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人者,其禍必複。”《無能子》
——柳棟 (半佛半魔禪)
在中共的最高層領導人中,最值得深入研究的無疑是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林彪。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城府極深。
而林彪,又是其中人格最為複雜、謀略最為老辣、心機最為深曲者,其終局也最為慘烈。
可以說,在中國紅色革命的波譎雲詭的曆史舞台上,唯有他成功地“忽悠”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尤其是“忽悠”了那位被他一手捧上神壇的“紅太陽”。
還是他,最終以自身和妻兒的折戟沉沙焦皮爛肉,導致“文革”這場彌天蓋地的巨大神話,轟然坍塌,並予以“四個偉大”者致命性的一擊。
林彪是如何成為這樣一位曆史角色的呢?
簡而論之,林彪的一生,即是“從將軍到政客”的角色轉換。
在這裏,先得簡單定義一下“將軍”與“政客”的內涵:
“將軍”者,借用《論語》“仁智勇”三字概括,足矣。“仁”,仁心也;“智”,謀略也;“勇”,勇氣也。三者合之,可謂仁德將軍,可謂真將軍也。三者缺一,則為殘將軍也(殘,殘酷、殘缺之意)。以“仁智勇”作為衡量標準,也完全符合當代社會對於一名現代 “將軍”的評價標準!
“政客”者,則缺乏信念、理想、行為底線,人格準則;為了個人的私欲私利,不惜損害乃至葬送公共利益與崇高信仰。
“政治家”的境界則與“政客”截然相反——他們具有信念、理想、行為底線,人格準則;有為公共利益與崇高信仰,犧牲個人利益乃至生命的道德勇氣。
由以上兩種定義觀之,“將軍”與“政客”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極;而林彪卻出色地完成了這一難度極大的轉寰。是什麽樣的內因與外因,促使了他的“華麗轉身”、脫胎換骨?正為本文所要探討的。
一、對“將軍林”的評判
筆者以為,從林彪投筆從戎(1925年·18歲)到1957年,林彪是以“將軍”的角色,出現在曆史舞台上的。
1. 投身黃埔軍校:懷報國熱忱,救世情懷;
2. “南昌起義”:有理想信念,獻身精神;
3. 要毛讓位:遵義會議後,因戰事不利,上書要求毛澤東讓位彭德懷。直言不諱,軍人氣質;
4. 長征鏖戰:戰功卓異,曆練成將(屬於內戰);
5. “平型關”一戰:民族氣節,軍人本色。但是,稱此一戰為“平型關大捷”,則過於誇張。“大捷”一說,實為誇大宣傳之詞。根據現有史料看,殲敵六百(而非當年宣傳的一千或兩千),我方傷亡一千五百餘人。這本是一場居高臨下的伏擊戰,打的又是日寇的輜重大隊,並非主戰部隊。結果如上,很難說是一場“大捷”。所以在之後的歲月裏,連林彪自己也從不炫耀這一場戰鬥。這一場戰鬥的真正意義,是在於一種民族精神的張揚,一種不屈軍魂的體現。那時的林彪和那些灑血疆場的戰士們,無疑是民族英雄;而抱著犧牲老戰士的遺體大哭的林彪,也可稱作一位“仁德將軍”。
6. “延安整風”:從個人掌握的有限資料看,林彪在這場殘酷政治運動中是清白的,沒有像某些老紅軍那樣,無情地摧殘了許多投向延安的知識青年。
7. 東北戰場:這是林彪作為“將軍”生涯中最為出彩的時段;也是“擁林者”們最好津津樂道的華彩樂章。將其譽為中國軍隊的“第一戰神”,並好借斯大林,蔣介石之口,極盡讚美之詞。
筆者則認為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
此際的林彪已不再是一位“仁智勇”三全的“將軍”了。
具有現代文明意識的職業軍人,有兩條鐵律必須遵循:(1)盡可能的減少我軍的傷亡數字;(2)盡可能的減少平民的傷亡數字。
林彪在攻打四平等戰役中,曾采取人海戰術;在塔山阻擊戰間,他的那句“名言”:“我不問傷亡,隻問陣地能否守住!”都是不計傷亡數字的戰法!
