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從布魯塞爾到北京

2012-04-13 22:07 韓毓海 

1846年3月30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一次共產主義者會議上，馬克思曾經對裁縫出身的工人活動家威廉·魏特林大發雷霆，當魏特林滔滔不絕地炫耀他自己在工人群眾中“聖徒般”的形象時，馬克思這樣打斷他說：問題不在於如何給受苦者以空洞的希望，問題也不在於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真正的問題在於無產階級為什麽會相信資本家，從而心甘情願地受剝削。這是因為資本家總是把自己打扮成聖徒和慈善家，使得工人以為正是資本家施舍給自己工作和口糧。

而作為“工人領袖的”魏特林現在要扮演的“聖徒形象”，他所采用的宣傳手段，其實與資本家製造幻象的伎倆沒有什麽不同。

馬克思說：“僅憑空洞的宣傳伎倆，隻會製造出虛幻的偶像，如果隻是喚醒空洞的希望，不但不能解放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反而會徒然給他們帶來災難。”

當魏特林炫耀工人是如何把他本人、而非任何理論當作“救星”時，馬克思幹脆指責說：“無知完全無濟於事”！（艾德蒙·威爾森，《到芬蘭車站》，劉森堯譯，台灣麥田出版社，2000年，第188頁。）

馬克思這樣指出：傳播社會主義並不是“行善”，社會主義事業絕不等於社會慈善事業，社會主義者也不是基督徒，工人階級的組織更不是紅十字會那樣的慈善組織。

恰恰相反，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來說，起碼是在資產階級眼中看來，社會主義就是“惡”。 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絕不代表資本主義社會“好的一麵”，恰恰相反，無產階級代表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壞的一麵”，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日益惡化”的一麵。馬克思斷言：推動曆史發展的是惡而不是善，造成社會變革和革命的，正是社會“壞的一麵”，而絕非“好的一麵”。

這就是馬克思的辯證法，也是馬克思與他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相比，最為深刻獨特之處。

而在那個時代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看來：社會主義運動作為致力於社會公正的事業，作為社會建設和社會改造工程，其實質就是努力擴大現存社會“好的一麵”，而盡可能消除現存社會“壞的一麵”，因此，社會主義者是呼籲和推動社會公益事業前進的“好人”，他們也應該努力幫助、教育無產階級改掉惡習、努力“作好人”。

與馬克思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無論魏特林、巴枯寧、拉薩爾還是普魯東――甚至包括恩格斯本人，其實都是這樣不同程度上的“好人社會主義者”。

恰恰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與他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們完全不同。為了與這些“好人社會主義者”相區別，馬克思甚至不惜這樣宣告：“我本人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與其說是對普魯東的批判，不如說是對同時代的“好人社會主義者”之全體的批判。因為在普魯東看來，所謂社會關係“好的一麵”，也就是指建設性的一麵，而“壞的一麵”則是指“破壞性”的一麵，曆史作為有目的的運動，必然表現為“好的一麵”戰勝和克服“壞的一麵”――而這就是社會進步。

不過，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曆史發展的真實恰恰是：“壞的一麵”總是戰勝“好的一麵”，這意味著：沒有破壞，也就沒有建設，不破壞一個舊世界，新世界就無法產生，更談不上什麽曆史發展。不破不立――這就是辯證法的實質，而“普魯東”們對於曆史辯證法的真諦，實質上完全一竅不通。 回顧曆史，馬克思這樣說：資產階級恰恰忘記了，他們自己就曾經是封建社會的破壞性力量，是封建主義“壞的一麵”。 當資產階級被視為社會上“壞的一麵”的時候，它倒是進步的，而當資產階級裝模作樣“變好”了的時候，他反而成為社會上的保守力量。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中，談到了康德早期的“星雲”學說――即宇宙大爆炸學說對於馬克思世界觀的影響，指出這一點，應該說是恩格斯的獨具慧眼。

