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官員為什麽總撒謊

官員為什麽總撒謊

問題暴露後，人們總是發現官員又撒謊了。

官員為什麽總撒謊？我認為一個原因是，官員撒謊通常是成功的。所以，許多謊言我們可能並沒有發現。這才是彼得定律的原因：“在一個等級製度中，每個職工趨向於上升到他所不能勝任的地位。”撒謊是人類競爭中的一個有力手段。撒謊有時很明顯，有時是一種藝術，我們為之感動為之陶醉，沒有意識到那是謊言。

總之，人是最愛撒謊的動物，也是最善於撒謊的動物，撒謊是一種重要的行為方式。每個人一生中都撒過謊，而且很可能有時他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撒謊。撒謊尤其是一種政治工具。撒謊很難徹底根除。原因在於，它是一種利己行為，源於人類的貪婪和恐懼。在過度競爭的環境中，人更容易撒謊。今天整個人類都麵臨過度競爭，過度競爭同樣源於人類的貪婪和恐懼。過度競爭造成的國家間衝突，使我們麵臨毀滅的危險。而人類最大的謊言往往來自國家間的過度競爭。

好的社會與體製內會更有效的抑製體製內成員的撒謊。對於政府官員而言，撒謊不僅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手段，它的危害還在於撒謊並沒有真正為社會創造價值或解決問題，所以放任官員撒謊最終會為社會帶來損害，甚至災難。

簡單來說，撒謊是為了在與人競爭中獲得優勢，進取型撒謊；（官員獲得政績與升遷。）或者，逃避危險，保守型撒謊；（官員掩蓋過失。）但還有一種撒謊常常被忽略，即習慣性撒謊。習慣性撒謊是環境對於個體心理和行為模式的一種塑造，使撒謊成為一種習慣性的反應，個體遇到事情總是不假思索習慣性的掩蓋了真相。這是一種程度更深的非理性行為。當年韓寒的造假事件就是一例。後來人們發現這個可能根本沒有寫過小說但是個很不錯的賽車手的著名作家，麵對公眾質疑，幾乎事事都在撒謊造假，連測量身高時都不老實的偷偷提起腳跟增加幾厘米。

與其說中國的官員為什麽喜歡撒謊，不如說中國的官場為什麽不能有效抑製官員撒謊。

當然，這是中國的專製體製的一個固有問題。它由個人專權而缺乏廣泛的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下級以奉迎糊弄上級為目的而忽視公眾的訴求與利益。而上級一個人專權時很難有效的監督每一個下屬的行為。同時，在可以自由言論的環境中，人更願意說真話，有勇氣捍衛正義。社會的輿論監督可以彌補官僚體係中監督的不足。這些問題在這裏不多討論。一方麵大家都耳熟能詳，二則，也無法一時解決。我們需要對於撒謊做更具體也更深入一層的分析。

官員為什麽又撒謊了

所以，僅就這次疫情做具體的分析，我們會發現這一次官員撒謊既有一定的代表性，又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性在於，這次災難本質上是一場傳染疾病的暴發。要正確應對它一定要具備現代的傳染病學的知識。代表性在於，當年薩斯暴發時官員同樣選擇了撒謊，同時為了越來越多的事件將需要非常專業的知識和能力才能認知、理解和應對。

那麽，如果從傳染病的角度分析，謊報疫情隻能獲得暫時的心理安慰，不能真實的解決問題控製疫情。而疫情不控製必然不斷加重，最終真相一定會暴露，但那時官員就已經造成災難，並且這時災難由一場自然發生的災難變成屬於官員的個人罪責了。所以，謊報疫情實際上是以紙包火。它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

根傳習近平1月7日指示：不要因疫情造成恐慌而影響春節節日氣氛。這種情況是非常可能的，我認為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無知，而非邪惡，這是由於教育的問題，習慣性政治思維和一個民族的心理習慣造成。我們的最高領導人和地方官員缺乏對疾病的科學認識，尤其對流行病學的認識，不知道在流行病發病過程中個人防護不僅對於個人，而且對於整個人群整個國家的疫情控製和消除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隱瞞真相導致災難，最終，最高領導人和具體負責人都要收拾局麵，自己的名譽受到損傷。而要想有效的做到個人防護就要及時告知真相，普及科學防護知識。而春節又是中國最重要的節日，官員不喜歡被疾病衝了節日的喜慶。所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邪惡和憤怒的事情。是一個有關教育的事情。