至於在長春圍困戰中,餓死了十幾萬或三十幾萬的長春百姓,更是一種不恥行為(“擁林者”們,將責任完全推到遙在遠方的最高指揮者身上,難以服人。林彪作為前線的第一總指揮,對於戰略戰術的製定,貫徹,完成,沒有他的謀略和首肯,豈能出台與實施?怎能將其罪責一推幹淨?)
不要用什麽“為了偉大的解放事業”“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雲雲,作為飾美之詞。筆者隻關注那些無辜的長春百姓的餓殍遍地與悲慘死狀(可參考龍應台的有關文章)。
“擁林派”的歌德者們,應該查看一下劉伯承元帥是如何看待這場殘酷內戰的——內戰的雙方都是中華兒女,都曾是抗日戰場上的熱血男兒,卻為了某種主義而視為仇寇,相互絞殺。這分明是一場中華民族的大悲劇——不僅是生命的悲劇,也是中國人政治思維的悲劇。隻迷信 “槍杆子”是解決國家權力的唯一途徑,數千年來,執迷不悟!若說那個時代的人有所局限;那麽今日的玩筆杆子者,還在大書特書,更是可恥不堪了。
8. 朝鮮戰爭:林彪對於這場戰爭的態度,今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曆史評價。一者認為,林彪膽小怕事,沒有膽量與美軍對抗。故而借疾患之名,逃避主帥之職;另一種看法是,林彪的態度是正確的。剛剛建立的新國家,需要的是修生養息,全副精力地進行建設事業。從今天看,當年許多領導人的同類觀點是合理的。尤其在看到金氏家族在北朝鮮的所作所為,更是讓人感到,為那麽一個政權犧牲幾十萬的中國軍人,毫不值得!
但是,當我們評判曆史事件時,不可脫離當時的曆史背景與人心向背,做出“事後諸葛亮 ”式的價值判斷。50年代初,受盡西方列強羞辱的炎黃子孫,頭一回敢與世界上的頭號強敵交手(連蘇聯老大哥都不願招惹“美帝”),令那一代的中國人充滿了“豪情壯誌”“犧牲精神 ”。想想那時候,有多少海外學人放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返回故土,報效祖國(至於他們之後的命運如何,另當別論)。林彪,身為一位久經沙場的職業將軍,怎麽能夠臨陣退卻呢?
至於說到國家需要修生養息,很對!不過,筆者想問一句:抗日戰爭結束後,是不是更需要解甲歸田,重建家園?可那時的“將軍林”卻欣然奉命,奔赴東北——白山黑水,是在華夏大地之內啊;而朝鮮戰爭畢竟發生在疆外。內戰與外戰,哪一種戰爭給本民族帶來的損失更大?!
難道不是“將軍林”的心底有點發怯嗎?另一佐證是:1958年,葉飛奉命炮擊金門時,收到林彪的一張紙條,內容大意是“是否可以通過王炳南對美稍加暗示,當時王炳南正在華沙同美國進行大使級談判”。此事可以證明,林彪在麵對“美帝國主義”時,是萬分戒慎的!
其實,這種反應很正常。世人皆知:國軍與美軍的戰鬥實力不可同日而語;共軍的軍事裝備,更是無法與美軍相提並論。
麵對艱難時局,彭德懷將軍卻做出了不同的抉擇——臨危受命,赴湯蹈火。這才是將軍本色!(彭德懷並非魯莽之將,朝鮮戰爭的每一場戰役,他都打得“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相形之下,林彪的表現,是否為之遜色呢?他是不是擔心,若是在朝鮮戰場上铩羽而歸,會毀掉他的“戰神”英名?所以,他選擇了退隱。
事實也是,從朝鮮戰爭起,林彪便退出了人們的視線(按毛澤東的話“領退休金去了”)。從他的表現看,能否說林彪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內戰英雄?他的“卓越戰績”,顯然是建立在內戰上!
“領退休金”的林彪,隻是身退而心不退;正是在他長達9年(49年-58年)的“退隱”期間,完成了“從將軍到政客”的蛻變過程。1958年廬山會議上,當他再次“偶爾露崢嶸”時,呈現在世人麵前的,已是一位純粹意義上的詭異政客了!
