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那又粗有硬的手擠壓在母親的腿上，痛在我的心上。每當我問：“還沒好嗎？”
 
“很快了。”他倆頭也不抬地一邊搪塞著我，一邊繼續用力在母親的腿上擠壓，尋找著已沒有任何血液流通的脈搏。母親又受了一個小時的折磨後，他們才罷休，大概是采到了需要的數據，終於可以離去，連母親身上的被單也沒給蓋上。母親在他們的眼裏仿佛是一具試驗的活標本。對此，我的心宛如刀割，站在一旁，眼淚止不住地滾滾而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撫摸著她那腫漲的手，小聲地呼喚著:“媽，媽…… ”

兒子上班後通知了他的表弟表姐妹們。孩子們聞訊趕到加護病房，看見他們心愛的老人家仿佛綁在酷刑架上，苟延殘喘，都不禁失聲痛哭。

為了讓母親醒來時能看見自己，我便決意在加護病房裏過夜，陪伴在母親的身旁。

醫生們聽說我要在加護病房裏過夜。這還了得？我簡直是無視醫院的規矩。於是，一位叫 Jonnathan的年輕白人便來做我的思想工作。 Jonnathan雖穿著護士們的綠色工作服，但印度裔醫生和Steward 醫生似乎還要看他的臉色。

這白人演戲的手法要比那兩位醫生高明得多。他不僅能言善辯，說話時，一雙淡藍色的大眼睛死死地盯著我，一刻不停地捕捉我的表情變換，似乎要看透我的心思，然後，說出相應的話語，來化解我的抵觸情緒，達到他勸說的目的。

“邦德太太, 我理解你現在的心情, 天底下有哪個孩子不愛母親呢? ”說到這，他那英俊的臉龐顯得無比的悲痛，大眼裏竟然泛出絲絲的淚花。“但你母親能有你這樣女兒的愛也是非常幸運的。她的一生一定很美好。因此，你不必替她太難過，她要是有知覺，一定不希望把你累倒。為了她，你應該回去好好地休息。”

“媽，Jonnathan 醫生說的不錯，你沒必要在這守夜，這裏有醫生護士看著，你應該回去休息。”兒子馬上附和起來，侄兒侄女們也緊跟其後。

“我就是太相信這些醫生了，我母親現在才會遭受如此的噩運，並且生命危在旦夕。”我衝著兒子說道。這一變相的指責使兒子馬上閉了嘴。

為了明天母親能醒過來，我把孩子們帶到母親身邊，大家手牽手，替母親作了十分鍾的祁禱。

加護病房意識到我不是可以隨意打發的人，更何況，我現在對他們的治療方式有疑問，這意味著有潛在的官司風險。為不激怒我，他們隻好允許我破例，在病房裏陪母親過夜。

值夜班的護士是一位叫Ayako 的日本女人。她長著一付娃娃臉，熱情善良。她因我對母親的愛而深深感動，便直言不諱對我警示: 母親的生還希望非常渺小。她把這種手術帶來的所有後果和治好的概率之微全兜給了我，叫我做好料理後事的思想準備。但為了保護醫院的利益，她不得不加上一句：“你母親的心髒病非常厲害。”

我不由得絕望至及, 對自己的這次粗心大意所釀成的惡果痛心疾首，麵對著奄奄一息的母親不停地自責，不停地懺悔，不停地祁求上帝，讓奇跡在母親的身上出現。

這位善良的護士為減少我的痛苦，便向我主動指出，母親的心跳頻率趨於穩定，達到80至90之間，血壓在藥物的支撐下由低到高，母親的內出血也止住了，情況有所好轉，令我那悲痛欲絕的心情稍稍得以緩解，心中還莫名地樂觀起來，宛如掉進茫茫大海裏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哪怕隻能苟延殘喘片刻，也將那稻草緊抓不放。

