都派出了頂尖的科學家和醫療隊去幫助控製疫情。投入最多最大的是美國的CDC。本文將把筆墨集中於美國當時的參與及事後的行為。
西非各方麵條件都不好，很多地方連正常供電都不能保證，更不要說什麽負壓隔離病房了。但是，決心比條件更重要。
沒有條件就要善於變通。這意味著，醫護人員的各種操作必須額外的小心，意味著很多加倍的付出。事實上，美國CDC在國內一個訓練點的模擬病房，就是沒有負壓的普通病房，而且也參照西非當地條件，設計得非常簡陋。隻要工作做到家，簡陋的條件照樣能夠消滅疫情。
美國CDC為培訓醫護人員，在阿拉巴馬州的Anniston建造了與西非條件相對應的模擬病房。這是一個模擬埃博拉病毒治療單元的內部。可以看出，條件非常簡陋。（現在武漢搞的簡易的“方舟”病房，完全沒有隔離，絲毫應該參照這裏，用個屏風。“
需要適應、變通的地方很多。當時不少國家都派了專家，也盡量利用當地的資源，很多東西沒有統一標準。實驗室工作人員說，僅僅是送來樣品容器的多樣就非常挑戰。不要說來自各個係統的“標準”容器了，甚至有用咖啡壺的，也有用玻璃罐的。但最挑戰的是樣品的標示，一旦讀不懂或讀錯，問題就嚴重了。但實驗室專家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創造了奇跡。
塞拉利昂的Bo實驗室的第5小組是該中心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隊員全部為女性的團隊。她們在簡陋的條件下，創造了幾項紀錄：一天之內處理162個樣品；21天內處理2,012個樣品；28天內處理2,700個樣品。
參與CDC這次行動的Leisha Nolen這樣說：“創造性具有與條件和資源同樣的價值。如果麵臨的情況是，沒有錢，人們都已筋疲力盡，也沒有別的選擇可言，發揮一點創造性思維，可能正是解救的法寶。”
條件越簡陋，越需要創造性思維。
沒有負壓病房以及其他條件的限製，自然給醫護人員的安全帶來挑戰。2014年10月，一位參與這次聯合國組織的援助活動的蘇丹人被感染，最後不治死於德國醫院。這個消息震驚了醫療界。
對類似這樣的事故，美國CDC雙管齊下。第一是全力以赴救人，包括專機運回美國治療。在西非，一共有七位美國醫護人員被感染，最後大都治愈了。
CDC工作人員Lindsey Horton在幾內亞的埃博拉病毒治療站演示如何清理感染的體液。
第二是重新審視保護措施，采取新標準，新的操作規程。光是人員重新培訓就花了大力氣，真正是不計成本，一絲不苟。
CDC的口號是，醫護人員的安全不能100%保證是不能接受的。
美國CDC專家到達西非時，疫情早就失控了。這也是美國CDC援外抗疫第一次遇到如此嚴重失控，挑戰是空前的。
對付傳染病經典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治療病人，同時杜絕所有傳染源。然後就是等待疫情過去。
但CDC專家7月初到達西非，采取了上述措施後，等到9月份了，新病例增加的速度還是絲毫不減。說明還有沒被發現的傳染源。
2014年9月的疫情圖像。紅色代表疫情活躍。此圖表明，當時疫情非常嚴重。
2015年1月的疫情圖像。紅色代表疫情活躍。這是治疫開始後剛剛看到一點起色的時候。
2015年2月的疫情圖像。紅色代表疫情活躍。該月開始，疫情明顯減輕。
2015年3月的疫情圖像。紅色代表疫情活躍。可是看出，情況越來越好。
2015年4月的疫情圖像。紅色代表疫情活躍。這時候疫情大部分都控製了，隻集中於一個小的區域。
沒有捷徑可走，隻能繼續做更深入、更細致的工作，找出所有被忽略的傳染源。這意味著必須找到每一個角落裏的患者。
西非各方麵條件都不好，包括交通。要保證沒有一個角落被忽略，工作人員用開車的，步行的，搖船的，開摩托的，甚至動用軍用直升飛機的，去到每一個目的地。工作人員要在邊遠地區搭帳篷安營紮寨也是常事。總之，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傳染源。
Dan Martin（中）與同事Mohamed Okala Sankoh和James Fornah乘坐人力木筏穿越塞拉利昂的一條河流。這樣被拉過河去的除了工作人員，還包括一輛吉普車和一輛摩托車。
一支“快速隔離和治療”的團隊花一天時間趕去一個邊遠村莊。最後一程是靠一支獨木舟完成的。
美國CDC主任Tom Frieden博士對此做了很好的總結：“這就像撲滅森林大火。留下一根燃燒的餘燼，該流行病可能會再次複燃。這餘燼可能是未被發現的一個病例，未追蹤到的一個與病人接觸過的人，或是醫護人員未得到有效的保護，或者一次不安全的葬禮。”
就這樣，一邊努力去堵找到的每一個傳染源，一邊等待疫情的減緩。隻要新病例數字不減，就繼續尋找，繼續深挖。終於，在第二年的2、3月份，新病例明顯減少，人們開始看到了希望。等到CDC完成滅疫撤出西非，已經是2016年的9月了。
一年又九個月！這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持久戰。