二、對於“政客林”的評判
他是怎樣完成這一場陰騭而又吊詭的人格嬗變的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大因素:
1. 現實政治的殘酷教訓
(1)斯大林的大清洗:1938年,林彪去蘇聯養傷,必然耳濡目染到大批蘇軍的高級將領被無情清洗的信息(斯大林的“大清洗”正發生在1934—37年)。
(2)延安整風:這場由毛澤東一手操縱的嚴厲整肅,傷害了許多無辜者,包括他的未來夫人葉群。
(3)高崗事件:,高崗曾經是林彪在東北戰場上的老同事,他的自殺結局,定會令許多的老戰友為之寒栗。
(4)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震撼了中共的高層領導人,他們會根據個人的知識結構和人生哲學,做出不同意味的理解。
這些層層疊疊的血腥陰影,必然在林彪的那顆極為敏感又極為精明的心靈上,產生帶有黑色毒素的發酵作用。
2. 古文化權謀之術的豐沃土壤
兩千年前,龍人便具有了兩種精神性的早熟:一是哲學上的早熟,當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類,皆在膜拜各色各樣的“擬人化”之神明時,我們的先哲已經覺悟了“無為大道”的至境;另一是政治權謀的早熟,隻需看看以下書名就足以令人毛發倒豎了:《鬼穀子》、《韓非子》、《孫子》、《戰國策》、《六韜》......。源遠流長的傳統政治文化,為權術家們提供了極其豐盛的黑色養料。
故而在中國政治史中,將“兵法”轉寰為“權術”,有如行雲流水般地順暢。茲舉幾例:《孫子·始計篇》“兵者,詭道也。”改一字,則為“‘權’者,詭道也”。《軍爭篇》“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和為變者也。”改一字,則為“‘權’以詐立,以利動......” 。《九地篇》“將軍之事......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隻需將“將軍”改為“政客”,則全為權謀之術矣!
而從“將軍”轉身為“政客”,亦是一樁易如反掌的買賣。遠觀曹操,近看袁世凱,可證(曹、袁二君,既是兵法大家,亦是權術大家,合而成為一代梟雄)!而林彪的政治人格,比他們更加地陰曲,晦暗,畸形。緣由如下:
3. 極為病態的身心狀態
病態的身體狀態,必然影響人的心理狀態。那一顆誤傷“將軍林”的子彈,真可謂是冥冥上蒼的一種惡意一種歹毒。不僅對於林彪來說,是屬於精神性的致命一擊;對於整個中華民族而言,也是一場帶有浩劫意味的致命內傷。
正是這一槍,迫使“將軍林”成為了日日龜縮於幽暗密室內的“隱形人”。一個整日不敢沐浴陽光、和風、鳥鳴與音樂的孤僻者,其心靈會是光明正大浩氣長存的嗎?何況他朝朝暮暮所琢磨的是古今權術,中外謀略;並且苦費心思地揣摩那位指點江山翻雲覆雨的“當代秦始皇”的微妙心態(毛以此而自傲,“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曰:“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病態的斯大林式的殘酷鬥爭——病態的古老政治權謀文化——病態的身心狀態”,三位一體,互濡互染,相滋相潤,毒化日盛,終於孕生出了人格晦暗的“政客林”。
若是在數萬個漢字中尋找出一個最為精確的字眼來描繪“政客林”的性情,再沒有比“陰 ”字更為貼切的了!
為龍文化權術之祖的《鬼穀子》之《摩篇》曰:“聖人謀於陰......”《鬼穀子·謀篇》:“聖人之道,在隱與匿。聖人之道陰”;《孫子·軍爭篇》亦曰:“故兵以詐立,......難知如陰。”(而所有與“陰”字相關的漢語詞匯,幾乎都是貶義詞——“陰騭”、“陰毒”、“陰狠”“陰險”、“陰森”、“陰霾”、“陰慘慘”、“陰淒淒”、“陰謀”)
由兵法家轉身為權術者的林彪,在玩陰招上,無人能敵。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陰謀大家”。整日隱匿於密不透風、不透光、死寂無聲幽穴內的“政客林”,隻會孽生出晦暗的“古塚心態”。也正是這種鬼蜮心機,才會令他透骨透髓地領悟古老東方權術的“真諦”!
