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私底下批毛罵毛的還少嗎?公開出版的不但在國外,在國內也是有的。有人不喜歡很正常。擁毛的一樣有。這就是言論自由。沒有理由不讓人說話。彼此尊重,客觀認識事物,逐漸得出公論,這才是正道。
毛左為啥讓人瞧不起?就是因為它們喜歡對毛跪舔,而且皇奴思維嚴重,好像沒有毛,他老家的雞都不下蛋了。
某黨剛開始時在毛的領導下說要解放全人類,結果牛B吹大了,後來改小點,趕超英美,直到搞到民不聊生、餓殍遍野;不得不低調改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目標實現小康;還是不行!那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全民墮落、貧富懸殊!不得已,最後隻剩“維穩”,還不行!開始做夢了…… 可以說中國處處存在問題,毛有問題,鄧也有問題,中國需要的是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一幫喊萬歲的腦殘皇奴和遺老遺少。
毛粉們說毛對中國科學有貢獻,我認為這是一個世紀笑話,文革結束以後中國的各行各業的專家都在哪兒呢?我覺著前些日子的描寫鄧的一部電視劇可以說明問題,當然這部電視劇還是溫柔多了,其實知識分子們在文革中的遭遇淒慘的多。文革是老毛發起的政治運動,一個迫害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的發起者對中國科學有貢獻?這絕對是放屁,這樣矛盾的評價隻有在中國才能存在。我隻轉載一篇文章,來看看文革是怎麽迫害知識分子的。
錢理群:一個物理學家的“改造”
束星北,即便是今天的中年人,或許都不記得這個名字了。就讓我們聽聽專家們怎麽評價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浙江大學,50年代初在山東大學任教的束星北吧——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我對周恩來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和教師。隻是他們沒有得到任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
束星北的研究生、中科院院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顧問程開甲:“束星北的物理學天賦是無人能及的,有極多的思想或念頭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腦裏。而那些思想與念頭,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極有可能結出轟動世界的果實。”
研究者:“束星北與王淦昌先生無疑是那個時代的中國物理學的大師,他們不但在科學研究上成就卓越,還一同創造了中國物理學的一代學風,建立起中國理論物理與實驗物理的基礎,同時也造就了一大批聞名於國內與世界物理學界的人才,如吳健雄、李政道、程開甲等。”
大師們崇敬的人,該是怎樣的超級大師啊?請看這樣一個細節:1952年“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時為浙江大學教授的數學家蘇步青無端受到懷疑而被審查,束星北串聯一些人去學校為之說話,但真要去時,信誓旦旦、義憤填膺的教授都退卻了。隻有束星北一人怒氣衝衝地闖進運動核心小組辦公室,衝著一位主任大聲喝道:你知道蘇步青是什麽人嗎?你們算個什麽東西?還沒等那主任醒過神來,束星北像揪小雞子似的,上去就把那位主任從椅子上揪起來,一拳打過去。最後蘇步青解脫了,束星北卻因毆打革命幹部,抗拒運動,而成為鬥爭批判的罪魁。
束星北主張“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還有另外一條路,第三條道路”,因此一遇到事情,良知、正義感和獨立意識就會將他推到“判官”席位上,並讓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然而,1957年反右之後,經過“改造”的束星北變了。請看:
他像個機械人,上麵說什麽他就幹好什麽。平日裏,他不和任何人講話,也沒有任何表情。開會學習他幾乎一言不發。有時主任非得讓他談談看法、認識,他要憋很長時間,確實覺得把話拿準了,才開口。
但他很快又積極起來,就更讓人詫異——
他來到青島醫學院物理組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著一個小本挨個兒讓人家提意見。有人習慣背後或在會上提意見,不想附和他,他也不急不躁,一有空就掏出小本在人家一旁等著,人家不勝其煩或被其精神感動,隻好和他“合作”。待人家挨個兒提過意見後,他便整理出來,上交領導,作為改造成果。
他還主動要求給自己召開“評審會”,在會上人們如此怒斥他:“束星北立場問題沒有根本解決”,“你還想拉攏青年,想增加點勢力,同人民討價還價,讓別人給你說好話,這也是妄想”,“出路隻有一條,低頭認罪,改變立場,重新做人”。束星北誠惶誠恐,全部接受,承認“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表示要“在今後的具體行動中努力改正”。
看到這樣判若兩人的轉變,我心裏堵得慌:那個保有人的獨立、尊嚴、血性,始終高昂著頭顱的束星北教授,哪裏去了?是什麽力量使他變得如此窩囊畏縮,自輕自賤,夾著尾巴做人,惶惶如喪家之犬?
月子口勞改場就是把人的屬性給改造掉的地方,而且,它的改造工程是成功的,束星北就是一個典型。
二、怎樣改造束星北?
如何迫使、誘使束星北們半是被動、半是主動地接受改造?
(一)株連家庭——從人性最軟弱處入手
據說,1957年山東大學的反右運動,進行到9月,所有的右派都投降了,右派的陣地上也隻有束星北一個人了。麵對圍剿批判,他和以前的運動一樣,要麽唇槍舌劍,針鋒相對,要麽像礁石一樣,沉默不語。正麵強攻不下,便繞到他的後麵,轉攻他的家庭。讓家庭和組織聯起手“幫助”與“改造”負隅頑抗的死硬派,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於是,時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某航空部隊教官的束星北的長子束越新,被組織派回來“幫助”束星北坦白認罪。束星北因此麵臨他一生最為艱難的選擇:認罪意味著徹底否定自己,萬難接受;但拒絕認罪,就意味著長子不能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不但會失去軍籍,而且將終身掙紮在右派的邊緣,怎能忍心!
