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多家媒體獲得了一份特朗普私人律師邁克·科恩（Michael Cohen）的財務報告，裏麵有科恩通過一個空殼公司從多家企業、公司獲得的付款記錄。如此私密的信息被透露出來及其不尋常，引發了一場“誰是深喉”的猜謎遊戲，財政部總監也啟動了一項調查尋找消息來源。本周三《The New Yorker》（紐約客）上一篇2018年新科普利策獎得主Ronan Farrow的文章《Missing Files Motivated the Leak of Michael Cohen’s Financial Records》解開了大部分迷。

“風暴姐”的律師Michael Avenatti在多方媒體上透露特朗普私人律師的經濟秘密。（《華盛頓郵報》視頻截屏。）

原來泄密的是一位政府的執法官員。而他泄密的動機是因為發現有兩份關於科恩的財務報告從財政部維護的一個叫FINCEN（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的數據庫中“消失”了。該執法官員對Farrow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任何東西從係統中消失過......。這是銀行的一個保障係統。也是一個信息儲存中心。當應該被儲存的東西不見了，我立即就會警覺、擔憂。這也是為什麽我鋌而走險站了出來。”於是，他通過“風暴姐”的律師Michael Avenatti，把這些對特朗普極度不利的信息透露了出來。風暴姐是號稱與特朗普有過一夜情的成人電影明星Stephanie Clifford（藝名Stormy Daniels，故稱為風暴姐）。

“風暴姐”的律師Michael Avenatti向媒體提供的有關特朗普私人律師的SAR報告。（《華盛頓郵報》視頻截屏。）

政府要求所有銀行對任何可疑的金錢往來，如有洗錢、欺詐嫌疑等的金錢交易，都必須提供給政府一個SAR報告（suspicious-activity report，可疑活動報告），而所有的SAR報告都將永久保存在FINCEN數據庫中，可供成千上萬的執法人員和其他聯邦政府人員進行搜索。並不是所有SAR報告都代表違法行為，但這些報告可以為執法人員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就如泄密的執法人員所說，從來沒有數據從FINCEN數據庫中消失過。這件事被披露後，多方專家也有各種猜測，比如，是不是現在政府開始限製部分人對部分報告的閱讀權限？但為什麽單單就是這兩個報告不見了呢？也有人猜測是不是調查“通俄門”的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或是調查科恩經濟問題的紐約南區的檢察官暫時對外屏蔽了這兩個報告。但這樣的舉動在FINCEN數據庫的權限控製上是聞所未聞的。

所泄露的SAR報告中透露科恩從多家公司獲得收入。（《華盛頓郵報》視頻截屏。）

上周泄露的科恩獲得的多方付款信息都來自於同一個由First Republic Bank銀行遞交的SAR報告，First Republic Bank就是科恩的空殼公司Essential Consultants, L.L.C所用的銀行。該份報告中詳細羅列了科恩從製藥公司Novartis、電信巨頭A.T. & T.，以及一個與俄羅斯政治寡頭Viktor Vekselberg有關聯的投資銀行獲得的數十萬收入。也包括在報告內的還有韓國公司Demeter Direct, Inc.。上述的後麵兩個公司又都有非常蹊蹺可疑的背景。

Viktor Vekselberg與普京關係密切。（《華盛頓郵報》視頻截屏。）

從公開的材料看Demeter Direct, Inc.是一家韓國食品公司。但該公司現在已經下線的網站卻表明這是一家全球谘詢公司。在科恩的賬戶被暴露後，該公司的執行總裁Mark Ko告訴CNN說他其實是作為一個主要由韓國政府擁有的航空公司的中間人。根據First Republic Bank銀行的報告，2017年11月，就在特朗普總統訪問韓國的同一個月，該航空公司付給科恩15萬美金。而同一時期，該公司正在爭取一個頗具爭議的、與美國空軍的數十億美元的合同。

科恩從一家叫Columbus Nova的公司得到過8筆付款。Vekselberg所擁有的一個公司是Columbus Nova的最大客戶。Vekselberg的親戚Andrew Intrater、Columbus Nova的執行總裁，向與特朗普相關聯的事業捐贈了30多萬美金。科恩與Columbus Nova的交易被列入SAR報告是因為Columbus Nova在向科恩的空殼公司轉入大筆資金的同時，也給特朗普的就職典禮及其他事項做了大筆捐款。

自科恩的空殼公司在First Republic Bank銀行開始業務之後，該銀行已經向政府遞交了三份SAR報告。上周被泄露的是最近的一份，涵蓋了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包括了近百萬美金的金錢往來。這份SAR報告中還提到了另外兩份SAR報告，第一份跨越了7個月，涉及1百多萬美金，第二份雖然隻是3個月的時間段，卻涉及超過200萬美金的交易。這就是那位泄密的執法官員所說的“消失”了的兩份報告。報告中的金錢交易究竟涉及哪些個人或公司仍然是個謎。現在能夠猜測的是，種種跡象表明，科恩空殼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最終都進了科恩的私人腰包。Morgan Stanley獨立遞交的SAR報告說明，在同期的三個月內，科恩在Morgan Stanley建立了兩個賬戶，並分別從他的空殼公司向他的私人賬戶存入了三張支票，金額分別為兩張25萬美元和一張50萬美元。

還有多個其它銀行都遞交了與科恩相關的SAR報告。有的銀行還將從新聞中獲得的信息聯係起來，拚湊出比較完整的信息。可以看出，科恩在利用他與特朗普總統的關係，以可以影響白宮作為誘惑，從多家公司獲得收入。

依照法律，SAR報告是嚴格保密的。FINCEN的規則是，泄密者的最高懲罰可達250萬罰款和5年刑期。這次泄露秘密的這位政府執法官員深知此舉所擔的風險。他對Farrow說，“我不相信泄密者能夠有一個安全的港灣”。他承認，“說我現在害怕極了是說輕了”。但是，“文件被從係統中刪除這樣的事，對我來說是更深層的恐懼”。正是對其後果的恐懼才使他鋌而走險，泄露了SAR報告。

把《五角大樓文件》透露給媒體的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於1972年在電視上。

美國曆史上類似這樣泄密的人不少，眾所周知的就是泄露“水門事件”的“深喉”馬克·費爾特（Mark Felt）和把《五角大樓文件》透露給媒體的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費爾特很幸運地沒有被暴露；艾爾斯伯格則是在媒體報道《五角大樓文件》後主動公開自首的。他自首時這樣說：“我覺得作為一個美國公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我無法再以合作的方式對美國公眾隱瞞這些信息。 我這樣做絕對是給自己製造了危險，我也準備好了麵對這個決定帶來的一切後果。”

現在這位泄密者能否安全過關，取決於很多因素，其中《紐約客》該文作者Farrow也將扮演一個重要角色。Farrow是調查記者、律師，也是出過書的作家，他對Harvey Weinstein性醜聞的深度報道為其贏得了普利策獎。這個爆炸性報道會不會最終作者和泄密者都全身而出，非常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