自廬山會議出山後,從外表看,林彪對毛亦步亦趨;實質上,“偉大領袖”早已墜入了林的“飛鉗之術”,渾然不知(至少是在1970年的第二次廬山會議之前)。
所謂的“飛鉗之術”,按《鬼穀子·飛鉗篇》雲,即“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間以箝之......以飛鉗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用於人,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陶弘景的注釋最為精當:“內惑而得其情曰鉗,外遇而得其情曰飛。得情則鉗持之,令不得脫移。”
已覬覦透徹毛的內心隱欲的林彪,刻意地投其所好,除其所惡。並且形成了無人能敵的“林氏風格”的政治語言——他一開口,便言辭犀利,所向披靡。無不入木三分地領悟聖上的深曲心意,又無不一語中的地致領袖的怨敵於萬劫不複之地。
此等語言,來源於他匠心獨運的“林氏腹稿”。所謂的“林氏腹稿”,指的是林彪有一套非常獨特怪異的讀書(文件)、思索、揣度政局與領袖心態的方式(詳情可閱其秘書李文甫等的回憶錄)。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潛隱在古塚一般幽暗的臥室書齋內,林彪將戰場上殫精竭慮運籌帷幄的深厚功力,轉化到了政壇的勾心鬥角上。極為精明的審時度勢、設局布陣。
三、林彪的政治傑作
自1959年至1966年,他的幾次重要表態,都是精心構想深思熟慮的“曠世傑作”;都對中國政治的畸形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甚至是一錘定音的作用。
他那用心極深的數篇講話,足以為某些領導人的政治命運定性,或是為整個國家的政治前景定向,或是為一個巨大的政治神話定調!
1. 為政治人物定性
1959年,廬山之巔,“政客林”華彩亮相。他一開口,便鋒芒畢露,一劍封喉。給彭德懷的“政治問題”定性:“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在那個階級鬥爭至上的年代,他的定性之言,足以致任何人於死地。接著他巧妙地奉承最高領袖:“中國隻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林氏風格的語言特征從此彰顯:在致“政治敵手”於死地的同時,也刻意地貶低自己(以此贏得聖主的信任);更重要的是,還得尊奉起一尊至高無上的神明。
這便是林氏風格的政治語言的“一石三鳥”之功!可是,根據林彪的《101筆記》看,那時的林彪對於彭德懷的私下評語卻是:“他是正確的,可惜性子急了些。”而他對毛的評語則是:他搞的大躍進是“憑幻想胡來”!
林彪的最為可怕處正在於此!對於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的大是大非,他無不辨明得一清二楚。但是,為了一己之私利,或曰,為了隱秘之政治目的,在公開場合中,他不惜完全地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加罪於無辜者,頌聖於大過者。由此達到“得一人者得天下!(《101筆記》語)”的政治目的(說林彪無野心,甚可疑!若無野心,何必如此地苦費心機)。
此時的“政客林”已經把握精準了毛內心的深度焦慮——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對毛的刺激極大。他極為擔心自己步斯大林的後塵,身後被黨內軍內的“赫魯曉夫”們鞭屍。
筆者曾經困惑不解,為何林彪要給彭德懷扣上“馮玉祥”的“汙名”?彭德懷的一生中從未像馮玉祥一般地在政治上善於投機變臉。直到書此文時才恍然醒悟,原來稱其為“馮玉祥”的潛台詞是——你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要在毛的身後變臉鞭屍!這恰恰是毛的大忌(若是直接稱彭為赫魯曉夫,那就太直淺了,豈不是將毛公開點明為中國的斯大林了嗎)。
果然,他那用心極深的批彭保毛的言論,深得聖心,得到了皇恩浩蕩的酬勞——毛授命林彪接任國防部長之職。
這時的林彪已是徒具“將軍”外表,實實在在地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政客”。軍服,不過是他的“戲裝”;軍隊,則是他長袖善舞出將入相的大舞台。
筆者還認為,林彪在廬山上的批彭還夾雜有私念——他的妒功心理。抗戰時期,彭德懷的“百團大戰”比林彪的“平型關之戰”的規模和成果要大得多;在之後的國共決戰中,林彪的戰功又顯然超過了彭德懷;再之後的朝鮮戰爭,彭德懷又令林彪大為遜色,從此他淡出政局。不能不說,這是林彪的一種隱痛。廬山會議,讓他出了這口憋氣。
2. 為政治前景定向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這本來是一次總結“大躍進”所帶來的大饑荒災難的極其嚴重的曆史教訓、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引向比較健康的發展方向;也是為了讓憋屈了好些年的各級幹部“出出氣”的、恢複黨內民主氣氛的一個大會。連那位造成巨大經濟災難、導致幾千萬人餓死的始作俑者,也不得不在殘酷的事實麵前做了自我批評(是否真心實意,天知道)。
然而,“政客林”的一席發言,徹底逆轉了整個會議的氣氛,扭轉了整個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引導全民族不可救藥地滑向了萬丈深淵。
他將餓殍遍野的大災難,輕描淡寫成“交學費”。為了一場“偉大的”政治理想(實驗),幾千萬草民必須成為“小白鼠”;他將這場人為性巨大災難的主要製造者,塑造成了“絕對真理”的化身。將所有的錯誤(僅僅是“錯誤”嗎)之因,歸罪於各級幹部——是他們沒能正確地理解和執行“偉大領袖 ”的英明決策;他將本應該徹底澄清的是“人禍”、還是“天災”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巧妙地戾轉為必須加強“黨內團結”的黨性問題。誰再糾纏於追究大饑荒的責任、誰再質疑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誰就是破壞黨的團結,其罪甚重!