馬克思確實將人類曆史的運動表述為生產和交換的“擴張性破裂”，新的生產力從內部“撐破”了舊的社會關係，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的社會由此產生。這種人類社會運動的規律，類似於宇宙大爆炸，因此，我們才將其稱為社會曆史運動的“擠破”學說。

資本主義的命運，就取決於其與生俱來的“擴張本能”，這種擴張采取了兩種基本形態：其一是生產品的擴張，其二是貨幣發行量――即“流動性”的擴張。《資本論》的頭兩卷主要探究了第一種擴張形式及其後果，而《資本論》第三卷，則集中闡釋了後一種擴張及其後果。

因此，我們倘要研究“經濟危機”，應該側重閱讀前兩卷，若要思考“金融危機”，則必須重點閱讀第三卷。因為經濟危機主要表現為“商品過剩”，金融危機則表現為“流動性過剩”。 資本主義的擴張，雖曰“本能”，但卻絕不能憑空發生，它取決於以下決定性因素的製約：1，新技術的發明，2，新能源的發現，3，新市場的開拓，4，新的勞動力的湧流，正是這4點造成了資本主義擴張之持續性，即擴張所造成的產品過剩和流動性過剩，又會被新一輪技術的發明、能源的發現、新一輪生產的開拓和新一代勞動力的湧流所吸收。

迄今為止，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都不過是這樣一種循環的延續，而這就是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擴張的周期性”，或者所謂經濟發展的“長波”。

因此，即使陷入深刻的經濟危機，即使危機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和鬥爭，隻要新技術能夠被發現、新能源能夠被開發、新市場可以通過無論什麽方式被打開，新的勞動力再次湧流出來――“過剩”都可以被這些新發現、新開發、新市場和新湧流吸收，資本主義便會安然渡過危機階段，並再次進入繁榮期，重新開始新一輪擴張。

對於經濟危機必然引發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必將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各類學說，馬克思這樣提醒說：社會階級矛盾和區域的差別，非但不是資本主義滅亡的充分條件，恰恰相反，區域差別和社會差別，倒是促使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

隻要存在區域和社會差別，就存在生產力擴張的空間，經濟的“上升期”就不可能根本上結束。

而對於那些“市場主義者”來說，經濟危機不過就是新一輪資本主義大發展的“契機”，經濟危機總是會自動地安然渡過的――對於這樣的“市場學說”，馬克思則這樣批駁說：“複蘇”和新一輪發展，完全取決於上述四個基本條件和基本前提，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卻在無情消耗這四個基本條件和前提，直到這些前提被耗盡。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擴張，不但與階級差別的擴大總是同步進行，而且，它總是與無產階級數量的擴大和質量的提升同步進行――直到全世界無產階級有能力聯合起來，最終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為止。

“資本主義之死”，或者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將采用兩種方式。第一種：世界市場已經開發殆盡，新的廉價勞動力不再湧流式出現，新技術和新能源開發日漸遲緩――總之，促進“複蘇”和“發展”的四個基本前提日益耗盡，“最後一塊處女地”也被開發殆盡――在這樣的情況下，產品和流動性的過剩，最終將缺乏上述四個方麵的吸收和支持。這樣一來，危機就再也難以渡過，資本主義周期如同停滯的鍾擺，喪失了左右震蕩的空間與動力。 資本主義的死亡還可能采取第二種形式：那就是無產階級的陣營已經壯大到這樣的程度：世界無產階級已經自主生產全世界絕大部分產品，而資產階級則淪為純粹的消費者和依賴者，成為純粹的借債消費者和債務人。現實生產的主人和“貨幣的主人”之間的全麵對立，也已經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即達到了生產者不願再生產下去，而消費者無力再消費下去的程度――到了這個時候，掌握世界絕大部分產品的無產階級，就可以通過改變產品的流向和分配方式，徹底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同時，作為“債權人”，無產階級還可以清算國際債務，重新製定國際貨幣金融規則，徹底改造國際貨幣金融體係――即以這種方式來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