束星北的五子束義新這樣留下了整個家庭夢魘般的記憶——
大哥一回來,父親壓力大了。他常常半夜裏起來,在書房裏溜達。有時他需要借助烈性白酒來睡眠。有時大哥也睡不著,就來到他的書房,兩人一談就談到天明。
這一夜夜父與子靈魂的煎熬,應該永遠留在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它記載著中國獨有的思想改造摧殘、折磨人性的全部殘酷性。
束星北終於屈服,寫下了他一生第一份認罪書:“親愛的黨,我錯了,我對黨對人民犯了罪。”並特地寫上:“黨派我的大兒子回家幫助我,使我非常感動。”
但在最後時刻,束星北在校長辦公樓前徘徊到深夜,終於沒有將認罪書交出,維護了自己的人格。但懲罰也就隨之而來,他自己因此得到最嚴厲的處分:除戴上“極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外,還加上3年管製;更是株連全家,無一例外——
長子束越新被部隊驅趕回來,成了無業遊民。為了生計和弟妹的學業,他隻能到碼頭、車站或建築工地,與同樣身份不明的人爭搶飯碗。
長女束滬新(男女排行第二)不能像同齡人那樣進入國家工廠,在家閑得快瘋了,一家街道石料廠才勉強收留了她。她後來找了一個工人結婚,因對方家長不接受自己的家庭,隻能搬到夫家所在的外地,與家庭幾乎斷絕了來往。
三兒束慶新小時候因一場感冒沒有及時醫治,患上小兒麻痹症,父親出事後更備受歧視,開始畏懼學校、老師、同學,耳朵出現幻聽,最後隻能休學在家。
老四束孝新,外表、性格、智慧都秉承了父親。高考時,連續兩年報考清華,都因家庭出身而名落孫山。最後勉強進了青海鐵道學院,畢業後分到四方機車車輛廠成都分廠,卻沒有逃過1957年這一劫:因在一份給領導提意見的大字報上簽了名,被打成右派;因不服準備到北京上訪,卻被攔截,關進了監獄。
五子束義新,16歲進了鋼廠,因才華出眾,被安排到業餘學校教書,教了3個月就被頂替,去質問原因,又被發配到全廠最苦最累也沒有安全保障的澆灌車間。因不堪忍受欺辱,瞞著父親逃離工廠,靠做小買賣謀生。
六子束潤新,初中畢業考進中專,1960年學校解散,流落街頭,那年才15歲。隨即大禍臨頭:因帶頭向學校要求退賠學費,竟被誣告盜竊而被捕入獄。
這裏的步調統一,高效,是令人驚異與恐懼的。這正顯示了中國“黨領導一切”的體製的威力:真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黨懲罰右派(不馴服者)的意誌,在一切地方,任何時候,都得到最強有力的貫徹執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懲罰所要達到的目的:一人有罪,全家蒙難,實際上要把束星北(以及所有的右派)整個家庭都打上罪惡的烙印,而且這樣的罪是代代相傳的,由此而形成了一個新的“賤民”階層,而且是永遠不得翻身的。 中國的思想改造是建立在人分兩等(人與非人)的等級觀念上的,並真正落實到了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與劃分。因此,當束星北這樣的右派及其子女被打成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賤民”的同時,領導者及其子女也成了享有特權的“紅色貴族家族”,而且也是要代代相傳的。
但政策又同時指出:隻要“認罪”就有“出路”。如果進一步“改造”好了,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即使不能完全免罪,也會改變子女的命運。這樣,“認罪”還是“不認罪”的問題,又重新擺在束星北麵前:拒絕認罪,就意味著子子孫孫(不隻是眼下的子女)從此成為“賤民”,永遠不得翻身;認罪,則可能使子女有個出路。
這是真正的致命一擊:因為它直抵人性最柔軟之處。親子血緣之情,這是人的本性,人的底線,是人的情感中最神聖,最敏感,也是最脆弱之處,可以說是人的精神的一個軟肋。 現在束星北正是這樣:1961年,他從月子口勞改場回到家裏,麵對全家因自己拒不認罪的堅守而蒙受的巨大苦難,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擺脫不了欠債、負罪之感。他再也堅守不住,隻能選擇“認罪”。
(二)“不給飯吃”——針對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的殺手鐧
束星北認罪,發生在月子口勞改之後:不僅是難以承受的體力勞動,更是因為饑餓。
月子口勞改場的勞改犯人,從事的是重體力勞動,最初的口糧定量是每月40斤,以後逐年下降,到1960年以後,連20斤都保不住了,每個人都餓瘋了。
束星北餓急了,就跑到附近老百姓的地裏偷地瓜,被看田的老頭兒抓住了。老頭看他餓得實在可憐,反倒從地頭的草棚裏拿出一捧花生給他,沒想到束星北竟連皮吞了下去。
一次在農場收地瓜,束星北偷吃了一個。第二天就開了他的批鬥會,束星北辯解說自己沒有偷,是撿的,大家馬上堵著他說,頭一天收地瓜,哪來的撿?他隻好照實說了:因為我肚子餓。
不僅束星北一個人餓,全家人都餓。他7個孩子,除長子外,全都是在校學生,妻子又沒有工作,全家人吃飯的重擔壓在他一個人肩上。束星北從來不在意金錢,接濟他人是常有的事,隻要自己有一口,一定掏出半口給更需要的人。但是,他現在卻四處借貸,不光向親朋好友借,也向左鄰右舍借,甚至向自己當年的保姆借。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觸目驚心的“思想匯報”——
我所以敢於傲上慢下,任意而為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飯吃”。這個學校不聘我,有別的學校,搶我還搶不到手,你不能把我怎麽的。所以我才敢傲上,才敢罵校長,敢罵領導。也由於這樣,我才敢無組織無紀律,譏笑那些守組織紀律的人為軟弱無用的人。現在才懂得毛主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句話的真理性。在勞動人民當家的社會裏,除非願意餓死,為反動階級守節,否則就必須拋棄反動思想,必須老老實實地守紀律,服從組織,不能任意而為。我是什麽了不起的人?不是勞動人民給我飯吃,我就一天也活不了。
這段思想匯報,讀得我心驚肉跳,因為它道出了那個時代中國的嚴酷的真實。
(三)“不讓做事情”——利用知識分子兩大弱點
束星北的小女兒束美新回憶說:“父親很早就說過,他最怕的不是政治壓力,最怕的是不讓做事情了。”
但是,束美新說她“真正理解這句話,還是在多年以後”。
這是她永遠難忘的記憶——
那是1971年元月的一天,她帶著孩子去看望隨著醫學院下放到一個小鄉鎮的父母。遠遠地看到校門口一個人正在佝僂著身子掃雪,他一身黑棉衣棉褲,在漫天皆白的世界很是醒目。父親看見孩子就抱過來不再撒手,但又立即折了回去,走到路旁。她這才發現:路兩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數學公式和演算符號!