可以說,此時,林彪的三寸不爛之舌的功力,已經達到了《韓非子·說難篇》的至境:“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
效果是明顯的,他的高論令灰頭土臉的聖上大喜過望。立即下旨,將林彪的講話傳達到全黨!多麽奇妙的君臣組合——“賢臣”極力地為聖君開脫罪責、歌功頌德;“明君”則極力地為愛卿頻降皇恩、加官進爵。崇高聖潔的“同誌”關係,演化成了封建傳統的“君臣”關係——臣,視君為龍也:“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政客林”當之無愧地成就了此功。韓非子還有自己的政治抱負,“政客林”卻沒有。他的“成其說”,純粹的為了私謀私欲。
最高領袖保住了麵子,中華民族則迷失了方向。
國防部長竟然大談政治,真是曆史的荒誕(1970年5月19下午,林彪在毛家灣接見剛上任的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及其它總政幹部共14人時說:“我這個人是搞軍事的,一向分工抓軍事工作。但是,我的興趣是搞政治,搞無產階級政治。我搞軍事是鬥爭的需要,其實我年輕的時候就愛搞政治,對政治有興趣。”葉群馬上插話說:“林彪同誌十幾歲的時候,就愛讀政治理論書籍。”嗬嗬,極佳的注腳)!
從此,所有的中國人,都被這對君臣聯手的“突出政治”綁架了!二位引領整個國家,不可救藥地滑向了十年浩劫的深淵。
3. 為政治神話定調
自廬山會議至文革,“政客林”處心積慮地推行了長達7年之久的一係列“造神運動”。首先在軍內大搞毛的“個人崇拜”:“學習雷鋒”、“毛主席語錄”、“突出政治”、“活學活用” 等等——以此帶動了全國人民的狂熱豪情,達到了莊子所雲的“舉國皆狂”的瘋癲狀態。為文革的到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形象的說:文革前的中國,全民的精神狀態已經如同一座巨大的幹柴堆,林彪則是往上不斷澆潑汽油的大祭司,最後隻需偉大的酋長投下一根火柴棒,一場鋪天蓋地的熊熊烈火便不可阻擋地轟然爆起......
1966年的“5·18”講話,是“林氏腹稿”的巔峰之作。在這一次的長篇大論中(按照他的話說“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他的“政客林”角色,發揮到了極致。
多年病懨懨的他忽而來了精神頭,竟然一口氣做完了篇幅超長的宏論。難怪有人稱他是多年裝病。我想,更可能是“權力激素”起的作用(權謀者多有此症——失去權力便病殃殃的;一旦大權在握,便神采奕奕)。
高明的大權術家,皆是天生的或是曆練出來的“民眾心理學家”。他們無不深知,愚眾在渴求一位至高無上的神明主宰自身命運的同時,還需要有一位惡魔。
神明,給民眾帶來的是幸福感、神聖感、安全感,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而魔鬼,則用來宣泄他們心中的怨氣、不滿、敵意和憤恨。兩種情緒成正比:崇拜的激情越是高昂,仇恨的豪情也就越是強烈。
他的發言,一上來,便製造出極具威懾力的恐怖氣氛:“他們想殺我們的腦袋,靠不住!假使他們要動手,搞反革命政變,我們就殺他們的腦袋。”“毛主席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當前正在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資產階級陰謀複辟和無產階級反複辟的尖銳的鬥爭。它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和將來麵貌的頭等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頭等大事。”
他的高論,既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必要性,做了最佳的理論支持和渲染造勢。又一次以他獨有的“林氏風格”的語言,點明了毛“文革思想”的精要處。如“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反革命是這樣,革命也是這樣。”“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筆稈子、槍稈子,奪取政權靠這兩稈子”。真是提綱挈領、切中要害!