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的擴大、生產和交換的擴大，最終將“擠垮”了現存世界秩序，新的社會關係在舊社會的母體裏破殼而出。

無論哪一種崩潰，資本主義的崩潰都隻能是世界性的，而不會是區域性的；正如新的社會形態不可能在局部的危機中誕生。這就是馬克思所謂：不可能在一國單獨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深意：

共產主義隻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係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38－539頁。）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在資本主義體係的核心區域之外，無法開辟出一個可以被稱為“防火牆”或者“隔離帶”的區域――在那裏，可以采用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和分配方式。但是，這種“脫鉤”式發展的主要功能，卻在於防止資本主義危機的蔓延，防止資本主義核心區將生產過剩和流動性過剩的代價四處轉嫁――特別是轉嫁到本區域人民的頭上。

而馬克思身後發生的既有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其作用就是如此。

但是，從馬克思的理論看去，對於四處流竄的資本病毒而言，一切“防火牆”的效果總是有限的，“局部隔離”當然可以限製資本主義擴張的程度，可以限製危機的裂度，但正是這種局部限製，反而使得資本無節製的擴張成為有規律、有限度的擴張，即它使得過剩和危機成為有規律、有限度的，從而延續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擴張，而且，它還為資本主義的最終擴張，預留了“處女地”。

換句話說――正是由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到來，方才被一再推遲了。

在馬克思看來，“總危機”的到來，取決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真正全球化――即“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係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在這種全球資本主義生產中，方才能夠產生出一個有能力生產世界絕大部分產品的無產階級，他們的生產能力和交換能力，最終成為舊的資本主義世界體係所不能包納的了――隻有這樣的無產階級，才能使既有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外殼被“擠破”成為不可避免，而到了這個時候，變革的前提才算真正開始具備。

曆史發展已經證明了馬克思是正確的：“第三世界”不可能“擠入”資本主義體係的核心，第二世界也不行。同時，資本主義也不會為外在於它的一個社會體係所擊潰，恰恰相反――所有的“隔離帶”，最終均變成了資本主義擴張的“處女地”。

新世界隻能在舊世界的母體上破殼，而不可能在資本主義體係“外部”，另行建造起來。 共產主義的實現，“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係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這也就是說，它是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為前提的。因此，鄧小平才這樣說：改革開放，就是發展社會主義，沒有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最終勝利，“自我封閉起來”，搞不了社會主義――他的話是完全正確的，不過其中的深意，卻隻有在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中才能被真正理解。

我們說“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也許更為重要的卻是：“隻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隻有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能真正發展社會主義――而這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以推動實現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方式，為社會主義製造了根本前提。

馬克思曾經預言說：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體係之間的“兩極相聯”關係，是決定資本主義命運的要害，這種“兩極相聯”關係是人類現代史的核心，是支配現代世界的基本關係。 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關於中國的內容，所占篇幅甚為可觀――這一點經常被人們所忽視。

自1851年8月起，馬克思受邀為《紐約論壇報》寫專欄，當時該報的總編輯葛瑞裏正醉心於社會主義，執行編輯達納則於1848年與馬克思在科隆有過一麵之識，印象十分深刻。而馬克思欣然應允了他們的邀請，在寫作《資本論》的同時，寫下了一係列以“中國與世界”為主題的文章。

這些文章主要包括：《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俄國的對華貿易》、《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波斯與中國》（恩格斯以馬克思的名義撰寫）、《鴉片貿易史》、《英中條約》、《中國和英國的條約》、《俄國在遠東的成功》、《新的對華戰爭》、《對華貿易》、《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為了結果》等――共計12篇。

寫作《資本論》的同時，卡爾·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裏搜求大量的關於中英貿易的資料，無論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數據，還是英國議會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遠在萬裏之外的廣州和北京的報道，馬克思無不一一窮盡。他不懂漢語，這次還不得不用英語來寫作，馬克思為這些文章殫精竭慮，以至於恩格斯後來曾經這樣抱怨說：美國人為馬克思的文章所付出的報酬，與馬克思的辛勤勞動完全不成比例。