父親在勞動改造時,還在做他的作業!她哭了,也終於懂得了:對父親這樣的知識分子,“做事情”,從事學術研究,“才是他活著或活下去的理由”。
如本文一開頭就引述的束星北的研究生,也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的開拓者之一的程開甲所說,束星北有極多的思想和念頭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腦裏,如果得到發揮,這些思想和念頭就極有可能結出轟動世界的果實。事實也是如此,隻要給一點機會,束星北頭腦裏的超常智慧,就會發出耀眼的火花:1954年束星北被逐出山東大學物理係,來到氣象所,不到一年時間,就對空氣運動學等多個領域做出了開拓性貢獻,“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1961年,他來到醫學院,又將從丹麥引進的世界尖端醫療器械腦電圖機起死回生,引起全院轟動,他卻歎了口氣說,純屬雕蟲小技。
他的心另有所思:他從報紙上看到中蘇關係緊張的消息,擔心“美國將會使用核武器,如此中國難逃毀滅的命運”,於是提出中國必須盡快研製自己的原子彈。這就是束星北——盡管此時還是個戴罪之人,他依然從國家戰略上考慮科學問題,顯示了一般人所不能及的膽識。但正在他四處奔走,企圖說服領導時(在許多人看來,他說的都是夢遊者的囈語),廣播裏傳來“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消息。他後來才知道參與者中就有他的朋友王淦昌和學生程開甲。而在聽到消息的那一瞬間,束星北哭了,發出“絕望的號叫”。以後又多次獨坐垂淚,念念有詞:“本該是我來做的,本該是我來做的。”
因此,當多年後重新回到科學研究領域,他就進入了完全不同的生命狀態。一位旁觀者這樣寫道:當束星北在空蕩蕩的大廳(那個年代無人潛心科學研究)獨自一人用一支筆進行科學計算,他就開始了難得的一次神聖之旅,他很快找到了感覺,進入了狀態,這是一種生命的狀態,也是一種重生的感覺:科學家束星北回來了。
這就是束星北,這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視自己的專業為生命,這是他們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報效祖國的唯一途徑。簡單一句話:忠誠於事業,忠誠於祖國,並且有天生的“舍我其誰”的使命感,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大基本特點。
(四)嚴密監控:用恐懼震懾人心
這是1955年10月17日束星北寫給中共山東大學黨委,並報送青島市委和山東省委的報告——
“近日,我發現有一個帶槍的人,影子一樣,出沒於我的房前房後,顯然對我進行了特殊‘保護’。但不知出於何因,不知道黨委領導同誌,知不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麽,請予關注,並做出解釋。”
這是一個象征:束星北終生都有人“影子一樣”對他進行“特殊保護”。
首先動用的是專政機關的專業監控。束星北檔案裏,就有一份1951年4月12日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製定的“複雜分子登記表”。
還有更為險惡的,即所謂“群眾專政”,發動群眾,使每個人都成為自覺的告密者。甚至在右派中,也要製造告密者。
據與束星北同在月子口勞改的石藝回憶:最初,他們的勞改小隊還是相當“抱團”的,“同是天涯淪落人”,彼此在默契中相互照顧與保護。為了分而治之,勞改當局宣布:隻要“表現好”就可以“摘帽”;而表現好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勇於“檢舉別人”。這就充分利用了每一個右派的逃生欲望,“為了能夠摘帽,人們什麽都可以放棄”。
正直的束星北當然不會參與其間,他也因此成了眾矢之的。而他的不懂政治,不通世故,更使他最容易成為告密的對象,為他人檢舉立功提供機會。於是,他在學習討論時的發言,平時的言談話語,不經意的玩笑,甚至夢囈都是人家檢舉揭發的材料。
更為可怕的是,這樣的監控最後深入到了束星北的家庭中。 1962年,束星北從勞改場回到學校和家庭以後,醫學院人事部門和保衛科便成立了醫學院、街道辦事處和束星北家庭的三級聯合監改小組,專門召開束的家庭會議,爭取了其家屬子女協助監改小組對束星北實行全麵監控,對他的學習內容、學習時間、工作表現、思想狀況、情緒變化、外出請假等等的掌管、控製都有周密的安排。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多層次、全方位”的監管網:在醫學院工作時,由學校有關部門負責;回到家裏,就由街道辦事處和家庭負責。據說這樣的監管“確有奇效”,束星北隻有俯首帖耳,規規矩矩,絕不敢亂說亂動。