同時,也極其有效地煽動起了“革命群眾”的燎原激情——將“反革命”描繪的極其凶險,無數革命者的頭顱隨時都可能落地。危在旦夕,迫在眉睫!“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政變,現在成為一種風氣。”他還詳細列舉了古今中外的幾十次各種各樣的政變實例。
其實,他非常清楚,壓根就不存在什麽“反革命政變”。自己不過是在製造一大批的政治 “假想敵”,一是可以投好最高領袖的危機心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竊聽門事件、彭德懷萬言書、劉少奇“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說,都令毛多年來心頭不寧,總是擔憂有人想取而代之);二是“為了打鬼借道鍾馗”,借毛與“革命群眾”之手,除掉宿仇(如陸定一夫婦)新怨(如羅瑞卿)。
也就在這篇大論中,林彪終於將“偉大領袖”供奉上了神壇!“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主席所經曆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他(們)也沒有經曆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複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麵的鬥爭。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誌。“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四、對林彪一生的總評
冷觀林彪一生的作為與終局,可以說,他非常透徹地領悟了龍文化中老熟的“陰謀之術”,並且玩弄得出神入化。不僅在整個紅色共運的曆史上獨占翹楚,就是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也無人能敵。相比之下,趙高、富歇、貝利亞之流皆小巫哉!
“政客林”不惜人格的墮落,自七千人大會之後,他已經心甘情願地成為了莊子所深諷的“舔痔者”。
“痔”,隱疾也,難以示人也。一旦發作,隻能默而忍之;“舔痔者”,善於患者愁苦難言之際,以柔軟之舌舔弄之、緩解之、慰療之。痔之在人,為生理之疾。甘當舔痔者,古今罕聞;痔之在君(乃至王朝、帝國),則為人格之痔、惡習之痔、體製之痔、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之痔;為其甘當“舔痔者”則曆朝曆代多如過江之卿矣。
林彪,當之無愧地成為了古今中外“舔痔者”中之佼佼者!
領袖的難言之欲,他縱容之——毛好大喜功,林譽之為“馬列主義的頂峰”,“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領袖的難言之愧,他撫慰之——“三麵紅旗”的嚴重惡果令毛在黨內名望大損,林便將罪責推到群臣頭上;領袖的難言之忿,林即絕滅之——毛總是耿耿於懷曾經在曆史上“得罪”過他的老同誌,如彭德懷、劉少奇等,林便善體聖意地落井下石;領袖的難言之忌,林即詆毀之——毛難以容忍大權旁落,林便宣稱對任何挑戰毛者,“全黨共誅之、共討之”。
正是憑借著“5·18講話”,林彪達到了其政客生涯的“極”峰:(1)毛被供上了神壇的“至尊”地位,腦門後罩上了“四個偉大”、“永遠不落的紅太陽”、“當代最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天才”等聖潔光圈;(2)林彪自個也攀龍附鳳地高踞於“半神”的神龕,成為了名正言順的“林副統帥”,成為了偉大領袖的“法定”(“欽定”)“接班人”;(3)“文革”,取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五洲四海一片紅”,“革命群眾”的絕對忠誠、狂熱崇拜......
一切都已經無以複加,一切都已經“登峰造極”矣。依東方先人的智慧來看,“物極必反”的時辰該到來了。
可是在“東方智慧”上,他卻是一個低能兒,既沒有靈通先哲“天網恢恢”、“天道好還”、“物壯則老”、“天道忌盈,鬼神害盈”的真諦;也沒能領會《紅樓夢》的啟迪,“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毛好讓他的老部下閱《紅樓夢》。可是幾人真正讀懂了呢?包括毛本人!
