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回國前，李立三和妻子李莎（右）及女兒李英男合影。
李莎（1914年3月20日－2015年5月12日），俄語名伊麗莎白·帕夫洛芙娜·基什金娜（俄語：Елизавета Павловна Кишкина，轉寫：Elizabetha Pavlovna Kishkina），女，俄羅斯薩拉托夫州巴拉紹斯基縣人，李立三之妻，後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語文學教育的開創者之一。[1][2]
相識結婚[編輯]
1914年3月，李莎生在俄羅斯薩拉托夫省一個貴族莊園裏。李莎的父親生於1850年，64歲時有了李莎，取李莎的祖母的名字叫“葉麗薩維塔”。李莎5歲時，李莎69歲的父親在肅反運動中被人押送到“契卡”受審逮捕，父親在去區中心城市圖爾基的途中吞服了戒指裏藏的氰化鉀自殺身亡，從此李莎和母親相依為命。後來，父親的姐姐也吞服氰化鉀自殺身亡。10歲時，李莎勸母親摘掉了掛在牆上的東正教聖像。1928年14歲從七年製學校畢業，進入莫斯科出版印刷技術學校半工半讀。1931年17歲自莫斯科出版印刷技術學校畢業時，響應蘇維埃政府號召，支援西伯利亞建設，分配至蘇聯遠東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出版社從事版麵設計工作。在海參崴加入蘇聯共青團，任出版社共青團支部書記。[3][2]
一天，李莎校對一本書單時，發現共產國際出版的一本書的書名是《反對列寧主義的鬥爭》。她找到出版社負責人，了解到這是從一本中國讀物翻譯的，一位翻譯粗心地將“立三主義”譯成了“列寧主義”。不久，李莎從一位朋友處得知“立三”就是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曾犯過“大錯誤”，被定為“機會主義者”。[2]
1933年，李莎回到莫斯科，在地質出版社工作，同時讀夜校，準備考大學。1933年秋，一天李莎去看望在遠東時期的女性朋友薩爾達，薩爾達的丈夫是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人楊鬆。李莎在薩爾達家遇到一個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青年“李明”，此後李明和李莎成為朋友。李明、李莎、薩爾達、楊鬆等朋友還曾一起到郊外遊玩。1934年秋，李莎聽說李明搬家，便和女友順道去看望，發現滿屋狼藉，李明正收拾行李。李明自稱要去黑海休養，但李莎半信半疑，因為當時並非到海濱避暑的季節，而且李莎和女友看見了李明準備裝箱的一雙高腰皮靴，這種皮靴適合在山林裏長途跋涉。她們和李明道別後，私下認為李明肯定是要秘密回國。[2][3]
後來，有一次李莎和遠東的朋友聊天，才得知“李明”就是李立三。1935年夏，李莎從工農速成班畢業，決定報考地質勘探專業。一天，李莎在家複習功課，突然接到了李立三來的電話。李立三沒有說他是從哪裏回來。後來李莎才得知，李立三這幾個月去了阿拉木圖建立與中國蘇區恢複聯絡的秘密交通站。此後，李立三經常給李莎打電話。[2][3]
經過將近一年相處，李莎和李立三感情日深。李莎知道李立三當時正受排擠，不少人都不敢和李立三交往，但李莎並不在乎。李莎一開始不敢考慮結婚，因為兩人年齡差距大，李莎也考上了莫斯科外語師範學院，她還擔心李立三隨時可能回國而把自己丟下，她聽說許多蘇聯姑娘嫁給外國革命者卻沒有被帶回國。對此，李立三誠懇地向她表白，李莎最終決定結婚。當時李立三已有婚史，有五個子女，又有政治問題，還是外國人，而李莎是未婚。李莎的很多親戚朋友都不理解甚至反對這樁婚事，但李莎的母親支持。由於黨內有規定，李立三要結婚必須經過黨組織批準，所以李莎去找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王明語氣冷淡，但還是批準了這一婚事。1936年2月，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留克斯公寓七層樓的一間14平方米的房間內，李莎和李立三舉行了簡單的婚宴，陳雲、歐陽欽、《救國時報》的十多個中國同誌參加。隨後李立三在李莎母親處宴請了李莎的親友。[2][3]
新婚不久的一天，李立三從康生處帶回兩個中國男孩，哥哥謝廖沙十三四歲，弟弟柯利亞大概十一歲，兩人不會俄語，聽說是不久前從中國到法國，由康生從法國接來。兄弟倆走後，李立三告訴李莎：“他們的真名一個叫毛岸英，一個叫毛岸青，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孩子。”李莎由此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叫毛澤東。[3]
丈夫被捕[編輯]