當母親咳嗽被痰堵得心跳頻率上升到一百四十多下時，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Ayako一邊安慰著我, 一邊急速地用吸管把她的痰吸了出來，繼而，又給母親注進止痛藥。

但令我不解的是，她在醫生的指令下，每隔六個小時就從母親身上抽走滿滿的六，七試管的血。母親自身的血被他們的手術和那根金屬條給逼出了體內，而輸進去的兩小袋血每六小時又被抽去作化驗，就是好好的人也經不住這般折騰，更何況是沒血的母親。她的心髒是要靠血來跳動的，要是沒了這如燃料的血，母親怎能生還。對此，我忍不住提了出來，她說這是Fellow醫生的指令，他們要拿這些血去化驗，根據化驗的結果來治療母親。她為了不讓我太擔心又會提出什麽異議，便安慰我說：“你母親的血液指數正常。”

隻有天才知道他們的血液指數何為正常。然而，我心中非常明白，這些所謂的 “天使”們是在拿母親作試驗。我母親是凶多吉少，難怪Jonnathan 醫生下班時警告我說，母親活不過今晚。

但母親還是奇跡般的熬過了那一夜。早上六點多鍾時，鎮靜劑藥效過後，母親竟然醒了，她睜開眼睛，看了看我，我悲喜交集地叫喚著她，把她的情況告訴她。她急得就去拔那些管子。我趕緊安慰她說：醫生們正在用最好的藥物在治療她，希望她耐心，堅強，配合醫生治療，她很快就會好起來。

母親聽了這些話後，安靜了下來。但她的臉被痛楚扭曲得猶如畢加索的人物畫，完全變了形。Ayako立即給她下了鎮靜劑，又使她昏睡過去。

看到母親的好轉，我宛如打了強心針，精神為之一振，在外邊等護士交接班時，向每個來上班的醫生們說早上好，真希望他們也能分享一下自己對母親有生還的希望那種莫名的喜悅。

但新來接班的白人女護士板著付臭臉，不許我坐在病房陪著母親。我不由得想和她吵架。

好心的Ayako偷偷地跑到加護病房的負責經理那替我說情，那臭臉護士隻好出來請我進去。

看看母親在靜靜地睡覺，儀器上的指數都平穩正常，我那緊張的心情也得以放鬆。一放鬆，大腦皮層就把疲憊的信息傳遍全身，眼皮沉重地難以睜開。同時也想，大白天，醫生們都上班了，應該不會有什麽危險。於是，我把大兒子叫來替我。我回家洗了個澡，睡了兩小時，又急衝衝地趕回醫院。

回到病房，一看儀器，所有的指數都變了。心髒跳動的頻率由80—90 上升到110—130，血壓卻低到了臨界點，體溫上升了一度半，由37度升到38度半，母親發起了低燒。昨晚，Ayako怕母親發燒給她的室內溫度控製在華氏70度，而此刻室內溫度是八十五度，那臭臉護士還硬給母親蓋上厚毯子。

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立即把溫度調到70度，把那厚毯子拿走。隨即，去找負責經理，要求調換另一位護士。母親本來有所好轉，自己剛離開幾個小時由傻兒子替換一下，她病情便急轉直下。這不是要催母親早走嗎？我不禁悲從心來，為自己無力保護母親，眼睜睜地看著她受折磨，除了痛哭之外，無能為力。真希望此刻躺在病床上的是自己而不是年邁的母親。

正在這時，母親教堂的牧師聽說母親病危的消息後趕來看望。因那臭臉護士停止給母親使用鎮靜劑，母親便醒了過來。她微睜著眼，聽了牧師的禱告，用點頭和搖頭的方式回答了牧師和我提的問題。

作完禱告，正好加護病房的代理負責人來找我，我便當作牧師的麵，把自己發現的一切都倒了出來，並把Ayako 護士和這位臭臉白人護士進行比較，認為這位護士不是玩忽職守就是有心置我母親於死地。因為我說的有根有據，那負責人道歉了一番後，答應會把我的投訴轉告給護士，希望她注意，但無法調換護士。

