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排好住宿後，第二天上班， 我到老板辦公室，準備接受他布置工作。 他的辦公室並不豪華， 一張大書桌，他坐在一隻帶有滾輪的椅子上， 麵對還有一張椅子接待其他人員的。 四周的牆壁都裝有書架， 書架上放滿了書籍。在他坐椅的側麵，一壁落地長窗。長窗的玻璃是雙層的，中間帶有百葉窗簾的薄片， 可關可開。 我就坐在他對麵的椅子上。 V教授首先問我希望做蛋白質工作， 還是希望做分子生物學。 當然， 我希望做分子生物學方麵的工作。 他要我先用同位素標記後做出一條標準曲線， 他希望在一個月內看到一個好結果。 我一看這實驗程序並不複雜，隻是我在國內沒有用過同位素，由他的那位技術員教我如何進行標記探針（probe）。 不到一周， 我做出的標準曲線比他的技術員做的曲線還好。 他十分高興地說:“你做實驗沒有問題， 可以直接開題。”

我記得V教授給我的第一個題目是“補體分子C2的多態性”。 其實，現在看來這個題目非常簡單， 用不同人種的DNA， 用幾種內切酶（restriction enzyme）把DNA切割成不同的片段， 根據DNA片段的大小，在瓊脂凝膠電泳上將切割後的DNA片段分離開來， 將其片段轉移到醋酸纖維薄膜上，再用標記上同位素的人C2基因的DNA探針與之雜交。 最後，在X光片上顯影， 分析不同的DNA片段， 所謂Polymorphism, 即多態性, 或基因的多態性。

這個實驗看似簡單，但給予我極好的技術訓練。 要從人的全血中抽提DNA， 要學會同位素標記探針（Probe)， 要做瓊脂凝膠電泳， 轉移DNA片段， 以至Southern Blot (Southern 印跡法)， 以及和同位素標記的探針雜交，最後在底片上曝光。 所有的實驗以前在國內都沒有做過，為以後進一步的科研打好基礎。

有了這個基礎， 我做實驗越來越快， 和其他單位的合作也越來越多， 包括了上文提到的那位諾貝爾獎提名的C教授。 後來才清楚， 所謂合作就是幫助他的研究生做實驗， 如果沒有我和另外一位從希臘來的Fellow幫助這位研究生做實驗， 那位C教授的研究生根本就畢不了業。雖然， 最終的論文上也有我們倆的名字， 但被排在這位研究生之後。 我初次體會到，這個自由世界也並不平等啊！

自己對補體的基礎研究也越來越感興趣， 從原來的C2分子DNA結構的分析， 跨越到先天性補體缺陷病。 開始，V 教授不太同意我做這個題目，因為有一位他的朋友是這方麵的專家，在全美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補體缺陷病專家，他怕我競爭不過他。後來V教授不得不承認我發表文章比那一位還快。

由於我在補體缺陷病方麵的研究卓有成效， 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 在北方某大學一位H教授， 在臨床上發現一個病例， 補體B因子（Factor B）有缺陷。補體B因子的基因缺陷在世界上沒有先例， 如果得到證實， 那可以上Nature/Science的文章。 H教授和V教授都非常激動，要求我來完成這一研究。他們送來了這個家屬的所有人的血樣， 我的研究工作很快就開始。經過半年的努力，我證實了這個病人的基因沒有缺陷， 問題在於病人體內的B因子被一種不知名的酶迅速降解了， 所以在病人的血樣中查不到補體B因子。下一步實驗就需要查清什麽樣的酶致使補體B因子的衰變。正要往下做的時候， 由於我的個人原因（下麵談到）離開了這個實驗室，使得這篇文章沒有得以發表。這就造成了V教授對我好大的意見， 這是後話。

我畢業於南京醫學院， 這個醫學院美國給予承認， 也就承認我的學位是醫科博士, M.D.。 幾個月後， 就從我的Research Fellow 轉成博士後，兩年後又從博士後到Research Associate, 再過兩年給我提升到Assistant Professor的位置，行情一路看漲。

我和V教授一起工作的13 年， 期間，我一共發表了21 片文章， 其中最有價值的有兩篇。 我在補體C2 基因上發現了一段人類的特有基因片段， 其他動物沒有， 連高等猿猴類動物也沒有。 並且證實了是一段病毒DNA基因片段插入到人的基因中， 這一插入事件在從猿進化到人的階段中發生， 也就是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麥克林托克博士，所謂的“跳躍基因”。 文章發表在JEM,著名的實驗醫學雜誌， 引起補體界高度興趣。 在全國補體學術會議期間， 很多同行向我祝賀， 因為世界上幾個實驗室都在對這一基因片段進行研究，包括英國Oxford的一個研究小組， 我是第一個闡明這個基因片段的來龍去脈。

自我對補體基因缺陷病感興趣以來， 研究了補體C2，C5，C6，C7 和B因子的缺陷病， 發表多篇論文， 尤其C6 的缺陷病， 得到補體界的高度重視。 這一係列的成果， V教授當然很高興。 一次國際補體學術會議，在希臘召開，他當執行主席。 執行主席有一個專題報告， 他就應用了我的補體C6基因缺陷的實驗結果，引起了極大反響。

我跟隨V教授工作了13年，後來他要去希臘， 希望我隨他一起去希臘。 因為那時已有家屬在 Birmingham， 我就謝絕了他的邀請。

雖然我當時已是Assistant Professor, 他從不要求我寫作論文， 即使我主動要求寫作， 他總是推托地對我說：“你出實驗結果快， 我寫論文快， 我們兩個人結合， 和別人競爭， 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當時， 我沒有和他爭論， 但隱隱感到不妥。

實際上， 美國教授不是個個誠實的。 他不想要我寫文章的目的很明確，不想要我獨立。 如若我能寫文章，就能申請課題， 就能拿到基金， 就能獨立開題， 不用再跟隨他， 做他的題目。 他去希臘後，保留了他在美國實驗室，他要我和其他幾位研究人員繼續為他工作， 繼續為他出成果。 他每周從希臘給我們打電話，詢問每一個人的實驗進展。

我想到自己不能永遠附屬他人，要獨立，就必須離開他， 我毅然決然地下定決心， 另找工作。 那時我的科研背景已經非常強了， 一旦在網上發出尋求職位的廣告， 幾個教授分別邀請我去麵試。 我選擇了一個有興趣的題目，也是當時最時髦的題目， 艾滋病，我接受了這位教授的邀請，果斷地離開了V教授。

自此以後， V教授不再理我， 因為我不再為他工作。 13年來我們兩人在工作中建立起來的友情， 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這就是美國的現實， 我並沒有乞求與他，我已經在美國生存了13年，沒有他我照樣能繼續生存下去。

後來一個印度學者告訴我，他跟隨UAB原來院長工作30年， 共同發表論文60篇，和這位院長稱兄道弟，親密無間。後來他失去了基金， 請求院長幫忙安排個工作， 院長好似不認識他一樣， 拒絕安排。 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在美國，不管老板和你有多親近，不要以為老板真正會幫助你。老板隻知道如何利用你， 你也應該清楚如何利用老板。” 這個“利用哲學”我第一次聽到，和我在國內受到的教育格格不入。 但這個“利用哲學”卻是千真萬確的， 因為是在美國，而不在中國。這一次， 又給我一個啟示， 原來以為這個平等自由的國家， 其實也沒有絕對的平等自由可言， 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