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革命與轉型，有時與個人命運轉折時發生的狀況是一樣的，從一個困境裏掙脫出來卻落入了另一種困境，原因不外：事先設計失誤或者根本就是一場心存僥幸的賭博。所以，魯迅先生那場的著名講演、延伸了易卜生爭取個性解放的命題：娜拉出走之後怎辦？成了人們討論某個準備不足、倉促推動、前途渺茫類行為時，經常引用的一句話。時下，正好用於埃及的“二次革命”。

 

“娜拉出走之後怎辦？”可以視作一個偏正詞組，意在“之後怎麽辦？”一個國家、民族，為改變社會發展方向而發生動蕩，否定了先前的製度、推翻了統治者，下一步往哪裏走？希望很多、選擇若幹。但是，社會基礎、國際環境卻對前景有嚴格的限製。理論上，應該等待水到渠成再發動革命、或者設計好、準備好了下一步才啟動改革，但是，人類文明史上好像還沒有過這樣的先例。我們看到的，多半是埃及這樣的失敗、失望，然後在忍受或再次抗爭中痛苦地輪轉。

 

“積重難返”是一條令人沮喪的社會法則。埃及，脫離封建製度已經六十多年，後繼的還是一個個專製獨裁，不能說與幾千年奴隸、封建製度的文化陰影無關。美國，一場獨立戰爭就從殖民地一舉變成民主國家，自然得益於沒有封建傳統。世上其餘具有古老文明文化的國家，社會改革沒有一蹴而就者。告別帝製、建成現代國家，都要曆經反複、倒退、停滯、掙紮等痛苦的過程。這是社會發展的法則。

 

法蘭西民族，文明程度可謂高矣，大革命鬧得轟轟烈烈，結果是拿破侖稱帝，令貝多芬失望之極，憤而將獻給他的“第三交響曲”標題《拿破侖·波拿巴大交響曲》改名。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高爾基以為俄羅斯從此走向和平與公正，看到是卻是不亞於沙皇的暴政和不斷革命，發表了一些“不合時宜的思想”後無奈自殺。

 

中國的例子就更合適了，滿清被推翻，革命成果被袁世凱竊取，曆經二次革命、三造共和、兩次北伐、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文化革命、繼續革命……，才弄明白：馬列主義沒法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惟有徹底放棄。才有了後來“改革開放“的再試一把、另辟徯徑。

 

多數國家的曆史顯示：從昏庸殘暴到比較理智人性，要經過漫長的曆史階段；取代一個不合理政治製度的，不見得比較合理；常見的是，政權更迭的初期，社會秩序、人民生活，要經曆一個比原來還差的階段，才能慢慢好轉。不僅因為，舊政權汙濁的積澱要慢慢濾清；而且在於，定位新社會的發展方向、厘清社會問題、組織建設資源、關照各階層利益等等，對一個百廢待興國家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嶄新的課題，開口動手便錯。

 

看來，社會改革不像數學公式，不能演算和推導。因為，社會改造之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僅每一步，要受上一步等傳統掣肘；下一步怎麽走、往哪裏走、走多遠，也要受現實可行性限製。而且，每一個新起點的基礎和狀況，在沒有到達之前是無法預測的。就像“計劃跟不上變化”，能相機行事就算不錯，多半是身不由己、隨波逐流。那些指導思想、哲學理論，則是事後為了執政者的威望補上去的。毛澤東深明此理，故主張“不破不立”、“革命不是做文章”，先把舊世界打爛、攤子鋪開，再因勢利導、見風使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