這護士在上司和她談話後，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彎，對我非常客氣，也對母親多費了些心思。母親的一切指數又漸漸地朝好的方向發展。

我的心才剛剛平靜了一點，那印度人又來病房要說服我把母親的心髒助搏器從大腿上抽出來，由她自己的心髒跳動。

我一聽，不禁跳了起來。母親的心跳頻率才剛剛趨穩，馬上就來拿走助搏器，沒有這助搏器，她必死無疑。

他一看我反對，也沒堅持，隻是說，如不盡快拿走，母親的那條腿可能要截肢。

我摸了摸母親的左腳，冰得嚇人，找了半天也摸不到脈搏的跳動。

接下來，穿白大褂的就如趕集一樣，出入母親的病房，每個人都在那條如僵屍般的大腿和腳上壓來擠去，然後又說些隻有他們才關心的話語，沒有一個臉上顯示出急切，或焦慮的神情。當我問他們時，他們隻是模棱兩可地回答說，要回去研究討論後再說。而我那擔心的內容又多了一項---母親的左腿。

於是，我向Steward 醫生要求用熱水袋或暖氣袋來敷母親的下腿和腳，使腿上的血液能在熱的協助下流通。我不停地撮著母親那冰冷的腳，或雙手捂著它，希望給它取暖。可我哪知道，那根金屬條早已切斷了母親心髒動脈管和股動脈管的血液流通。從動手術的那一刻起，這條腿就被廢了。更何況母親輸進體內的血液在每隔六小時就被抽走六,七試管，哪還有血能流到腳上呢? 難怪那臭臉護士看我在作徒勞的努力時，臉上抹過一絲譏諷的冷笑。

第二天，Steward 醫生又來和我磨了一個上午，要在母親的脖頸脈管裏插進一根IV膠管，來替代右大腿上那幾根管，按她的解釋，這樣藥物能更快地進入心髒。

為盡量減少母親的痛苦，也怕這些實習醫生再來個不小心，把她的另一根動脈管糟蹋了，我死活不肯簽字。

但Steward 醫生耐心十足，她倒還學了點心理學，建議我申請大陸的兄弟來探望母親，這樣我的責任感也不會這麽重。她會替我出示一份母親病危的證明。過後，她又苦口婆心地說服我讓她進行那項手術。

得知我的擔心後，她詳細地解釋了手術的過程和風險以及必要性。我隻好在那文件上簽字同意。母親又受了一次折磨。

母親住院後的第四天，醫生們輪番地來作思想工作。他們說，若不把心髒助搏器拿走，母親的大腿將失去醫治的機會。與此同時，母親沒有助搏器後，心髒有可能停止跳動。其實，他們從做手術那時起就知道這一結果，隻是為了利用母親這一活標本的價值，才讓她多活了幾日。如今，母親的利用價值已告馨，他們便傾巢出動，來說服我放棄對母親的醫治。另一位穿白大褂的印度人竟公開叫囂：若不當天取出母親大腿上的心髒助搏器，他們的行醫執照會被掉消。

他竟如此赤裸裸地表現出他的“醫德”，真令我瞠目結舌。

無奈之下，我隻好做最壞的打算。於是，在醫生們取出助搏器之前，我把所有的親人都召集到醫院，準備向母親做最後的道別。

醫生們取出助搏器後，我們一家人圍在病床邊，哭喚著母親，老公一邊握著母親的右手，一邊哭著說:“Mom，I told you not to play with the doctors，look，now they got you。”（媽，我告訴過你，別和醫生玩。瞧，如今，他們把你給逮著了。）

聽到這，我傷心欲絕，嚎啕大哭。哭完後，我們一家人手牽手安靜地為母親祁禱。

過了一會兒，大兒子突然說：“外婆的心髒能自己跳了。”