大清洗期間，1938年2月23日，蘇聯軍警闖進李立三居住的共產國際留克斯公寓，逮捕了李立三。李立三平靜地對李莎說，自己是清白的，沒做過對不起蘇聯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事情，請李莎把這些話轉告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李立三被抓走後，李莎將李立三的話記在紙上，敲開住在隔壁的中共代表陳潭秋的門，告訴他李立三被捕，並將紙條交給他。次日一早，有關人員將李莎趕出留克斯公寓，搬進院子內一個小房間，這是“肅反”中被捕人員家屬的集體宿舍。此後，李莎所在的莫斯科外語師範學院團支部書記將她叫到辦公室說：“你丈夫是一個外國特務，是人民的敵人，你是一個共青團員，必須同他劃清界限，脫離關係！”數日後，莫斯科外語師範學院團組織舉行全體團員大會。臨近散會時，大會主席要求李莎當場表態是要團籍還是要丈夫，李莎表示：“我和李立三共同生活了兩年，沒有發現他有任何可疑的行為，他是無罪的，我等待對他的審判結果！”不久，莫斯科外語師範學院召開團員大會，開除了李莎的蘇聯共青團團籍。[2][3]
為了尋找因“托派”和“日本特務”罪名而被捕的李立三的下落，李莎在四個月內找遍了莫斯科每所監獄，最終在塔卡幹監獄找到了李立三。李莎每月隻有250盧布的獎學金，還要負責母親的生活。她每月拿出50盧布給李立三，並常買食物送去。李莎還奮力學習，因為功課隻要有一個“良”，獎學金就會被取消，她就沒有錢給李立三。李立三第一次收到李莎送進監獄的50盧布時，不禁高興地大哭。李立三在監獄關押近兩年，肅反委員會沒查出他的反革命罪行，來蘇聯治臂傷的周恩來也多次與蘇聯當局交涉，終於促成李立三獲釋。[2][3]
1939年11月6日，一名蘇聯內務部官員敲開李莎的房門問：“您就是李莎同誌嗎？”自李立三被捕後，很少有人稱李莎為“同誌”。李莎點點頭。“我給您送來了十月革命的禮物。”官員說完便閃在一旁，他身後就站著李立三。“親愛的，是你！”李莎緊緊擁抱李立三，淚流滿麵。後來李莎回憶道：“這是我一生中最歡喜的時刻。”[2]
1941年，李莎畢業於莫斯科外語師範學院法語專業。1943年8月，李莎生下一個女孩，李立三起名“李英男”。當時共產國際關於開除李立三黨籍的決議尚未撤銷，李立三找不到工作，長期隻能靠共產國際微薄的救濟金生活。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李立三夫婦和其他蘇聯人一樣開墾荒地，生產自救。[2][3]
來到中國[編輯]
1945年12月31日，李立三應召到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談話，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潘友新告訴李立三：“你已當選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而且得票相當可觀，名列當選委員的第14位，祝賀你！”並且無條件準許李立三回中國。新年過後，李立三暫別妻女，乘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火車回到中國，結束了在蘇聯的15年生活。此後，李立三設法促使蘇聯方麵為李莎赴中國放行。[2][3]
1946年9月，李莎告別媽媽，帶著三歲的女兒李英男離開莫斯科，10月到達中國哈爾濱，與李立三團聚，自此李莎再也沒離開過李立三。[2]和李莎、李英男母女一道從莫斯科乘火車到中國的，還有林利（林伯渠之女）、孫維世。李莎到哈爾濱的第二天，林彪的妻子葉群就帶著小女兒來李立三家看望。當時林彪、葉群家和李立三、李莎家隔街相望，也住在鐵路職工小區。葉群隨李莎學了一段時間俄語。[3]
剛來哈爾濱時，李莎將俄語名改為中文名“李莎”，並接受戰地救護訓練。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成立一個由李立三夫婦和林利擔任總校審的俄文編譯組。該小組後來翻譯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俄文版《毛澤東選集》，在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大量發行。李立三夫婦從始至終參加了譯文校審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該編譯組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共中央編譯局。李立三夫婦一直同中央編譯局聯係密切，實際上成為中央編譯局的顧問，參與蘇聯俄文圖書、文件的中文翻譯及毛澤東思想和中共中央文件的俄文譯稿翻譯、校審工作。[2]