所以，就本次疫情來說，政府撒謊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無知。

無論有無造福子民振興帝國的宏大願景，每個官員行為的根本目的是要避免自己造成災難，最終還要自己來收拾殘局承擔責任。

專家共治的時代

這次災難其實反映出今天我們在進入一個專業化的時代。政府官員的執政要麵臨思維和方式的轉變，政府的體製也要隨之變革。官員的執政涉及的具體問題越來越多的都歸屬於某一專門的學科，在這一學科內形成精深的知識體係和方法論，不容易被普通人所理解與掌握。因此，官員執政必須越來越多的與各種學科的專家合作，受到專家的指導，或者說與專家共同執政，共享權力。這其實也是對行政權力的一種分權與製約。這也是西方的廣泛民主與群眾運動式的自由在今天越來越顯示出弊端的一個原因。

當然，今天這種觀點可能還不被多數人接受。畢竟今天我們距離官員與專家共同執政非常遙遠。很多人仍然相信個人的直覺判斷，許多與社會和人相關的學科還遠遠沒有達到成為能夠準確預測的真正的科學。但是，即便如此今天政府的執政與決策和50年前相比已經非常不同了。今天我們正在越來越多的依靠數據和專業分析。

感覺或直覺獲得的有效性很多時候隻是一種假象。

就像我們曾經運用煎煮青蒿的方法治療瘧疾近2000年，我們一直感覺是有效的，而今天我們又認為既然已經被應用了2000年，所以它一定是有效的。但科學研究發現煎煮過程滅活了青蒿的有效抗瘧疾成分，其實是無效的。隻有用科學方法提煉出青蒿素，我們才不再需要中藥複方，單純以人工合成的化學物質就可以穩定有效的防治瘧疾了。這樣的例子簡直多得數不勝數。（然而，人們仍然相信古老的思維。）同樣，官員決策也應該成為一門科學，而不是僅僅一種道德人性的問題，要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形成科學的知識體係，讓官員掌握並運用，使官員成為一個政治專家而非政客。

非理性決策與理性決策

其實，即便不考慮流行病學的具體內容，僅就應對疫情的決策做一些理性的分析，而不是憑直覺和習慣不假思索的反應，也有助於更好的對應災難，避免習慣性決策的錯誤。（群眾的習慣性抨擊謾罵政府其實和政府習慣性決策是一致的。）

如果理性分析，首先應該全麵考慮應對災情的不同方式，從中選擇出一種最有利的方式。比如，應對災情至少還有一種可能的方式就是，不是掩蓋或淡化災情，而是把災情按最嚴重（或更嚴重）的情況報告和公布，即誇大危機的策略。這樣會不會更加有利呢？首先即便在專製體係內渲染嚴重災情未必會引起統治者反感，因為當災情重要時更容易使統治者一下專注於災情本身。同時，如果官員隨後控製了災情那便獲得了更大的功勞，即便不能完全控製，也會為自己日後減輕責任。這樣分析遇到災情似乎不但不應該隱瞞，反而誇大嚴重性對自己更有利。而且，誇大了災情之後有利於引起上級、同僚和民眾的注意和參與，並且對於自己也是一種督促，反正災情最終要由自己解決。

這樣看來，隱瞞災情實際是因為恐懼和無知導致的一種非理性的決策。而誇大危機才是理性的更劃算的策略。

當然，這裏麵還有一個我們的民族性格的問題。我們中國人比較溫和，比較講究人情，我們喜歡說別人愛聽的喜慶的話，不喜歡把事情說的嚴重，讓人焦慮。所以，我們遇到事情總是喜歡往好的結局想，往好的結局說，而這樣想和說的結果是，使得我們又受到潛在影響，不願意做最壞的打算。就像這次疫情，我首先探討的是病毒攻擊的問題，因為這是最嚴重的後果。結果許多人看了就受不了了。他們不是認真考慮這種危險，不願意為最大的危險做好準備，而是立刻非常不快甚至生氣，進而輕率的不經論證簡單否定，或者生氣，進行“是何居心”或“其心可誅”式的道德批判，即他們不再談事隻專注於論人了。甚至考慮到我寫這些文章的收入問題，文風追隨央視或環球時報問題。其實，美國一直以來采取的正式誇大危機的策略，常年誇張潛在威脅，甚至是偽造威脅，做最壞的準備，積極應對可能的危機。因此，這種誇大危機的策略使得美國保持科學、軍事和經濟的優勢，並對任何具有潛在可能的軍事和經濟領域內的對手做到了在危機出現之初就有效的打壓從而化解了未來的危機。