當人失去了一切自由,就會產生巨大的、不可遏製的恐懼感。於是又有了束星北的小女兒束美新的一個讓她難以忘懷的記憶:1980年初,父親已經回到人民內部,她下班回家時,卻發現父親在樓梯門口徘徊,他眉頭蹙得老高。他緊張地示意家中有人!原來來了兩位警察,是來通知她去領取丟失的自行車的。父親卻高低不相信,直到警察走了,才心有餘悸地回到家裏:他仍然沒有擺脫受警察監控的陰影。
(五)嚴格隔離:把人置於絕對孤立與孤獨中
在把束星北開除出“人民”隊伍,宣布其為“反革命”以後,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號召、逼迫人們和他“劃清界限”,以達到分化與孤立的目的。越親近的人,這樣的要求就越嚴厲。
首先自然是妻子和兒女。由於束星北在學生中享有極高威望,影響很大,有一大批追隨者。這樣,如何將束星北從他的學生中隔離出來,就成為黨組織的一大任務,據說這是一場“爭奪青年”的大戰。於是,所有的學生都麵臨一個考驗:一邊是“組織”,一邊是“反動教授”,究竟選擇誰?多數學生在幾經掙紮以後,不管情願不情願,最後都拋棄了束星北:或反戈,或沉默。
非親曆其境者,大概很難體會這是怎樣一個情景。同是右派的石藝有這樣的追述——
這自然是束星北所不能理解,絕難接受的。反右之初,束星北曾認為,人民群眾不會同意反右,隻要大多數人不同意,上邊就不能隨心所欲。但他很快就發現,更準確地說,是親身感受到了:大多數中國人支持上邊的一切行動,人民群眾對反右運動的支持和對任何運動的支持一樣,情緒高漲而狂熱。他,一個右派真的落入了“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
他渴望回到“人民”隊伍中,回到“人”應該有的社會關係中。他在思想匯報裏這樣描述自己的處境與心境——
我總是見人抬不起頭來,看見熟人趕緊低下頭,遇著生人稱我“同誌”,就覺得含羞,您不知道我的身份,否則就不會這樣稱呼我了,光榮的“同誌”兩個字再不會落在我身上了。甚至當我教我大兒子數理研究,辯論學習方法時,也常被他用“資產階級教學法”幾個字套在頭上,使我啞口無言。他對我的批評態度使我無地自容,而他是下放幹部複員軍人,我卻是人民的敵人,被管製分子!感覺到生不如死,惶惶如喪家之犬!有一次公共汽車上太擠,一位解放軍戰士親密地把我一路抱著,從夏莊抱到滄口,我心裏感愧說:“您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我竟是人民的敵人,一隻披著羊皮的豺狼啊!”
絕不能低估這樣的絕對隔離造成的人的孤立與孤獨,對人的精神摧殘與控製的力量。在絕對的絕望狀態下,人是最容易聽命於強勢者的:“隻要誰顯得強大,有權威,有權勢,以不容置疑的充滿自信的語言說話,就聽命、依附於誰;而當時的‘革命權威’正扮演了這樣的角色,絕對響應,絕對服從,就不可避免。”
(六)勞動改造:使知識分子的自信與價值徹底消解
對束星北的改造,最關鍵的環節,是送他去月子口勞改場進行“勞動改造”。勞動不僅是懲罰,更是一種改造。所謂“勞動改造”,就是強製一向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去進行體力勞動,而且是重體力勞動。這樣的勞動改造,把科學、文化都看作罪惡的淵藪,具有濃厚的反智主義色彩。在將體力勞動神聖化的同時,又把體力勞動者理想化。當束星北這樣的知識分子舍棄自身原有的文化、知識的優勢,去從事自己不熟悉、不習慣、不擅長的簡單體力勞動,就立刻落入一個陷阱,突然發現:自己由一個有用的人變成無用的人,人人尊敬的人變成人人鄙棄的人。
束星北就是這樣連續10次在月子口勞動評比中被評為“較壞的隊員”,同隊右派回憶說,一個夯錘六人拽,它要求人人動作協調一致,可是隻要有了束星北,夯錘要麽起不來,要麽起來後偏到一邊去,人家自然不願同他搭伴。他自己也承認:覺得別的隊員,老的少的病的弱的幾乎全比我強。再加上關節炎、胃出血、頭痛等病,有人甚至罵我“老不要臉的”。
束星北這樣談到自己勞動中的收獲——
到月子口來收獲之一是慚愧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何這樣腐朽無能(而且又不是沒有蠻力氣)!即在技術方麵也沒有某些從沒受技術訓練的群眾靈活敏捷!使我初步認識到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真理名言。過去一下課就凡事不管,吃得醉醺醺地研究些自己有興趣的東西,從未想到對生產有什麽用。
於是,人們又聽到了束星北的喃喃自語:“難道我束星北就這樣完了嗎?”