1947年，李莎被安排到哈爾濱俄語專科學校任教。自此一直在中國從事俄語教學工作。李莎本來想教法語，但不得不放棄初衷。[1][2]1949年3月，李立三調到北京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1949年4月，李莎帶著兩個女兒從哈爾濱到北京，在北京俄語學院任教，同時還擔任外文出版社的顧問。[1][2][4]1949年10月1日，李立三隨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李莎也應邀在禮賓台觀禮。李立三、李莎在北京的家位於北極閣三條。[3]1959年，北京俄語學院與北京外國語學院合並組建新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李莎隨之轉入新的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1994年，北京外國語學院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大學。1996年，李莎因患心髒病而不再任教。[1][2][4]
195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興學習俄語。經林伯渠之女林利推薦，李莎擔任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的俄語老師。李莎回憶道：“我之所以被選中，一是俄語是我的母語，又有一定的教學經驗。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李立三夫人的身份，政治上可靠，被允許出入毛主席的寓所。”江青隨李莎學習俄語的地點是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那是毛澤東的住所。不久，江青對俄語的興趣消失，就停止了隨李莎的學習。[5]
文革劫難[編輯]
1966年，李立三全家最後一次合影。左起：李雅蘭、李莎、李立三、李英男
1959年廬山會議上，康生將1957年和郭紹唐有過接觸的中共中央委員召集起來，宣布1957年應周恩來邀請訪華的蘇聯籍學者郭紹唐是蘇聯特務，認為郭紹唐來華訪問是有任務的，要求大家斷絕同郭紹唐的往來。此外，康生還放出風聲說，李立三的妻子李莎是蘇聯籍，李立三有裏通外國嫌疑。[3][6]據稱，這種風聲當時直接吹到毛澤東耳邊。許多人一下子對李立三避而不見，李立三家頓時冷清。隨後，有人給中央寫誣告信說，李莎和蘇聯駐華大使館保持緊密聯係，且有“修正主義言論”，值得懷疑。1962年，中央成立了一個調查組審查該問題，審查采取“背靠背”方式，沒有驚動李莎，而是由康生出麵向李立三“了解情況”。李立三對誣告信中的不實之辭逐一澄清，說明李莎一貫擁護中共立場、反對修正主義，偶爾去蘇聯駐華大使館隻是辦理護照延期等手續，無任何不正當聯係。中央調查組沒有發現李莎“和蘇修有聯係”的任何證據。[6]
19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後，不少和中國人結婚的蘇聯公民先後離開中國，李莎選擇留在丈夫李立三身邊。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四千字的信，就李莎問題向中央申訴：“她同我結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終和我一致，沒有過任何不好的表現。到中國來也已經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進步，逐步認識我們黨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偉大，對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事業是非常熱愛的。”信中還引用毛澤東在1962年1月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話：“要堅決相信蘇聯國家是好的國家，蘇聯人民是好的人民”，信中強調：“不要把修正主義與蘇聯人民混為一談”。周恩來親自找李立三談話，建議如果不願和李莎離婚，就一定要讓李莎轉入中國籍。經過李立三勸說，1964年夏，李莎放棄了蘇聯國籍，同年經周恩來批準加入中國國籍。[4][1][2][3][6]
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李立三的職務是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但早就有名無實，幾年來大部分時間都在基層開展四清運動。1966年6月初，華北局書記處在北京開會，李立三從天津趕回參加，卻被擋在門外。李立三向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提出質問，遭到冷遇。自此，李立三實際上被停職。[6]