如果控製傳染隻是找到傳染源，那還不是最難的。挑戰來自多個方麵。
當地人對埃博拉病毒不了解，而西非的很多生活和文化習慣都不利於疫情的控製。所以，科普也是抗疫的重要一環。為此，CDC與當地政府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
負責埋葬的團隊在塞拉利昂埋葬一位死於埃博拉病毒的人。
埃博拉病毒的特點是，患者的傳染性自發病開始越來越強，如果最後不治而亡，屍體的傳染性非常非常厲害。不經適當處理的屍體，後患無窮。可是當地的文化習慣不接受深埋這樣的處理方式。多少次，抗疫工作人員坐在死者家裏，與家屬交談，告訴他們必須深埋。這樣的談話經常是5、6個小時，甚至更久，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正是這種絕不放棄的精神，才保證堵住了每一個漏洞。
這樣的工作，往往需要不同專業的專家。看看美國CDC整個行動派出的專家陣營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係統工程：流行病學，感染控製，實驗室分析，醫療保健，緊急情況管理，信息技術，健康交流，行為科學，人類學，後勤，規劃和其他學科。
CDC各方麵的專家特別強調利用各種專業知識，強調團隊的合作精神。這不僅體現在人員配置上，也體現在工作方法上。
CDC實驗室工作人員在位於塞拉利昂的Bo的實驗室處理從樣本測試中獲得的數據。
CDC微生物學家James Graziano和病毒學家Johanna Salazar在塞拉利昂的Bo的實驗室測試埃博拉血樣。
整個團隊采用係統科學的管理方式，讓各個專業的合作成為順理成章的有機結合。比如，實驗室專家的工作也融入整個管理係統，與其他團隊成為一體。
要控製疫情，快是關鍵的關鍵，就好像是一個與病毒傳播的賽跑，看是病毒跑得快，還是你堵得更快。要快，實驗室檢測的速度也至關重要。
剛開始工作時，檢測速度跟不上，一個樣品往往需要5到7天才能得到檢測結果，主要是樣品在路上的時間太長。為了提速，實驗室工作人員動足了腦筋，特別是尋找可能的合作夥伴，有效利用所有可能利用的資源。經過不斷的努力，他們很快做到了一個樣品在24小時內就可以知道結果。
CDC病毒特殊病原體處副處長Pierre Rollin對速度深有體會：“從過去20年的經驗你可以看到，如果被感染的人能夠在2到3天內被隔離，你就能夠阻止傳播鏈。”
正是這種永不滿足永不放棄的態度，使得這個團隊越戰越強。
美國CDC不滿足於僅僅是消滅疫情。團隊還在西非現場奮戰時，CDC就開始在美國國內運作，把病毒在美國傳播的可能性減低到最小。采取措施如下：
- 加強入境的防查。
- 人員培訓。一旦有病例出現，有足夠的人力資源。
- 把美國能夠檢測埃博拉病毒的實驗室從原來的3個擴大到56個。
- 建立埃博拉病毒特別團隊。一旦在美國發現埃博拉病毒，可以立即派這個團隊的成員到現場。
- 設計了一個三級醫院的結構：（1）一線醫院，（2）埃博拉評估醫院和（3）埃博拉治療中心。每一級別的醫院各司其職，形成一個流程操作。
為落實上述措施，CDC派出一個由感染控製、職業健康和實驗室診斷方麵專家組成的隊伍，視察了全美21個州及華盛頓特區總共81個醫療機構。到2015年7月為止，已經有51個醫院被CDC認證為埃博拉病毒治療中心。
這就是美國CDC操作的理念：防患於未然。
我一直反對那種美國的對外支援是純粹善舉的說法。是善舉，沒錯。同時也一定有self interest（自身利益）在裏麵。但這是雙贏，帶有自身利益又有什麽不可以呢？
世界上哪裏有災難，美國總是派出最強的隊伍去支援。從災難中學習是美國的一貫行為。這種支援同時也是最佳的實習機會。畢竟，像地震，墮機，翻船等事故發生的機會不多，更沒有人希望等到發生在自己身上了才開始學習、訓練，所以這種學習方式是最聰明的。
而總結了別人的經驗教訓後，就回來製定法律、規程，避免發生同樣的事故，才是最智慧的學習方式。英語中有一種說法，Don't learn the lesson the hard way，就是這個意思。
美國當然也從自己的災難或錯誤中學習。不僅是學習，還要問責。大的事件，都會成立獨立的特別調查委員會，產生的報告一是公開，二是要交給國會，由國會問責。國會也要對調查委員會負責人舉行聽證會，對報告問責。911事件就是一個例子。911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的範圍包括為什麽對這麽大的事件沒有一點預測，情報部門是不是有失職？事發後，各種救援是不是到位，有沒有錯誤的決定等等。該調查曆時1年半多，采訪了10個國家的1200多人，審閱了兩百五十萬頁的文件，包括一些機密文件。
天災難防，人禍才是最令人難以釋懷的。問責的目的就是希望盡可能避免人禍。
本文由作者授權原創首發於《美國華人》公眾號，此次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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