但束星北實在心有不甘,又希望能走一條“技術改造”的道路。他提出了這樣的請求:“我的年齡體質在體力勞動競賽中雖稍嫌老,但是在科學技術的行列中還算年輕,估計還可以為黨、為祖國人民做20年左右的事業。因此我請示黨先分派我到金屬電機機械等廠當短期學徒工,以備聯係實際,在技術革新中做出貢獻立出功績。”有關領導在他的申請報告上批示:“此人到了這一地步,竟然還想偷奸耍滑,逃避勞動改造。”給束星北留下的隻有勞動改造這唯一的出路,即通過體力勞動,成為體力勞動者。
束星北在那樣的年代,還真的一度成了普通勞動者,一個手藝高明的修理師傅。他無條件、無代價地為周圍鄰居修理收音機,半導體,自行車,縫紉機,鬧鍾,手表。很多人都不知不覺地消除了對他的敵意和戒備,並開始接受他,容納他。在很多人的眼裏,他是個好人,好老頭,正直,大度,風趣,可交。他們大都不太看重他的身份,跟他下棋,喝酒。家庭來了親朋好友,他常常被拉去陪客;有了紅白喜事,也請他去幫著張羅張羅。兒女們發現,跟他最好最近的還是那些看洗澡堂的,燒鍋爐的,拉大車的,刷茅房的。這些人地位雖然很低,但是關鍵時刻出力最多的就是他們。
在束星北最為困難的時候,他的鄰居,普通的勞動者接納了他:這件事情本身是令人感動的。束星北從中感受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的溫馨。但他的欣慰裏,更有苦澀:因為“好人束星北”身份的獲得,是以“天才物理學家束星北”的消滅為前提與代價的。
問題在於,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與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農民,是社會分工不同形成的社會群體,他們各自都有獨立的價值,本應該相互理解、尊重和互為補充,但現在卻被人為地變成相互對立的階級,納入到你死我活,一個吃掉一個的階級鬥爭的軌道裏,知識分子成了被消滅的對象。束星北們就是在這樣的統治邏輯下,被迫接受思想改造的。
(七)反省的陷阱:人的自我貶抑、否定
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是思想改造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在束星北檔案裏,除了揭發、檢舉材料以外,還有大量的自我檢查、思想匯報。但這卻是一個陷阱,落入其中,會產生許多嚴重的後果。有研究者對此做了專門的討論,其可注意者有四。
其一,和基督教懺悔的私密性、儒家修養的個人性不同,思想改造裏的自我反省要求公開進行。這背後又有兩個理念。一是“一個人的思想不隻是自己的事,也是眾人的事,社會的事”,這就為用群眾的輿論監督來強製改造,提供了理論依據。更重要的是,強調“舉凡我們的一切,包括我們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思想,都不隻屬於我們自己,不應有任何隱瞞”,以後盛行一時的“向黨交心”就是由此而來。這也就意味著,“在黨和人民麵前,個人無權堅持自己思想的獨立性”,個人的思想反省,就這樣變成了控製知識分子的工具。
其二,基督教的懺悔與儒家的修養,都表現了人要按照某種理想人格、道德標準來提升自己的崇高願望。隻是基督教的理想標準,是彼岸的上帝,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曆史上的聖賢。
而中國思想改造的標準,卻是黨製定的,自我反省“不是麵對神靈,不是麵對想象中的古人,不是麵對自己,而是麵對黨”,這是一個此岸的現實的強大存在。思想改造的動力也就不再是要實現自己的人格、道德理想,而是要符合黨的要求。
其三,基督教的懺悔,儒家的修養,是一種自我的完善,因此都會提升人的自信心和生命境界。但思想改造實際上隻是一種自我糟踐。有人故意誇大自己的錯誤,進行過火的批判,以此炫耀,向權勢者討好,這樣的虛偽與是非顛倒,造成了人的墮落。
其四,基督教的懺悔,儒家的修養,都把人的理想境界設置在彼岸世界和曆史上的聖人之治,他們對生活在此岸的現世之人,往往持寬容的態度,對人的弱點有一種理解和同情。中國的思想改造,則以此岸、現實存在的上邊的思想為標準,不允許人有任何“私心雜念”,顯然違反人性、不近人情,它不僅因為不可能實現,而鼓勵偽善,而且會對真相信者形成巨大的精神壓力,造成思想與心理的混亂。
束星北正是落入了這樣的陷阱中。 他的那些檢討,思想匯報,實際上就是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自我誣陷:而因為組織上要求不但要承認“罪惡事實”,還要深挖“犯罪根源”,這種自我否定、誣陷就發展到對家庭、家族和個人曆史的全麵否定和誣陷。而當知識分子承認自己一無是處,罪惡深重時,就隻有指望上邊的救贖了。
三、改造的效果
考察束星北的命運時,不能不注意到一個事實:在他命運每一個轉折點上,不僅處處充滿陷阱,也存在總有人明裏暗裏相助的情況。
1954年束星北被逐出山東大學物理係,氣象所的王彬華所長立即伸出援手,接納了他,並創造條件,使他獲得新中國成立後唯一一次潛心研究的機會,做出了成績;時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中央氣象局局長的塗長望和他的研究生葉篤正等隨即出麵,為束星北大造輿論,給予了有力的支持。但束星北很快在肅反運動中被定為“山東大學反革命集團頭子”而遭殘酷鬥爭;到了1956年,借中共落實知識分子之機,竺可楨又及時上書周恩來為束星北陳情,在中央幹預和山東大學新任校長晁哲甫的支持下,終獲平反。在反右運動中晁校長對束星北也是盡力保護,但最終束星北還是被打成極右分子,發配到月子口勞改場勞動改造。1960年工程完工,束星北意外地被分到青島醫學院接受改造,據說是王淦昌等在北京做了工作。在青島醫學院束星北又得到院長張立文的保護,一再安排從事儀器修理和教學工作,發揮他一技之長。文化大革命後期,李政道來華訪問,多次向周恩來提及束星北,使束星北絕處逢生,終於獲得重新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會,並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曾保護過束星北的王彬華對此有一個分析,很有意思。他說:“這說明,一些知識分子的精神並沒有被數次的運動閹割掉,隻不過有時迫於無奈而潛伏下來,一旦有了氣候,他們就會醒過神來,想法表現自己。因此,可以說,束星北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同另一種力量共同存在,隻是彼消此長或此消彼長而已。”或許這並不是自覺的抗爭,但至少說明公道自在人心,束星北的價值,在知識界、科技界,乃至黨內有識之士中是有公論的,政治運動中束星北的蒙冤受屈人們是心中有數的,或暗中保護,或公開主持正義,都形成了對思想改造的一種抵製。至於前文說到的普通老百姓,他們可能因為一時受蒙蔽對束星北這樣的知識分子持敵對態度,但一旦通過具體接觸了解了束星北的為人,便出於純樸的天性,善待這些“落難之人”。這也都對思想改造的作用形成一定程度的消解。
1979年12月,當他獲得平反,回到他視為生命的科學研究崗位上,人們立即發現:“那個直言快語、敢說敢做、黑白分明、疾惡如仇的束星北,那個把學術標準和社會生活乃至政治標準混為一談的束星北,那個不講情麵不講方式,也從不顧及人家麵子的束星北”又回來了!這讓關注他的老友、同事、學生驚詫不已:“複出”之後的束星北,除去時代歲月留下的外表痕跡外,骨子裏並沒有多少變化,一切都保存得完好無損,如他的率直性情,他對人和對生命的熱情,對待事業的執著精神等等。幾十年的改造甚至連他的壞脾氣好像也從未從根本上觸動。——這不僅顯示了束星北人性、人格的不可摧毀的力量,更是思想改造的失敗,這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永遠無法治愈的精神的創傷。 細心的女兒發現,複出後的父親很長時間仍擺脫不了被千斤巨石壓住的感覺,他的心很累很沉重。他睡相不好,夢話很多,大都是“昨天”的內容,背景要麽是山東大學,要麽是月子口。有時,父親鼾聲剛起,又悚然驚起,馬上就展紙捉筆,速速寫下,第二天一看,全是“檢討”“認罪”!而“昨天”在他思想、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或許更是一種深層次的精神創傷。
思想改造對人才的摧毀,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或許更應該引起注意。直到生命的最後時期,束星北還驚詫地發現,自己雖是70多歲的人了,腦袋卻還跟二三十歲的時候一樣飽滿清晰、活力無限。而且由於積累豐富了,各種各樣的想法碰來碰去,閃爍著數不清的智慧的火花。他甚至立下遺言,要醫生解剖他的大腦:“如果說大腦是一個小宇宙的話,你們一定會發現,這個宇宙與眾不同!”