1966年8月，中共中央華北局院內開始張貼大字報，一些人勒令李立三“向群眾做檢查”。康生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說：“你們不要以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們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徹底燒一燒。”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遭到批鬥，這是中共中央華北局機關內部一次小範圍批鬥會，華北局的造反派遵照戚本禹“對李莎不要客氣”的指示，將李莎和李立三一起揪到批鬥會上，李莎脖子上掛的牌子用大字寫著：“蘇修特務李莎”。批鬥會結束後，疲憊的李立三進了家門便倒在床上，但過了一會兒李立三就開玩笑地說：“李莎，你的級別提高了，現在你和華北局書記們可以平起平坐了。”自此，李莎和李立三接受的批鬥會和抄家就未間斷過。[3][5][6]
1967年夏初，戚本禹以中央文革名義接見華北局群眾組織代表，公開點了李立三的名。戚本禹說，華北局的群眾運動不應當將矛頭指向李雪峰，重點應是李立三，“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問題很大，就好比這一暖瓶的水，你們掌握的僅僅是一點。”“李立三是裏通外國分子，他老婆是蘇修特務。”戚本禹以中央文革名義作出的這一表態立刻扭轉了華北局的文革方向及群眾情緒，各色“批李戰鬥團”隨即產生。1967年6月5日，北京各大專院校以及外地造反派共56個組織聯合成立“批鬥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聯絡站”，直接同中央文革掛鉤，搜集材料並定期匯報。聯絡站成立公告上宣布：李立三“勾結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進行一係列裏通外國的反革命罪惡勾當，為劉少奇的篡黨篡政篡軍活動老實效勞。”[6]北京到處流傳著李立三、李莎從事間諜活動的謠言。對李立三的批鬥也不再是1966年那樣的小範圍內部檢討，批鬥規模遠遠擴大。於是，李立三給毛澤東寫信，反駁《批鬥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聯絡站公告》。信還未寫成，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就被造反派帶走。李立三去世以後，李莎奉命搜查“家裏床單下”的信時，才發現了藏在褥子底下的這封信。[3][5]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華北局的造反派從家帶走。6月20日，在中共中央華北局的批鬥會上，李莎站在台上見到了丈夫李立三。散會後，李莎扶李立三出門，並遞給他一杯開水喝。二人被押上同一輛汽車，開到府右街停下，李莎被要求下車，李立三伸出手和她告別並說：“你多保重！”隨後車開走了。這是二人的訣別。李莎被要求上了停在對麵的另一輛車，送回北極閣三條的家裏。李立三被關進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裏，1967年6月22日死亡。據說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裏服用大量安眠藥，在被送往北京醫院的途中死亡。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裏寫下了一封致毛澤東的遺書，並提到“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裏床單下。沒有寫完。請派人找出送你審閱。”次日即6月23日，李莎被逮捕，關進秦城監獄。女兒李英男、李雅蘭也被以“談話”為名騙到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軟禁，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轉押秦城監獄，後又下放農村。據李莎回憶，她的逮捕證是由謝富治簽署，1968年審訊高潮時，謝富治還現場督陣，這表明中央文革對該案的重視。[2][3]
“李立三專案組”對李莎采取了逼供信的辦法，以及不許睡眠、通宵審問、不給飯吃等迫害手段。但李莎堅持不說謊話，不承認罪名，不誣陷他人。專案組不斷施壓，輪番審訊。李莎一直堅持不屈，對口供和筆供都字斟句酌，在獄中寫出的數十萬字材料都僅反映客觀事實。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為李莎平反時，讚揚了李莎堅持真理的精神，並指出李莎所寫材料為很多人的冤假錯案的平反提供了依據。[2]