反被“聰明累”的林彪跌入了自個兒親手打造的“林氏悖論”中,難以自拔——他越是要吹捧最高領袖,便越得到聖君的信任與重用;受寵的他便越得殫精竭力地塑造領袖的大神話;於是,越得到至尊的依賴和恩寵,他的地位便越是高升,他便越是沒有退路!直至達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位,他也就越加體會到“伴君如伴虎”“高處不勝寒”的苦澀滋味......人的心境與活法也就越發地晦暗慘淡(參考張寧、杜修賢的有關回憶文章)。
就連他的一家人,也毀於“林氏悖論”下:當林立果要求魯敏駕機炸毀毛的專列、而後者借“眼疾”逃避時,當林立果告知妹妹他的謀殺與叛逃計劃、反被林豆豆告發時,當貼身秘書李文甫拒絕隨車同林家三人倉皇逃命時,他一一品嚐到了“毛神話”的巨大威力——這可是他一手締造的啊!
這等異常的君臣關係,早晚會演化成一場可怕的大裂變。
也是一種宿命:1959年的廬山會議,“政客林”華麗登場;1970年的廬山會議,則到了他黯然謝幕的時辰。可是,“上場容易下場難”,既然你是在腥風血雨中登台亮相贏得喝彩的;那麽,到了你退場時,又怎麽會是風平浪靜風和日麗的呢?
1970年9月—1971年9月間,一場驚天動地的巨大變局,正在最高層極為隱秘地發酵醞釀,步步驚心地滑向不可逆轉的災難性終局。
此一階段,林彪與領袖之間的“親密戰友”關係,發展到了君臣間的“上下一日百戰”(《韓非子·楊權篇》)。而全國人民、全世界政要與情報係統,則無不蒙在鼓裏。就是那幾位當事人,也無法預料到其極具戲劇性的震撼性結局。
所以,1971年9月13日的溫都爾汗的一聲爆炸,令舉國震驚舉世愕然!
若幹年來,毛與林之間的關係,早已經被龐大的意識形態宣傳工具渲染成了人類曆史上最最完美最最聖潔的一對人事組合了。一提起毛與林,激情澎拜的中國人民便會立馬聯想到馬克思與恩格斯、列寧與斯大林,或者聯想到聖父與聖子——一位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列主義者” ,另一位是“最善於活學活用者”;一位是“最英明的導師”,另一位是“最好的學生”;一位是“最傑出的戰略統帥”,另一位是“最優秀的軍事將領”;一位是“最最偉大革命事業的開創者”,另一位是“最最忠誠可靠的接班人”;一位“萬壽無疆”,另一位“永遠健康”!
“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見《101筆記》)。林彪同誌倒真是言行一致,立竿見影。
哇塞!還有比這樣一對聖君賢臣的組合更加“親密無間”“純潔無暇”“完美無缺”的了嗎?
誰知轉瞬間,一位成為了“更加英明睿智的領袖(早已洞悉了“親密戰友”的詭計)”,另一位則成為了“十惡不赦的政變者”;一位一向“光明正大”,另一位則曆來善於“搞陰謀詭計”;一位專“搞馬列主義”,另一位則專“搞修正主義”;一位依然是中國人民“永遠不落的紅太陽”,另一位則成為了令人不齒的“大賣國賊”!
紅色“聖父聖子(聖師聖徒)”間,原來是不共戴天,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冤家仇敵!
可憐的中國人民啊,情何以堪?智何以堪!?
就連“萬壽無疆”的毛老人家,也徹底地垮掉了。多年來,毛始終是居高臨下地俯視與駕馭“娃娃之將”林彪。無論從體魄、氣魄上,還是從名望和雄才大略上觀,毛都無可置疑地壓倒林彪。在偉岸的“紅太陽”跟前,孱弱的林彪也隻能扮演“學生”、“弟子”、“愛將”、“忠仆 ”、“佞臣”的角色(1966年8月8日,林彪就曾單膝跪伏於毛的腳下)。所以每到毛政治生涯與軍事部署上有難題時,便會想到並重用這位可靠的老部下。尤其是清除彭德懷、打倒劉少奇和發動“文革”,都得到這位親信的鼎力相助。“好學生”總是能入骨入髓地領悟領袖的政治意圖與思想奧義,並且事半功倍地身體力行。
第二次廬山會議前後,雖然“最高領袖”對這位大弟子有所不滿和警惕,但也未料到林家父子的下手之狠、膽量之大。“9·13”那夜的“偉大領袖”,才驚愕地發現:自己早被玩弄於 “林副統帥”之掌中矣!