但一個更為無情的事實,卻是思想改造造成的長期與世隔絕,接觸不到新鮮資料,他的思考和世界學術前沿已經有了距離。於是,我們看見,住在病房裏的束星北,每天坐在附近海洋研究所物理樓前的操場上,沐浴著陽光,眯縫著眼睛,常常是幾個小時一動不動,像一尊雕像。這位天才的物理學家,還沉湎於活躍的思想火花碰撞中,等待著創造力爆發的那一刻。但他再也等不到了……
這是物理學天才束星北生命中永遠的遺憾,更是我們民族的最大悲哀。
from Baidu.com
人物評價 編輯
學術思想治學態度
凡與束星北共過事,受過他教益的人對他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態度無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虔誠好學,思想敏銳,理解深刻,好窮根究源。20世紀30年代
量子力學 和核物理是引人矚目的前沿領域,他回國後一直關注著這些研究領域。因愛因斯坦與玻爾在原理上有尖銳的分歧,1937年5月N.玻爾來中國講學時,束星北對此曾多次向玻爾請教,兩人討論十分熱烈,給玻爾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20世紀30年代末就認為幻數對核結構有重要意義,曾讓他的學生研究過這個問題,他還強調群論在核物理中的應用。1942年暑假,他在湄潭專門組織了群論討論班,講
韋爾 的《群論》,重點是講在原子光譜和核譜方麵的應用。這在國內是比較早的介紹。
他講課從不照本宣讀,不作麵麵俱到的講解。但對根本性原理卻不厭其煩地從日常所見的自然現象出發,以各種生動的實例,從不同側麵深入淺出地反複論證,使學生一通百通地理解、掌握、運用基本原理概念。例如,他講熱力學時,用大量實例證明第一類和第二類永動機是不可能的,進而闡明熱力學第一和第二定律,闡明熱力學熵的原理,並把熵的概念描述成可捉摸的物理量,使學生對難以理解的物理概念變得清楚、明了。他講基本原理和重大發現時,幾乎都按認識演變的曆史,從黑體輻射到
量子力學 ,從以太到
相對論 等等,講清講透。在曆史地闡明和論證完畢物理學的一個基本原理或定理之後,他總愛說“物理學是逼上梁山的”,以形容人們認識物理規律的過程。
他特別著重引導學生抓住物理學的一些本質問題。在講量子力學時,他強調統計性和測不準關係,用大量事例著重闡明測不準關係原理。在講狹義相對論時,他特別強調相對論的核心問題是同時性問題,在狹義相對論中,同時性隻有相對的意義,隻有時空的點才是絕對的。在討論經典統計物理時,他強調指出統計物理的核心問題是玻耳茲曼的H定理。
束星北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他要求學生對學過的東西一定要消化,不讚成死記硬背。他經常講應該吸收那些對的部分,擯棄那些錯的部分,反對盲目引述文獻和專家權威的話,認為如果不變成自己的東西,即使說對了也無用。他所出試題相當部分要求靈活運用講授內容,靠死記硬背是答不出來的。如講力學軌道運動時,他向學生提出“月球與太陽之間引力大於月球與地球之間引力,為什麽月球繞著地球轉”。為使學生接觸物理學最新進展,他與王淦昌合開了“物理討論乙”,介紹物理學的前沿領域,當時出現的一些重要進展他們都講過。例如,王淦昌講過中微子和β衰變實驗,束星北講過費米的β衰變理論和達爾文的狄喇克方程嚴格解。他也讓四年級學生作文獻研究報告,培養他們閱讀文獻和獨立思考能力。
在青島醫學院期間,束星北精神上、生活上極其痛苦與艱難,為提高青年教師數理基礎,他仍非常認真、盡心盡力地講授電動力學、傅裏葉級數、普通物理學、微分方程、矩陣、醫學生物統計等課程。
啟發教育
束星北是一位嚴師,又平易近人,關心愛護學生。浙江大學物理係培養出了相當一批理論物理人才,與他的啟發教育是分不開的。
李政道 的成長曾得益於束星北對他的精心培養。李政道1943年在湄潭、永興浙江大學一年級念書時,與束星北的侄子同班,常到束星北家中去玩。通過提問題,他發現李政道是個天才,便格外培養。這一年,束星北每兩周去永興場一次作普通物理輔導。幾乎每次去都和李政道在楚館(一年級教室地點)物理實驗演示室熱烈地討論問題。李政道原是化工學院學生,到二年級,束星北親自幫助他轉入理學院物理係。到湄潭後,李政道經常睡在
雙修寺 物理實驗室,束星北晚上也常去雙修寺,兩人往往談到深夜。1944年底日本侵略軍進犯黔南後,浙江大學出現從軍熱,李政道激於愛國義憤,決心去重慶報名參加青年軍,因路上翻車受重傷而作罷。他寫信告訴在重慶的束星北,束星北派車把他送回湄潭。後來,束星北利用接眷車把李政道接到重慶,隨後介紹他去昆明找吳大猷,轉學西南聯合大學。李政道念念不忘束星北對他的關心培養。1972年12月4日,李政道第一次回國期間,就給當時在青島醫學院勞動的束星北寫信,信中提到“先生當年在永興、湄潭時的教導,曆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礎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後的成就,歸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束星北先生的學生李政道院士
富有洞察力