1969年中共九大後，開始落實“可教育子女”政策，女兒李英男、李雅蘭先後回到北京。1975年5月被批準探監看望李莎。探監前，專案組宣布紀律：不許將李立三去世的消息告訴李莎，不許說親友中誰受牽連，不要抱頭大哭等等。李莎當時表情麻木、動作遲鈍，頭發已全白並稀少，身穿一身黑色衣褲。幾天後，李莎被直接押到山西運城，安置在當地棉科所大院內的一間平房裏，大院中有一株無花果樹。李莎每天在附近的農業研究所食堂就餐，和普通幹部一樣用內部糧票購買飯菜，每月發給生活費。李莎後來才得知，當時中央“李立三專案組”已作出“結論”，將李立三、李莎定為“蘇修特務”，並將已死的李立三“清除出黨”。李莎在運城雖有了一定行動自由，但仍受秘密監視，且明文規定禁止離開本地回北京。李莎的身體恢複後，要求參加工作，但遭拒絕，說是讓李莎“安心養老”。李莎一直不知道李立三已去世，直到1976年春節，女兒李英男來運城探親，才將李立三早已去世的消息告訴了李莎。[2]
1975年，李立三的冤案獲得平反，李莎重獲自由。經過李英男奔走呼籲，以及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的過問，李立三、李莎的冤案徹底獲平反。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為李立三、賈拓夫舉行追悼會，鄧小平、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追悼會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詞。會上中央肯定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並指出李立三始終忠於黨忠於人民。[2][3]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李立三、李莎“蘇修特務”案牽連的還有其他人。例如林利、孫維世都受此案牽連，被戴上“蘇修特務”帽子。孫維世涉案最大的“證據”就是孫維世常和李立三、李莎一家來往，還曾替李立三、李莎一家搞一些話劇演出門票。孫維世慘死在監獄中。李莎後來始終不能原諒江青害死孫維世。[5]
晚年貢獻[編輯]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李莎恢複從事俄語教學工作。她主編的《當代蘇聯文學原著選讀》兩卷本成為全國高校俄語專業教材。她還編審了全套《俄語視聽說教材》、《中級俄語》、《高級俄語》，並定稿《俄語同義語辭典》，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師作基礎課教學觀摩的錄音與錄像。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她經常參加會議、寫提案、到外地考察。[2]曾為貧困地區女生爭取受教育機會。[1]她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遞交的改革中國俄語教學現狀的提案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重視，並受教育部委托多次為全國高校俄語教師開辦講學班，為俄語教師上輔導課。此外，她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和《周恩來選集》的俄文審定工作。[2]
1979年，李莎被北京外國語學院首批評定為教授職稱，享受中國籍老專家待遇，後又被定為終身教授。1983年起，李莎連續四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還任中俄友好協會理事，並受到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及慰問。1997年5月15日，是李莎來華工作50周年紀念日，國家教委、國家外國專家局、北京外國語大學為她舉行了慶祝活動，她的老友、俄語界同仁及學生都來祝賀，她的學生、越南外交部部長阮孟琴也發來賀電，作家高莽還獻詩一首。1998年，國際俄語教師聯合會授予李莎教授“普希金獎章”，表彰她對中國俄語教學的突出貢獻。離休後，李莎開始用俄文撰寫回憶錄。[2]
李莎一直熱愛法語和法國文學，曾為來華訪問的法國婦女代表團等做過接待及翻譯工作，並在1994年終於實現了到巴黎一遊的夙願。2013年7月8日，在法國駐華大使白林、俄羅斯駐華使館文化參讚梅捷列夫及親友的見證下，李莎在其休養的北京友誼醫院內接受了法國政府頒發的榮譽軍團勳章（軍官勳位），這是榮譽軍團勳章五個等級勳位中從高到低的第四個等級的勳位。[1]
改革開放後，李莎曾任中國俄語教學研究會理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中俄友好協會理事、中國老教授協會名譽理事，全國政協委員。[2]
2015年5月12日，李莎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7]
參考文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