故而,林家人的謀殺與叛逃,給予了毛致命性的打擊——“神采奕奕紅光滿麵”的他,一夜間衰敗成老朽不堪的風燭殘年狀,精神恍惚,焦躁不安,驚懼難眠(見張玉鳳、姚文元、毛警衛員的有關回憶文章)。
曆史的吊詭,如此奇特!林氏父子以生命為代價,玩了一場“歪打正著”的政治遊戲:
“571工程紀要”終結了“四個偉大”的神話:林彪別有用心創建的“領袖神壇”,偏偏毀在了其“虎子”的一紙筆墨下(“紀要”中,將“紅太陽”描繪成了“當代秦始皇”。此語出自林氏父子之口,與出自黨外“右派”知識分子之口,意義完全不同,效果也完全不一樣)!
“9·13事件”則終結了“文革”的神話:“史無前例的偉大革命”,竟然是一場欺天瞞地荼毒蒼生的荒唐夢!
“政客林”下的賭注太大了!他玩了一係列“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推波助瀾”的政治賭博。卻忘了,紂也會滅“助虐者”,虎也會噬“作倀者”,狂濤也會溺死“助瀾者”!
其實,真正滅掉林彪的是他自己!
這便是先哲所啟迪的:“機心深者禍亦深”,“自作孽不可活”,“陰謀人者,其禍必複”。他扣在“假想敵”頭上的種種不實罪名,最終都結結實實地砸在了自個的腦門上;並且落了個“全黨共討之、共誅之”的下場!恰如俗諺所雲的“玩火者自焚”,回想一下前文的“幹柴烈火”之喻。這場大火的惡果,是中華文明的遍地焦土、人倫人格的扭曲變態、一代學人的青春荒廢、千萬家庭的家破人亡;直到有一天將所有的玩火者(林彪無愧是第一大玩家)搭將進去,一同火葬!
縱觀林彪“從將軍到政客”的一生,筆者不得不做出一個殘酷的結論:“敬愛的林副統帥”,折戟沉沙溫都爾汗,是你最為恰當的結局。因為你用心良苦所製造的“狂熱崇拜”過於荒誕了,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浩劫過於慘重了!你不以這等十分酷烈的慘死謝罪於天下、驚醒於世人,難道還會以其它“溫良恭儉讓”的曼妙方式駕鶴西去嗎?
“9·13爆炸”,對林氏一家人而言,是一場悲劇;對“文革熱夢”的幻滅而言,則是一場喜劇;對於終於覺醒的一代中國人而言,則成為一場正劇。
這一回,偉大領袖丟了麵子,中華民族則開始了尋找新的方向。
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政治生態,何其的繽紛多彩、複雜詭異、殘忍無情!我們的曆史,就是這樣發生的、定型的、延續的。
“將軍林”早已死去(精神先於肉體死掉),“政客林”的幽靈則存活了下來。依然生機盎然、薪火相傳。想想那位玩出“重慶模式”的後起之秀,他的所作所為與“林副統帥”何其相似。同樣地壓根不信什麽神聖的“紅色教義”,卻引領狂熱的民眾喧囂一時;同樣地用眾無辜者的頭顱為他們的政治野心祭旗;連兩者的結局也何其相似,在極具戲劇性的戾轉之間,身敗名裂,一家滅門、一家鋃鐺入獄!
自兩千年前鬼穀子、韓非子之輩橫空出世,同樣的政治詭謀、政治冒險與政治遊戲,便代代相傳,香火旺盛。
隻有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製發生根本性的覺醒和質變,此一類的詭謀與梟雄,才會黯然退出曆史舞台。
但是,環視當今的官場與民間,袞袞諸公攜草芥小民,大多崇奉鬼、韓之術(“厚黑學”)為“金匱秘笈”,我們會得出什麽樣的結論,不言而明。
已死的、已囚的,未死的、未囚的大小“政客”們,繼續玩你們的謀略心術吧。
筆者隻想獨自吟誦《紅樓夢》(聰明累)一曲:“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 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我想,黃泉之下與囹圄之內的那兩位極品政客,再吟此曲,應該是回味無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