（同樣，因為春節又是中國最重要的節日，官員不喜歡被疾病衝了節日的喜慶因此要求淡化疫情報道。也是一個值得分析的策略。因為，如果反其道行之，也可能更有利於塑造一個親民愛民關心人民健康的形象。西方多黨政治由於存在競爭，所以更容易進化出合理有效的行政策略。）

如果理性分析，誇大危機對執政者和人民都是有利的。但在國家間它又是製造更大危機一種行為。因為，誇大危機也是一種謊言。而謊言發展下去總是趨向產生災難。所以，這個問題其實非常複雜。

那麽，僅就這次疫情我們看看更加西方化的香港如何對待的。

“2019年12月31日武漢通報疫情當晚，香港食品與衛生局召開專家會，評估防控措施；1月3日，特首到西九龍高鐵站視察出入境口岸的預防措施；1月4日，港方通報7例疑似病例，並公布應變計劃、啟動‘嚴重’應變級別；1月8日，特區政府將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納入‘法定監管傳染病’。香港是否小題大做？這是很多人的疑問。”

我們不應把這種做法僅僅看作一種愛民。它是一種應對危機的策略，是一種專業性，是政治官員與專家的共治的結果。

而香港的病毒學專家曾軼曾表示：“這是一場戰爭。”一直以來這位專家對於每次疫情的表態似乎都比較激烈，有時像憤世嫉俗，但這正是一種做對付最壞情況的誇大危機的策略。需要注意，尤其在缺乏言論自由的專製的體製內，如果對待疫情采取保守謹慎的態度，極容易形成一種為了不承擔任或得罪上級或同僚而采取一種含糊的態度，以謹慎為名實則相互推諉誰也不說出危險的真相，這進一步形成一種壓力，誰也不能說出真相了。最終就是名義上的謹慎實際造成災難，禍國殃民，而到頭來還是地方官員要付出責任。所以，掩蓋真相是一種無知的自我傷害的謊言。

決策現在已經是一門被日益深入研究的科學。這裏我隻是通過這種粗淺的分析，希望人們認識到，今天是人類正在經曆從感性行事向理性決策的轉變的一個大過程中。我們應該放棄過去曆史形成的單純道德化或固執於意識形態中看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而逐步采用科學的方式分析問題。把問題科學化，專業化，並用科學的語言來描述，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和解決。

從我們這裏的分析可以發現官員撒謊並不隻簡單是一個製度邪惡，政府邪惡，共產黨邪惡，領導人邪惡的問題。具體到這次疫情，它有可能隻是一種習慣性的自我傷害並對社會製造災難的非理性決策。它產生的根本原因是：

無知。

教育的意義

所以，我認為對於我們的官員進行專業化的教育非常重要。不是僅僅學習黨的思想、馬克思的理論和領導人的指示，更重要的是科學的專業化的知識和方法論的普及和運用。科學理性的思維方法比知識更重要。

這場疫情的發生和我們的教育有著深刻的關聯，在後麵的文章中我還會繼續分析。這裏我認為，如果能在中學開設一些現代管理科學、決策科學、公關科學等新興的學科的基礎知識，尤其是科學的思維方法的普及教育，可能是非常有益的。接受這樣教育的孩子們長大後進入政府成為官員時可能更有能力成為一個依賴科學和專家體係有效執政的官員。這樣也有利於構建中國未來的現代政府體製。

教育是根本，是提高國民素質的根本途徑，也是提高官員素質的根本途徑。對青少年的科學執政，科學管理，科學決策的教育或許是有益的。教育是根本，對於我們的孩子們的現代文明理念的教育，科學知識和科學理性的思維方法的教育，是我們國家未來的最大的希望。

立 2020/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