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家， 我的起居比較規律， 營養狀態也有所改善， 我的體質一天天好起來， 體重慢慢地增加了，麵色也紅潤了。 我的老板笑我：“不是‘思鄉病’，而是‘相思病’！”嗬嗬！

“梅”來美之後不是一帆風順的。 上文說過，第一個老板， B 博士， 對她很好， 但好景不長， 一年後掉了一個基金， 沒有力量維持“梅” 的工作， 隻能說聲：“Sorry!” 然後， 把她辭退了！

原來她開朗， 她陽光， 她終日無憂無慮，失去工作後， 變得消沉，懊傷，感到無助。 我鼓勵她：“ 沒關係， 你能找到第一份工作， 一定能找到第二份工作。再說，就算你沒有工作， 還有我呢！”在朋友的幫助下， 沒有多久， 又找到第二份工作， 在腎髒組， 做分子生物學, 和我同行了！

老板是個美國人， 是個臨床醫生，腎內科主任， 想搞點科研。 他對基礎醫學不太了解， 靠幾個進修生和幾個博士後。“梅”被指定幫助一個印度學者， 沒有多久， 這個印度人因為實驗結果造假，給老板趕跑了。 然後，“梅”又跟隨一個進修生， 日本人。

這個日本人是個工作狂， 從早晨一直工作到深夜。 他倒沒有要求“梅”工作到深夜， 但對她的所做出的實驗結果特別挑剔， 加上日本人對婦女本來就不尊重， 常常出口傷人。 “梅”原來也是大學的講師， 那受得住這個，下班回家天天向我哭訴。開始， 我總安慰她：“忍耐一下，可能過一陣也就好了。”後來看看不行，“梅”的脾氣變得越來越焦慮， 不安， 有時暴躁。 我有點忍不住了，得為她做點什麽。

對日本人我本來就沒有好感，二次大戰中，國人給日本人蹂躪，記憶猶新。 在美國你們還要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 那是不允許的。

一日中午，等日本人回辦公室用餐， 我衝到他的辦公室， 我責問他：“聽說你對我太太不太禮貌，有這回事嗎？” 開始他的態度強硬， 回答：“是有這麽回事， 原因是你太太英語不好， 聽不懂我布置的任務。”我說：“好！ 你承認就好。 她聽不懂， 你就應該發態度？ 她的前一任老板是美國人， 從沒有類似事件發生。 我告訴你， 這裏是美國， 不是在你日本，請你尊重婦女。 如果再有同類事件發生， 我饒不了你！” 見我態度一硬， 他就軟。他說：“也許我英語說不好，表達不清，請別見怪。” “英語不好， 你得學英語， 你也得學禮貌！”我很氣憤地回答。

經過這一回合，還挺管用， 日本人老實多了， 對我太太再也不敢發態度了。 過後，日本人對他的一位朋友說，怕我揍他。

在美國， 動蕩不安， 沒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梅”也漸漸習慣了， 當第二個工作丟失時， 她麵對現實， 沒有像第一次那樣軟弱。 她自己跑到學院的“人才管理中心”，要求工作。 那時美國經濟向上， 科研資金充足， 很容易找工作，她又得到了第三份工作。兩次工作的調動，工資連連上調， 從開始的12,000刀， 不到5年功夫， 她已有兩萬五的年收入， 翻了一番。 雖然有時受點委屈，工資待遇還是公平的，因為她的技術在提高。

第三個老板也是個美國人，肝病專家， 臨床醫生， 肝髒內科主任， 是某種肝髒基因缺陷病（Erythropoietic Protoperphyria）的領軍人物。 但他不是搞基礎的， 實驗還是靠一幫博士後和幾個Reseach Associate， 實驗助理。 “梅”是技術員，跟隨過好幾個Reseach Associate工作，最後的一個 是中國人， 女的，個子又小又矮，脾氣卻非常火爆。 她對實驗一無所知，不知天高地厚，卻好亂指揮， 得不到實驗結果就開罵， 用英文（F）罵人，她從不分析結果不好是實驗設計的問題， 還是實驗操作問題，“梅”天天受她的氣。 可她是個女的， 我不能像對待日本人一樣對待她。 如解決不好，我擔心“梅”在精神上會受到很大刺激。

我打電話給一位律師谘詢， 如實告訴他我太太的處境。他說：“這屬於語言侮辱（language abuse),是有罪的。 但你要控告她很困難， 因為在場隻有兩人，沒有第三者作證，她可以全盤否認。” 頓了一頓，又說：“ 處理這種問題唯一的辦法是竊聽，從技術上是可行的。 但要注意， 竊聽一定要有兩人在場，單方麵竊聽是犯法行為。”

我即時就給“梅”買了隻小錄音機，叫她放在白大衣口袋裏，那位要吵架時把錄音機打開，準備進行錄音， 找到證據之後， 再通過法律解決。 不過， 這位女士因為長期做不出結果， 自動調離工作到另外的科室，這個問題也就算不了了之。

“梅”接下了那個課題， 正好我是搞分子生物學的，找基因缺陷是我的專項。 在我的幫助下，她一步一步做下去，不到一年時間。她終於找到一個基因突變的位點（mutation)， 在較多的病人基因中有此變異。 老板高興極了， 立馬寫成論文， 發表到細胞分子生物學雜誌， 把“梅” 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 正因為“梅”在這個課題上有所突破，老板提升“梅”為Research Associate， 還要她參加了全美肝髒病學術年會，工資也相應提到四萬。

“梅”到美國之後，由於語言上的困難，舉步艱難，由於技術上的生疏（原來是搞藥理的），嚐過苦果。 她沒有退縮， 她勇往直前， 堅韌不拔。 終於排除萬難，獨立地完成了別人沒有完成的課題。 初次的成功， 給她帶來了巨大的欣喜， 在不同的科研領域證實了她自己的價值。

幾年後， 老板失去了基金。 “梅”又麵臨尋找新的老板。 不過， 這次她很有把握， 因為她的身價提高了， 技術熟練了，對於實驗室的管理， 也有經驗了。 很快， 在兒童醫院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一直工作到退休。

兒童醫院的老板也是個醫生， 想做點呼吸道病毒方麵的科研， 他本人對於實驗並不在行。 做這方麵的研究一定要做大量的細胞培養工作，“梅”對於細胞培養工作早已非常熟練， 一上手老板挺滿意， 因為那時“梅”已經提升為Reserch Associate, 老板幹脆把整個實驗室交給她管理。 “梅”十分努力， 十分細心， 把他的那個實驗室管理得井井有條。 不僅購買實驗用品再也不用老板自己操心，連實驗設備的維修，也有“梅”自行處理。 最後，老板把實驗室的資金也一並交給“梅”管理了。 由於， 她的努力， 2-3年後實驗室慢慢有了起色， 原來實驗室隻有“梅”一個人， 後來逐步招收了國外的醫生到這個實驗室進修， 最多時有5 個人同時做課題， 新來的進修生常常由“梅”教他們做實驗， 這一階段是“梅”最得意的階段，進修人員對她極為尊重， 而老板又極為依賴於她， 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了7-8個年頭。那時， 她的工資已經將近5萬了。

但是， 誰也沒有想到， 就在“梅”工作上最得意之時， 一雙病魔的黑手正在慢慢地向她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