束星北富有洞察力。1939年他講授數學物理方法時,主要講正交函數和希爾伯特空間、格林函數和積分方程,提出應用特異點解微分方程的方法來處理物理問題。早在1941年,束星北針對量子電磁場高次微擾計算中的發散困難,提出將發散上項切斷(cut-off),繼續計算下去,可得到原子能級的電磁場修正。這個想法接近貝特於1947年計算蘭姆效應的觀點,他對氦的電子能級計算得到與貝特相同的修正值。可惜當時這些工作都沒有進行到底或寫成文章。他認為測不準關係是基本原理,對於單粒子係統,測不準關係應該能直接給出體係的基態能量。根據這一觀點,他成功地推導了諧振子、氫原子和類氫原子基態的能級,結果刊登於英國《哲學雜誌》。
從不盲目接受
束星北從來不人雲亦雲,盲目接受前人觀點。在電動力學中,麥克斯韋方程組既有一個推遲解,又有一個超前解,通常認為超前解不符合因果律而被舍棄。束星北卻認為,如方程式數學上正確,就不應舍去合乎一般物理要求的解。經過鑽研,他論證了當恰當注意邊界條件時,這個超前解與推遲解等同,都不違反因果律,而通常在人們感興趣的外向輻射的邊界條件下,舍去超前解又是正確的。1945年,J.A.惠勒(Wheeler)和R.P.費因曼(Feymann)曾把輻射的原因歸因於吸收體的存在。束星北對此發表一篇文章,根據他對波動方程的超前解與推遲解等同的證明,論證了“吸收體的反作用”不存在,認為他們所說的“吸收體”無任何物理真實性。
重視實際
束星北精通理論又十分重視實際。他在無線電方麵既熟悉理論又能動手。抗戰時期,在湄潭他同工人一起修好報廢的發電機和冰箱各一台。他與實驗室技師任仲英合作研製成功在銅鐵上塗鎳,獲當時國家獎。1944年,因國防需要他主持雷達研製,探測地麵約10公裏遠的目標獲得成功。束星北認為氣象研究是一門應用科學,他的工作不滿足於理論推導,必須聯係實際以驗證,進而探討用於天氣預報的可行性與方式方法。在青島醫學院勞動期間,他仍然堅持不懈地鑽研科學,做了大量技術工作,修好和研製了一批當時國內難以修理的精密電子儀器。1972年底完成了中國科學院委托的衝擊功對金屬膠粘劑的破壞因素研究。1978年又為航天工業部計算了洲際導彈彈頭接收和打撈的最佳時限,確認在3分鍾內可以立即打撈。束星北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愛國科學家。1931年回國後,他始終關心抗日,想為此做出一些貢獻。1932年在國民政府軍官學校時,因主張抗日而觸怒了蔣介石。浙江大學在廣西宜山時,受到日機瘋狂轟炸,他十分氣憤,開始考慮研製一種能追擊飛機的國防武器。到1944年,日本侵略軍進犯黔南,形勢危急,他放下教學、科研,應聘去重慶參加雷達研製。束星北秉性耿直,富有正義感。在1935年浙江大學物理係反對校長郭任遠的鬥爭中,他是一個積極分子。有一次郭任遠為拉攏教授們宴請全校教授,束星北當麵質問郭任遠,問他宴請經費從哪兒開支,弄得郭下不了台。中華民國時期他不了解共產黨,也不同情學生運動,反對學生罷課。但是,在浙江大學於子三事件後,出於強烈的正義感,他第一個出來號召浙江大學全體教授罷教,以抗議國民黨特務殺害學生的罪行。1949年初,有人不小心在實驗室丟了一本《論共產黨員修養》,他拾到後秘密保存起來,保護了進步學生。他在青島醫學院期間,曾修複一台從國外進口不久的腦電圖機。當時對這台貴重先進設備,誰也不會使用,也不敢插手修理。束星北卻主動願修。考慮他當時所處的政治處境,好心人勸他不必多事。他則說:“看到國家貴重儀器的損壞,而我袖手旁觀,是我良心所不允”,“如果我修不好,就是批鬥我也心甘情願。”
束星北先生的學生程開甲院士
愛國精神
頭橋鄉賢束星北先生是位忠實的愛國主義者,他對祖國有一顆強烈的赤子之心。青年時代學成後,懷著一片愛國熱忱毅然回國,為祖國科學教育事業流汗出力,身處逆境時,曾有人勸他到國外去,而束星北先生卻說:“為什麽要到國外去呢?要到國外去,當年我就不回來了。”
束先生曾對子女定下了一條嚴格的規矩:“外出學習可以,學成後必須回國。不下這個保證,不準放出。”,從中足見束星北先生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而他的愛國意識,均源至於束氏先賢一貫愛國敬業的優良祖風,束星北先生的家譜頭橋《束氏族譜》所載“
家訓 ”二十條,其中最為獨特之處便是“共禦外侮”條,這條
祖訓 對束先生一生的影響,顯然是不可估量的。所以,這便是1937年“
七七事變 ”時,已是浙江大學著名教授的束星北先生,麵對外敵入侵頓時熱血沸騰,毅然投筆從戎,成為當地招募的第一批抗日
義勇軍 戰士的曆史原因之一。
束星北先生家鄉的史料中,記載了他在頭橋老家“束家大場”(位於安帖四圩“束家老宅”),目睹日軍飛機在揚州上空橫衝直撞,耀武揚威的入侵場景時,束先生義憤填膺,怒不可遏,對天痛罵:“強盜!日本強盜!”,然後到圩中私塾給家鄉兒童講話,教育他們:“日本鬼子不好,我們要一起打日本強盜!”,這一席愛國主義的肺腑之言,深刻地影響了那一代頭橋人,使他們能夠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並從此代代相傳。
麵臨國破家亡,山河破碎,具有強烈愛國心的束星北先生,為打擊日寇拯救民族,防範日軍飛機空襲,於1944年10月應當時國民政府之邀,領導研製中國首部雷達,同時指導裝製特工發報機等軍用器材,並於1945年春研製成功我國第一部雷達,為民族抗戰事業,作出了一個愛國者所應有的貢獻。抗戰勝利後,頭橋鄉賢束星北先生被時任民國元首的
蔣介石 親自授予“抗戰英雄”稱號。
[6] 而束星北先生對當年研製雷達時的初衷曾回憶道:“我造雷達完全是為了防日本飛機的空襲,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前途或爬升。”足見鄉賢束星北大公無私的愛國主義情感。