我們的眼光不約而同“唰”地朝那心跳監測儀望去。大家破涕而笑地看到母親自己的心髒在跳動，頻率雖不是很穩，但至少不是太快或無規律。一家人對這一奇跡不禁低下頭，感謝上帝。

侄兒從他的I-phone 裏找出了奶奶平時愛聽的一首讚美詩歌，放在她的耳邊。房裏頓時充滿了寧靜祥和的氣氛，死亡的氣息一掃而光。

護士原以為母親要撒手人寰，便停止給母親注射鎮靜劑。母親不久醒了過來。她看到我們全圍在她的病床邊，嘴巴無法說話，但眼睛裏的淚水滾滾而下，心跳頻率又大起大落。

“媽，你沒事了，你的心髒不需助搏器了。我把醫生給的證明寄給哥哥去了，哥哥很快就可以來看你。 ”我迫不及待地把這一好消息告訴母親。母親本打算八月份回去看大哥，機票都買好了。

母親的臉上說不出是悲傷還是喜悅，她隻是用那一雙渾濁的雙眼望著我們，也許在盡力辨認我們的臉，那樣子恍如隔世。但她的蘇醒和心髒功能恢複對我們來說無異於興奮劑。

第五天，就在我和來探望的孩子們歡喜的當兒，幾位穿白大褂的新麵孔走了進來，介紹說，他們是來看看母親那條壞死的腿的。我們剛振作起來的心情又被眼前這一殘酷的現實拋向了痛苦的深淵。

母親的左腳已幹枯得似臘肉，下半截腿已呈暗黑色，膝蓋以上也開始變黑了。

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輕男士發話說：“這條腿是保不住了，必須動手術截肢，但鑒於她眼前的狀況，十之八九下不了手術台，因為她的心髒不行。”他的結論很快就得到了其他幾位同行的附和。

 “這麽說，你們束手無策了?”我急切的問道。心想，按他們的話來說，母親是無藥可救了。如不動手術，那腿的感染很快就會傳遍全身。截腿不截腿都是死。

他攤開雙手，聳聳肩，嘴唇咪了一下，表示無奈。一分鍾後，他們魚貫而出。留下我和侄兒侄女們麵麵相覷。商量之後，決定讓母親保持著完整的身子走，也免再受一次折磨。

醫生們頗為讚賞我們的決定，因為，這個失去試驗價值的“活標本”很快就可以從這加護病房裏消失。他們不僅在醫學研究課題上取得一定的成果，為政府和納稅人也除去了一個包袱，功德圓滿！

於此同時，隔壁病房的一位黑人女子的母親也因心髒手術，造成腦缺氧，成了植物人。醫生們要她同意把她母親挪到普通病房去，她卻堅持著要請另一家醫院的心髒科醫生來珍斷，得出第二個結論。在此之前，不許他們挪動她母親。她得知我母親的情況，也建議我這麽做。可母親已回天乏術了。與其叫她這麽苟延殘喘，受盡磨難，還不如讓她早日解脫，一了百了，也替納稅人省點錢。僅管那黑人女子建議我去搜集資料，把這醫院告上法庭，但我想身為基督徒的母親是不會同意我這麽做的。她那顆寬宏的心一定會原諒這些年輕的醫生。

當天下午，醫生們又要我同意給母親撤去呼吸機，借口是那喉管在裏邊太久會引起肺炎，拿掉喉管，母親可以吃點東西。他們試了兩次從她嘴裏插管子進胃部，但兩次嚐試都失敗了。母親需要營養去助心髒恢複，如心髒恢複得快，也許還可以做截肢手術。

此時，我對他們的“也許”已失去興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延長母親的生命而盡量避免她遭受痛苦和摧殘。因此，我堅決不同意。

