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看了古風先生轉帖的關於汪暉訪談，個人覺得中國這樣清醒的知識分子不多。下麵摘錄的是汪暉關於政黨合法性的談話。
汪暉 2011-12-31 烏有之鄉
原載《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本刊記者根據與創刊20周年筆談主題相關的論題，采訪了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中文係教授汪暉先生，下麵是訪談主要內容。
記者：您曾經談到關於中國的國家能力有一個基本的悖論，即一方麵，較之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中國政府的能力得到了廣泛承認，從汶川“5·12”大地震後的救災動員，到金融風暴後迅速推出的救市計劃，從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到各地方政府在組織發展和克服危機方麵的效能，都顯示了中國國家能力的突出優勢；但另一方麵，各種民意測驗顯示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處於較低水平，官民矛盾在某些地區、某些時刻也極為尖銳，不同層級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廉潔度也受到質疑。最為關鍵的是：這類矛盾經常被上升到合法性危機的高度加以討論。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汪暉：這就是合法性問題。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體製的合法性危機的核心是政黨政治的代表性危機。在全世界範圍內，政治體製的危險格局是從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向另外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轉移，從而讓這種空洞的政體轉移成為不平等的社會過程的合法化的條件。顏色革命就是從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向另外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轉變，表麵上是民主化，實質上是最不合理的社會分配和財富剝奪過程的合法化。克服政治危機的真正挑戰是如何避免從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向另外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的轉變，其前提是所謂重新政治化。這是非常尖銳而又非常複雜的挑戰。我認為在理論上闡明這個問題是迫切的，因為很多人並不了解這個代表性危機的普遍性和深度，甚至認為西方沒有代表性的危機。爭取一個真正的公共的討論空間，形成真正的政治的和理論的辯論，對於中國的政治變革而言十分關鍵。大眾媒體上很難有嚴肅的政治討論，這個狀況是很危險的。關鍵的是要能夠通過自主討論，讓大家了解到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危機的真正的特點和本質。
很多觀察家都講到中國國家能力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麽中國一方麵有較強的國家能力，而另一方麵又無法克服合法性危機？國家能力首先是國家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在這方麵，中國國家能力顯示出它的兩麵性，即一方麵在特殊狀態下反應能力很強，而在另一些方麵又非常緩慢。最近福山寫文章說，中國的反應能力不但比周邊國家強，而且比很多發達國家，比如日本、韓國和歐洲的很多國家都要強。在與加布裏爾的辯論中，我也特別談到：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體製的反應能力強，表示這個社會存在著民主的要素和潛能，但是我們的民主理論注重於形式分析，而忽略這些實質性的潛能。正由於此，如何使這些潛能發展為更為製度化的實踐是不清晰的。如果能夠在理論上和製度上清晰地描述這種潛能得以展現的條件，就能給我們提供一個更具實質內涵的民主變革方向。如果能對社會需求做出迅速反應，表明這個政治體製存在著實質的民主潛能，但程度如何，怎樣發展，如何表述，都需要具體分析。
國家能力的另一麵是政治整合能力，即通過公共行政對各種社會利益和訴求進行整治整合的能力。福山在最新的文章（“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中針對西方民主危機提出要“民主專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不要“否決政治”(vetocracy)。在曆史觀上，我們當然是不同的，但他在這裏的實際所指與我在《革命、妥協與連續性的創製》一文中談及的政治整合有些相似性，即強調行政決定與政治整合之間的貫通關係，而批評行政權力與議會權力之間的過度分隔與對峙。通常而言，行政權力是執行機構，而議會-政黨體製是政治整合的機器，在代表性斷裂的情況下，國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大規模瓦解。議會、法院、行政，三權分立，但政黨的代表性的斷裂、政府的進一步官僚化和法律體製的危機導致國家回應社會危機的能力下降了。這也是當代政治危機的基本特征。在中國的政治條件下，代表性斷裂標誌著勞動者—新工人階級和農民—在政治領域沒有自己的代理人。國家的調整大多是由結構性危機造成的，而不是自覺整合這些社會階層的訴求而達成的。如何使得公共決策能夠整合這些階層的利益和訴求，取決於這些階層的政治參與及其與決策過程的互動。這就是民主危機時代的大眾民主和群眾路線問題。我們需要探索這種民主的動力和製度形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