尼采曾經將康德稱為“哥尼斯堡的中國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麵寫作《資本論》，一麵則為中國仗義執言的馬克思，是否應該稱為“大英博物館的中國人”呢？

在這一係列文章中，馬克思反複申述了如下觀點：英國的對華貿易，不是任何意義上的交換，而是將國家間的交換關係，改變為敵對關係，英國的目標絕不是自由貿易，而是通過貿易這種手段，徹底打垮中國，渙散中國的國家能力，英國打垮中國的目標，是為了確立英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因此，鴉片戰爭絕不是“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之間的鬥爭，而是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強權對一個古老文明的摧毀和破壞。

因為英國的目的不是交換，不是貿易，而是“懲罰中國”，是摧毀中華帝國和中國文明，所以，鴉片戰爭的目的甚至不是開拓市場，而是破壞中國市場，並反過來破壞了歐洲的生產。

然而，戲劇性就這樣產生了：當中國的市場被英國摧毀之後，歐洲的商品也就沒有了銷路，1840年代之後中國市場的崩潰，便是如此與1848年歐洲的經濟危機同步發生。 馬克思說：

這將是一個奇觀：當西方列強用英、法、美等國的軍艦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運河口時，中國卻把動亂送到了西方世界。這時，如果有一個市場突然縮小，那麽歐洲的危機的來臨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國的起義對英國正是會起這樣的作用。（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0頁。）

馬克思第一次從世界的視野揭示了中國與西方世界關係的實質：如果沒有東方市場，歐洲資本主義就不能發展，但是，假如有一天，中國掌握了世界生產和交換的絕大部分內容――那麽西方資本主義同樣也不能發展――因為這樣一來，既有的世界資本主義框架就會被“擠破”。

這也就是說，西方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興盛，就取決於東方，取決於中國。人們說“隻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這其實是說：隻有中國的市場、極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才能將資本主義從危機的窮途末路中拯救出來，而當馬克思這樣預言：“隻有中國才能使資本主義崩潰”，這其實是說：中國龐大的市場，極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一旦開動，它就將從內部撐破現有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

這就是馬克思所謂世界曆史“兩極相聯”規律之實質：

有一位思想極其深刻但又怪誕的研究人類發展原理的思辯哲學家（指黑格爾），常常把他說的兩極相聯規律讚譽為自然界的基本奧秘之一。在他看來，“兩極相聯”這個樸素的諺語是一個偉大而不可移易地適用於一切方麵的真理，是哲學家所離不開的定理，就像天文學家離不開開普勒的定律和牛頓的偉大發現一樣。

“兩極相聯”是否就是這樣一個普遍的原則姑且不論，中國革命對於文明世界很可能發生的影響卻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歐洲人民的下一次起義，他們下一個階段爭取共和自由、爭取廉潔政府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要取決於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對立麵）目前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決定於現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決定於俄國的威脅及其帶來的可能發生全歐戰爭的後果這看起來像是一種非常奇怪、非常荒誕的說法，然而，這決不是什麽怪論，凡是仔細考察了當前情況的人，都會相信這一點。（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7頁。）

黑格爾提出了世界曆史的“兩極相聯”規律，馬克思則讚譽這個黑格爾樸素的發現是“真理”，因為馬克思預言中國的加入，會最終擠破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無論這種看法在150年前聽起來是多麽怪誕，但150年後，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卻認同了這一樸素的發現，因為他真的看到了這一天的最終到來。

2009年5月9日，奧巴馬通過電視向全世界宣布了馬克思的預言是真的。奧巴馬說：如果10多億中國人也過上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極其悲慘的境地。