第六天早上，從醫院裏回家洗漱完返回醫院時，發現母親已醒來了，支架上那些消炎藥，葡萄糖鹽水和其他的藥物全消失了，隻剩下呼吸機的喉管還套在母親的嘴上。沒了這些藥物的支撐，母親的臉又痛苦地扭曲著，臉上開始轉為黃色，死亡之神已悄然而至。

病床右邊，許醫生帶來個國語極其蹩腳的男翻譯，趁母親醒著，正在說服母親拔去喉管上的呼吸機。那畫麵讓我想起納粹把猶太人關進毒氣室前，騙他們進去好好地衝個熱水澡一樣，殘忍至極。

母親正巴不得去掉那令她難受萬分的管子。醫生們不到二十分鍾就把那管子拔去了。母親馬上就吃力的喘息著，雙手無力地移動。我忍不住對醫生要求讓我母親平靜無痛楚地走，求他們給母親繼續掛葡萄糖和鎮靜劑，若需要付錢，我會出。

護士把這兩種液體的針管有重新插進了母親的手臂。

這時，醫生們和Ayako稱之為Fellow的，在幕後指揮著這一大幫穿白大褂的年輕人的主治醫師加教授出現在母親的病房。他是Bendrid 醫生，一個年齡在五十近六十之間，個子高大，頭頂光禿的白人。他隨意看了看母親，問我有什麽需要。

“難道我母親的腿真的沒法治了?”我懷著一絲希望問道。

“這個，我們正在研究，有結果會馬上會通知你，”他一邊四處張望，一邊搪塞著我。

我意識到，這幕後總指揮是親自來看看被他和他的團隊試驗完的又一個對象是啥摸樣。

下午，趁我出去辦事，隻有侄女守在病房的當兒，護士把母親從ICU裏搬到五樓的普通病房去等死。按護士的話說，他們給了母親全醫院最好的病房。

我趕到時，發現母親張著嘴在拚命地喘息。夕陽火紅的餘輝從偌大的窗戶射在母親的身上，母親的臉色在陽光下顯得格外蒼白。

病房布置得還算不錯，有梳妝櫃，沙發床，和沙發椅。從這窗戶，可以眺望城市美麗的景色。大概是讓病人離開人世時不顯得那麽寒磣吧？或許這裏離天堂更近些。

跟著我進來的是一位全身穿黑色工作服的護理人員。他拿著計時器，讀著母親每分鍾喘息的次數。按他的判斷，母親過不了今夜。

於是，我通知了家人。大家吃完晚飯就趕了過來。家人坐在一起，圍著母親，訴說著她的好處，不停地替她禱告，祝她安心，一路走好，靈魂能越出這麵玻璃窗，登上她祁望的天國。

在大家的含淚告別中，母親於第七日淩晨的零點三十分停止了呼吸，麵色由白轉黃，但神情平靜安祥。她終於徹底地擺脫了這人世間的苦難。

就在我痛不欲生的時刻，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輕女子拿著解剖驗屍的文件來叫我選擇簽名。她有意指給我那不要求解剖驗屍的欄目。反正，母親已走了，為何還要騷擾她? 我一聲不吭地在她要的地方簽了下去。她如釋重負地接過文件，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就急著走了出去。

我們在醫院的要求下，陪母親最後呆了兩個小時，隨即，隻好依依不舍地離去。母親就這樣離開了我們。我的心突然感到空蕩蕩的，這種空缺將隨著母親的離去永遠凝結在我的心頭。

親愛的母親，您在國內為共產黨奮鬥了大半輩子，為子女們含辛茹苦；來美國後，為了您那執著的信仰，多年來風雨無阻地揀瓶瓶罐罐，向教堂捐獻了幾千美金，為主獻上你微薄的力量；臨終前，又為美國這些醫學界的莘莘學子們光榮捐軀。您的一生雖說不上偉大，光榮，正確，輝煌，但至少沒有庸庸碌碌，白活一場。憑著您對上帝的虔誠信仰，相信您一定上了天堂，獲得了永生。

 願母親的在天之靈永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