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死那天我結婚（上）                 



       金正日死了，朝鮮民眾如喪考妣號淘大哭的畫麵使大家想起毛主席逝世時的中國。也許那時確實有人階級感情很深，可我較知心的朋友都感覺如釋重負，隻表麵裝嚴肅罷了。家鄉的一個農民因說“好啊，喝兩杯去！”被判了7年徒刑。幾位守靈的幹部困了打撲克熬過夜被開除黨籍。誰願往槍口上碰？

        我恰恰在1976年9月9日那天結婚，信不信由你。

        說來話就長了。70年代初我在雲南省某少數民族自治州醫院當外科醫生，正和醫院的一個護士談戀愛。1975年8月，接到要去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進修一年的通知。不巧女朋友正回農村老家探親去了，我便先去她家求婚。得到滿意的答複後，第二天高興地從她家直接離開雲南。仍按我愛遊山玩水的劣根性，先上西嶽華山。山上沒幾個遊人。認識了兩個大慶油田的小夥子，一個叫王力，一個叫邊沿。和他們一起爬了“鷂子翻身”和“長空棧”。那時年輕又未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爬了也就爬了不當回事。邊沿後來還來上海短期學習，我倆星期天到處瞎逛。

       下山後繼續東行，在鄭州見到街上很多流民，還有牆上貼著募集舊衣服支援災區的通告，這才知道駐馬店那裏水庫崩塌，死了很多人，京廣線也斷了。再往前走到南京，在那兒轉蕪湖去黃山。那是我第二次上黃山，在山上結識一位上海市隧道公司的技術員朱祖熹。他有一架海鷗牌相機，這架相機一年後我結婚時派了大用場。 朱技術員現在已是上海市隧道公司的頂梁柱，隧道工程防水與滲漏治理的權威（這技術是現在國內的大熱門），還是２００２年＂全國最美書籍＂《方寸洞天――郵票上的隧道與地鐵》的作者。請參閱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310/18056.html   這場邂逅竟讓我們倆結成至今已４１年的友誼。

        8月底，到北京西路/常德路的市六醫院報到，住在醫院大門口不遠的進修醫生宿舍。有天黃昏正在看書，進來一位中年人，客氣地問：“師傅，找病人蠟嘿閥（在這裏嗎）？”我說：“找病人不蠟嘿，您朝裏走，進醫院門口，問住院部。”他說：“複日複日（不是不是），我尋口腔科找病人。”我說：“不管什麽科，找病人都得到住院部。”解釋半天鬧明白了：他要找蘭州來的口腔科進修醫生，名叫曹炳臣。

　　 第二天說給科裏同事聽。一個護士說，婦產科還有個進修醫生叫小癟三的。她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肖碧姍。同科來自內蒙古軍區的楊大個說，大門口宿舍太嘈雜，我們在外科大樓頂天台上有個小天地：電梯房。兩房，一大一小，沒人管。隻有4個進修醫生住著，你來看看，喜歡就搬上來。我便搬了上去。這可是個好地方：天台有半個足球場大，能望到江南造船廠那邊。我發現:   樓高風大，又沒電線幹擾，好放風箏（上海人叫“鷂子”）。陳中偉手下的大將王琰從手術室偷了些4號絲線給我。每天晚飯後就是我們放鷂子的快樂時光，聊天活動也多在這時進行。