當然，奧巴馬這裏所說的“人類的悲劇”，其實就是美國的悲劇，“全世界”將陷入極其悲慘的境地，這不過是說“現存的資本主義秩序”將陷入極其悲慘的境地。因為美國作為現存資本主義秩序的主導者，總是以“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嘴臉說話，而按照奧巴馬的立場，人類的五分之一就不算是“人類”，中國3·75億勞工（主要是農民工）要過上人的日子，就會使一億美國人“陷入極其悲慘的境地”。

如果換了角度，這難道不是說：中國的“大國崛起”，中華民族不可避免的偉大複興，就意味著“現存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崩潰和已經崩潰嗎？

我們所謂“大國崛起”，絕不是指中國替代美國成為一個新的資本主義世界霸權，這樣的遊戲不會再重複下去了。我們所說的大國崛起，首先是指3·75億中國產業工人，生產著世界上一半的工業品。這樣的情況，是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當英國的GDP不足清王朝一半的時候，它已經成為世界霸主，當美國生產了世界上不足四分之一工業品的時候，美國已經統治全球。

同樣的，這樣的情況，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更是從來沒有出現過。恩格斯從一開始就麵臨著歐洲工人階級人數較少，且發達國家的產業工人與殖民地國家的勞動者之間處於利益對立、從而難以聯合這種難局，列寧創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本身人口很少，那裏的工人階級隻是為蘇聯生產，他們僅僅是蘇聯工人階級，而非真正的世界無產階級，今天，隻有今天――中國3·75億產業工人階級，是在為全世界生產，他們從而才是真正的“世界無產階級”。世界勞動者階級的陣容，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龐大過。

今天，中國勞動階級的聯合，第一次使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成為真正的可能，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扭轉世界資本主義體係，改變人類發展進程，也第一次成為可能。

從資本主義體係的外部不可能摧毀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但是，中國也不可能“擠入”發達國家俱樂部，正如中國3·75億世界商品生產者不可能擠入“全球市民社會”，中國的崛起，隻能擠破現存資本主義世界體係，造成現存世界秩序的崩潰――這就是馬克思的預言。 隻有在今天，中國才迎來了閱讀和理解馬克思的曆史時刻。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有目共睹，我們的問題主要出在兩個方麵：一個是分配方麵，即社會分配不公，另一個是文化方麵，表現為精神渙散。

中國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隻有通過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得以解決和克服。

今日之中國，必須把“共同富裕”當作重建社會主義的現實前提。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發揚“我們的前人與一切敵人血戰到底”的大無畏曆史首創精神，采取堅定、有效的措施，使得廣大中國勞動者平等分享發展的成果，而不是將這些成果的大部分以美元定價，送出國去白白浪費，這樣，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難局。同時，我們必須破除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財富觀，切實增進勞動者的勞動收入，而非食利者的“財產性收入”。進一步說，我們應該在快樂和幸福的意義上重新定義人類勞動，應該以新的人類發展指標，來替代GDP的不合理指標。

當然，道路是曲折的。因為我們處於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前夜，在舊秩序崩潰，新秩序破殼的曆史過程中，全世界人民都必須增加危機意識――甚至就是困難意識，做好“過苦日子”和爆發重大危機事件和事變的精神準備。

資本主義無法擺脫這次大危機，這是為人類曆史發展進程所注定了的，正是因為沒有看到這一點，所以，世界各國政府把刺激經濟的措施和手段，都已經提前用盡了。

資本主義難以擺脫這一次空前的危機，這是由現存世界的基本結構，特別是由前述關於發展的“四個基本前提”均已耗盡所決定的。

首先，像美洲新大陸開發、殖民地擴張、社會主義陣營開放那樣推動世界經濟大擴張的機會，今天已經基本渺茫了。需要重新開發的世界市場，除了南北兩極和非洲之外，餘地不大，眾所周知，依靠南北兩極和非洲的快速發展推動世界經濟複蘇，這是極其困難的。