對於束星北來說,最大的痛苦莫過於不能發揮自己的才能,不能為國效勞那種精神上的痛苦。1964年當束星北聽到我國第一顆
原子彈 爆炸的消息時,他不禁在家嚎啕大哭。他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誌不能酬而痛心,為不能與王淦昌在現場並肩戰鬥而傷心。他哭得如此傷心,全家為之震動,因為家人從來沒有見他流過眼淚。即使在自己遭到錯誤對待的境遇下,束星北仍然對祖國的日益昌盛感到由衷的高興。1972年10月20日,他在給李政道的信中寫道:“你這次回國,當能看到祖國經曆的驚天動地的變化,28年前那種國內卑汙,國際受辱的現象已一去不複還矣!”表達了他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心聲。
據《頭橋鎮誌》和《頭橋詩辭·開沙文萃》記載,1979年3月8日,我軍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攻克諒山,給越軍以沉重打擊,束星北先生心情激動,賦詩一首以表達他的愛國情懷:
【七律·對越反擊戰感懷】
束星北(1979)
過眼煙雲往事遷,奔騰澎湃寄華年。
喜聞捷報傳佳訊,夜讀經書不肯眠。
鯨吞蠶食由來久,虎踞龍蟠更勝前。
激蕩中原人未死,願為四化補餘篇。
晚年的束星北先生,始終不忘愛國敬業,他曾用一席肺腑之言以示心懷:“我做的事是不值一談的,但我愛國,也愛共產黨,因為我束星北經曆過軍閥混戰,帝國主義侵華,
國民黨反動派 的統治,國內外的事情見的多了,心裏明白中國共產黨最好,這一點可以告訴任何人。”
他是一個純粹的愛國者,一個純粹的科學家。
束星北先生是我國早期的一位傑出理論物理學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孜孜追求真理、辛勤耕耘播種的一生,也是坎坷不屈、自強執著的一生,他是一位有真才實學的愛國科學家。國家海洋局局長
孫誌輝 先生高度盛讚束星北先生道:“中國曾有過這樣一位科學家,是中華民族的自豪。”
束星北先生全家福 1907年10月1日 出生於江蘇省江都縣九帖洲開沙念四圩(今揚州市廣陵區 頭橋鎮 安帖村 四圩組)。
1913-1914年 入頭橋安帖私塾讀書,受其伯父同科秀才魏楚翹(1878年生,頭橋安帖四圩人)啟 蒙。
1916年 入江都縣大橋鎮小學讀書。
1919-1921年9月 入泰州明德中學。1924年7月 轉入鎮江
潤州中學 高中部就讀。
1924年9月 求學於杭州之江大學。
1925年9月 求學於濟南齊魯大學(現
山東大學 趵突泉校區)
[1] 。
1926年2月 求學於美國堪薩斯州拜克大學物理係。
1927年7月 經日本、朝鮮,過莫斯科、華沙到柏林、漢諾威等歐洲各地遊曆及工作。在德國期間,曾任愛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2]
1928年10月-1930年1月 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30年2月 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研究生。
1930年9月-1931年8月 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兼研究助教,參與研究狄拉克方程。
1931年8月獲科學碩士學位,9月辭聘回國,是年與葛楚華女士結婚。
1932年1月-7月 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物理教官。
1932年9月 任浙江大學物理係副教授。1933年研究廣義相對論。
1935年8月 任上海暨南大學數學係主任,同時兼任上海交通大學物理教授。
1936年8月-1942年 回浙江大學仍任物理係副教授,1937年晉升為教授。
1944年10月-1945年9月 被重慶軍令部技術研究室借聘,
1945年春領導研製成功中國首部雷達。
[3] 8月,做《原子彈理論學術報告》。
1945年10月-1952年 仍回浙江大學任教,1946年在之江大學兼職,直至1952年止。
1952-1958年 任青島山東大學物理係教授,並受聘海洋係氣象研究室主任。
1960-1978年 在青島醫學院兼任教員。1964年8月向有關組織提出研究核武器要求。1965年完成我國首部《狹義相對論》。
1978-1983年 任青島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員。其中1979年春參加我國首枚洲際彈道導彈試驗。
1981-1983年 任山東省物理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海洋學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國家海洋局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
1983年10月30日 淩晨3時病逝於青島。
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52208-881328.html 此文來自科學網袁海濤博客,轉載請注明出處。
上一篇:古雷PX工廠爆炸,官方說無汙染
下一篇:【轉載】老師趴下了,獨立精神站起來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