       進修醫生更換頻繁，誰要走了，我們就物色談得來的新室友搬上來（我自己就是這樣讓楊大個挑中的）。那一年同住的還有：沈陽軍區的老楊，南京軍區的歐陽，福州軍區的小鄭，福州的老蔡等。他們都比我大，社會經驗也豐富得多，內幕消息聽得我這個來自夾皮溝的土包子心驚肉跳。楊大個先說批林批孔“其實就是要整那個周”，歐陽說“現在反軍派得勢”，小鄭說“那戴眼鏡的（張春橋）肯定抽鴉片”。我不懂這些，加上出身不好也不敢涉及政治，能說的都是雲南少數民族風俗之類。幾位老大哥常因此拿我開涮“女朋友現在怕是在跟少數民族小夥子睡覺”一類的玩笑。物價上漲和副食品供應短缺也常是話題。說來說去難免總是歸結到“文革搞糟了”，“主席不知是怎麽想的”怨言上。有一點是絕不碰的：那就是毛本人。幾位軍醫總習慣以“主席”尊稱。老蔡和老楊比較小心，不說出格的話。但他們幾位對我們是信得過的，知道我們不會主動害人。進修醫生一年後各回各的單位，所以發牢騷會放肆一些。

         批鄧開始後，這幾位仁兄私下更“猖狂攻擊”了。周死後，記不起誰說過“假如主席提議張當總理，朱德會不會反對”這樣的話來。有天晚上，楊大個去開黨支部會回來，透露“兩邊都沒上，挑了華”，又評論道“主席善搞平衡”。上海是四人幫的基地，批鄧影射周搞得比較凶。楊大個偏不尿那一壺，有天科裏政治學習，討論“走資派（明指鄧）還在走，投降派（暗指周）確實有”（這是當時報上的標準提法，據說是毛的原話）。本來我們進修醫生隻要沉默不發言就可以了，大個子裝傻開口了：“經過噢，這麽個噢，學習，知道了，噢：走資派噢，還在走，噢，投降派噢，還在投......”不知玄妙的幾個小護士馬上糾正：“投降派確實有”。楊大個也不再說話，隻笑笑。我相信，在場的老醫生都能聽出他弦外巧妙的，抓不到把柄的抵製之音。其實他們幾個老兄對周也沒多少好感，說周軟弱。他們對鄧和已經靠邊的葉是挺佩服的。

         然後就是“四五天安門事件”，鄧正式下台。我表哥來上海短期學習，和我聊，也說“老頭子真是糊塗了”。那年五一節晚上人民廣場放焰火，我隨醫院救護車去主席台擔任救護工作，隻見整個廣場上“上海民兵”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沒幾個遊客。過一會民兵拉來個據說是“小流氓”的年輕人，拿棍子打，再送保衛處去了。一點節日的氣氛都沒有。

        接下來批鄧便進入高潮。電影《春苗》放映了（我覺得挺好看的）。醫院也抓階級鬥爭。一個姓俞的老醫生因嫖娼被批鬥。還有一個叫馬小非的病人，原是上鋼五廠的普通工人，冒充外交部副部長馬文波的兒子，李富春的女婿，上鋼五廠黨委委員，住院整一年，招搖撞騙。連骨科的清潔員因女兒當知青去新疆多年，都向他送禮，希望他幫忙調回來。最後是陳中偉在市裏的一次會議上碰到上鋼五廠的領導，才戳穿這樁騙局。有一次還聽科裏的黨員金醫生說鄧的後台可能是周。

       也有好消息：女朋友本來被編入“學大寨工作隊”下鄉一年的，這時雲南搞批鄧，所有工作隊全撤回來了。我的學習也快到期了，便商量讓她到上海來旅行結婚。首先是向單位寫申請，批準後到市民政部門辦結婚證書。那位女辦事員原來認識我的，在我沒在場的情況下也蓋章了，隻叮囑我未婚妻，要我回去後親自去補簽字（小地方就是好走後門）。最大的問題是未婚妻從沒出過門，當時到處亂哄哄的，要來上海有些害怕。這最後也解決了：醫院同位素室的上海知青小薑要回上海探親，兩個女孩子正好結伴同行。