當今世界，除非對美國本土所壟斷的資源進行開發和分配，除非對歐洲進行資源開發和再分配，世界經濟便沒有出路，但是，那就等於挖掉了現存世界秩序的根本，一個殘酷的現實是：讓少數發達國家承擔發展的代價，這是根本做不到的。

其次，靠新技術和新興產業的發展，餘地已經很小，且不可預期。何況正如馬克思早已經指出的：新興產業和新技術的出現，從來具有排斥人類勞動的特點，所謂“淘汰落後產能”，勢必影響世界經濟規模，進一步導致失業擴大。

第三，世界人口增長已經進入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大趨勢，但社會福利總體水平可能下滑，導致消費水平日益受到製約。馬克思曾經指出：生產力的提速、超速發展，會導致生活成本的上升，它直接反映為生育成本上升，從而造成人口下降，這一“矛盾共生”的自然律，並非預言，因為它已經成為現實。

第四，本世紀末，世界煤炭資源即將耗盡，下世紀中，石油資源也將耗盡，即使有新能源開發出來，也難以支撐現有的世界工業生產和經濟體係擴張。按照熱力學定理，墒的增加將與能源的耗散達到均衡，這意味著能量的轉化是不可逆的。

中國要帶領全世界走出“總危機”，所麵臨的挑戰、承擔的責任是前所未有的。這種挑戰，決非使得13億人，特別是3·75億普通勞動者分享他們自己的勞動成果那麽簡單的事，因為我們麵臨的問題是根本性的：一方麵是如何通過分配體製改革，解決“產品過剩”問題，另一方麵卻是如何通過加快金融和貨幣體製改革，解決世界“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兩者彼此關聯，後者是前者的基礎，而後一個問題的解決，並非僅靠中國一家就可以完成的。 這需要重新思考“人反對人”的現存世界的基本政治結構。

貨幣金融擴張，導致流動性過剩，這幾乎就是資本主義金融體製的本能，是其無法克服的痼疾，馬克思說：這個痼疾一開始就埋藏在私人銀行製度的機體之中。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說到了這個痼疾：

關於資本在貨幣借貸上所起的作用，亞當·斯密曾說：“即使在貨幣借貸上，貨幣也似乎是一種憑證，這種憑證使某一個所有者不使用的資本從一個人手中轉到另一個人手裏。這種資本，同作為資本轉移工具的貨幣額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就像同一些貨幣能夠用作等於起價值3倍以至30倍的貸款手段一樣，它們也能夠用作依次償還的手段”。既然同一種貨幣額根據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多次購買，它也可以完成多次借貸，因為購買使貨幣從一個人手裏轉到另一個人手裏，而借貸不是是貨幣不以購買為中介，而從一個人轉到另一個人手裏。（ 馬克思，《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頁。）

馬克思這裏講解的是：現有的銀行製度為什麽總是與“超發貸款”即“流動性過剩”緊密相聯。 我們知道，銀行的產生，金融業的發展，其根本上的是起因是將社會閑置資源集中起來，投入到最需要的方麵去，以減少資源浪費，從而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因此，銀行的職責就是盡可能地“依托現有存款”發放貸款。但是，銀行從一開始就無意或者有意地忽視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大量的“貸款”，會以各種形式、直接或者間接地轉化為“存款”。 而如果銀行在發放貸款時，忽視了這一點，即並沒有對應地扣除或者凍結初始存款人的存款，而是把貸款當作了存款，並以這種“貌似存款的貸款”為據，發放新的貸款，那麽就一定會出現馬克思所說的“同一種貨幣可以完成多次借貸”現象，也就是說：同一種貨幣，在銀行手裏就會成為“3倍以至30倍的貸款手段”。