        8月底，我向市六醫院辦了結束學習手續，隻沒退房。未婚妻要9月9日晨才能到達上海，那幾天正是遊玩的大好時機，我去了舟山和普陀山。當時政治笑話說，浙江省有六個主義：杭州無政府主義，金華帝國主義（武鬥），紹興封建主義（迷信活動），溫州資本主義（投機倒把），舟山群島關門主義，杭湧鐵路共產主義（坐車不用買票，上車沒人管，車上也沒人查票，全亂套了），就是獨缺社會主義。果然沈家門魚貨之豐富使我印象深刻；但普陀山很令人失望：普濟寺被軍隊征用不開放，隻在百步沙遊了幾天海水浴，又揀了些貝殼,  想送給未婚妻的。不怕大家笑我寒酸：我們的＂定情禮物＂就是我在廣東老家海灘上撿到的一枚漂亮貝殼。9月8日晚回到醫院又遭幾位老大哥揶揄：＂哇哇哇哇哇！哪兒鑽了個黑狗熊出來？＂, “明天一早未婚妻來了一定不幹啦-----怎麽嫁個非洲黑人哪？” 我們那間小房，他們已謄了出來，用紅紙剪了一個大大的雙喜貼在門上，兄弟般的情誼讓我非常感動。那時上海的住房特緊張，我去過著名的外科醫生朱錫琪家，他愛人在《智取威虎山》劇組當醫生，還有個12歲的兒子，一家三口也隻住一間房，兒子睡沙發。科裏有個護士，結婚十年了還沒有房，起初每逢周末還去旅館租房，後來也沒那興致了。大多數職工上班，要花一兩個小時倒幾路沙丁魚公共汽車。現在我特能理解為什麽上海的房價會漲到那麽高。當時我倆算是福星高照了。

        9月9日一早到上海北站接車。到了那才知道火車誤點11小時，要黃昏才到（後來她們到後說列車在貴陽站停了十來個小時動也不動）。沒法隻好又回醫院，午飯後上圖書館，看書時聽到有人說下午中央台有重要廣播，我也沒在意。回到宿舍，歐陽手術下晚了，剛吃完午飯，正在享受他＂飯後一枝煙＂的神仙世界。見我回來，問：＂未婚妻哪？＂我答列車晚點了。“ 一批鄧，萬裏抓的整頓鐵路秩序也立地垮了，奶奶的！” 嘮叨沒幾句，高音喇叭就響了,是哀樂。那年哀樂特多,康生，周，朱德。這又是誰啦？歐陽真敏感，皺了一下眉頭，將右手食指向天上指。我立刻明白：皇上駕崩了！廣播還在進行時，天台上來兩個帶著“上海民兵”徽章的年輕人，畢恭畢敬地捧著一麵國旗，走到旗杆下，把它升到一半高。歐陽突然跑出去，把貼在我們＂婚房＂門上那張紅雙喜揭下來遞給我說，幸虧沒讓他倆看到，不然就麻煩了。聽完《告全國人民書》，歐陽又給我上開了形勢分析課：老人家撒手西歸了，全國前途未卜，我們隻能自求多福了。我對這些根本沒放心上：未婚妻就要來到了，高興還來不及, 管他娘的什麽誰駕崩不駕崩呢！

        天快黑了，終於等到昆明來的列車進站。未婚妻和小薑出現在出口處時，我滿心的喜悅難於形容。小薑帶了兩大袋行李，我得先送她上公共汽車。於是在北站門口找了個地方，叫未婚妻坐在那裏，千萬千萬不要離開，不管什麽人來也不能答訕。送走了小薑馬上奔跑著回來叫上她：咱們走！在擠得要命的電車上，看到滿街在貼大標語“永垂不朽”什麽的，低聲告訴她：“毛主席死啦。”她答：“火車過杭州時聽廣播說的，小薑還哭了。”

 　回到我們那間小天地，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擁抱接吻，兩雙眼睛含情脈脈相對總看不夠，整整一年的思念哪。我們搬了兩隻椅子到天台的偏僻處相擁而坐，那天晚上正是中秋後的第二夜,  八月十六，月光真亮真亮啊！眼前是大上海望不到邊的萬家燈火，心愛的人偎依在我懷裏，陶醉在幸福中，就算天要塌下來，又關我什麽事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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