這便是所謂的“貸款乘數效應”。

由於把貸款作為存款，並以此發放新的貸款，如此循環往複，銀行似乎可以創造無窮的貨幣投放，從而使得貨幣總量難以控製，最終便導致了流動性過剩。

僅就當下的中國而言，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先生曾經這樣指出：

“中國規定商業銀行貸款與存款的比率不得超過75％，但考慮到貸款與存款之間的轉換關係，即使一開始貸款控製在存款的75％之內，但由於貸款可以轉化為存款，如將其轉化的存款再按75％貸放出去，相當於原始存款的56％。依此類推，則“由貸款派生的存款”，最高可能達到初始存款的290％以上，形成信用的過度投放。”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所作所為則更為過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種大型跨國公司紛紛轉變為“非銀行性金融機構”，它們將從銀行手裏獲得的低息貸款，再次以高利貸的方式貸出，從中賺取高額利息，銀行與跨國公司聯手放貸，則使得流動性過剩雪上加霜，變得從此再也無法收拾。

當今世界金融體製還有著其特殊的缺陷，那就是：它以美國一國之主權貨幣作為世界中心貨幣，這必然導致作為貨幣發行國的美國，為了一國利益犧牲全世界的利益，絲毫不負責任地超量發行貨幣，美元超發，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公害”。

盡管中國的生產能力是巨大的，但是，比較當今世界金融海嘯般的流動性過剩而言，中國的生產能力無異杯水車薪，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一方麵製造著海嘯般的公共債務，一方麵卻依然保留著大量土地、礦產資源不開發，大量高科技產品不肯出售，龐大的軍費開支不願縮減，維持著發達國家資產階級富可敵國的日子絲毫不肯動搖――指望著在現有的世界貨幣金融體製之下、政治體製之下，由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來拉動世界經濟，這無異於癡人說夢。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說：資本主義世界的對抗關係，就表現為貨幣與商品生產的對抗、貨幣資本與現實資本的對抗、發行信貸的金融領域與生產領域的對抗，最終，它必然表現為掌握貨幣發行權的國家集團，與生產國集團的對抗。

今天，這種對抗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熱化程度。

所謂貨幣資本決定現實資本，信貸的發行決定生產和交換，也就是觀念的生產決定現實中人的活動――這就是形而上學，整個資本主義體係就是這樣一個“頭足倒置”的體係，是“用它的木頭腦袋倒立在世界上行走”。

這是資本主義體製之荒謬的根源。

因此，每一次經濟危機，都表現為：為了貨幣，就必須犧牲商品，為了金融和虛擬經濟，就必須犧牲實體經濟，為了貨幣發行國，就必須犧牲商品生產國，為了維護“木頭腦袋”，就必須犧牲活人的生命，為了美國，就必須犧牲中國，為了資本主義，就必須犧牲全人類：

貨幣作為獨立的價值形式同商品相對立，或者說，交換價值必須在貨幣上取得獨立形式，這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因此，為了保證商品價值在貨幣上的幻想的、獨立的存在，就要犧牲商品的價值。一般來說，隻要貨幣有保證，商品價值作為貨幣價值就有保證。因此，為了幾百萬貨幣，必須犧牲許多百萬商品。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是它的妙處之一。（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頁。）

今天的人類，已經到了必須在“資本主義或者野蠻”之間作出抉擇的關頭。

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不過意味著觀念的生產支配現實生產的曆史之終結，不過意味著形而上學的終結，不過意味著那個“頭足倒置”的幻象世界的破產。

而對於中國來說，這首先就意味著：不再把空洞的“美國符號”作為生活的價值，作為精神的家園，不把現實中的美國作為逃避現實的淵藪――最後，方才能夠真正做到不把商品以美元定價。

如果當今世界最大的迷信是資本主義迷信，那麽，當代中國最大的拜物教就是人們頭腦中的“美國夢”。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產國是一個著名的窮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負債國卻是最富裕的國家，如果說這裏麵存在欺騙的話，這種欺騙卻絕不是“剝削剩餘價值”或者“延長一般勞動時間”那種小小的欺騙，這是由於人被自己頭腦的造物所欺騙，人為自己頭腦中的幻象所欺騙。

如果人還不習慣於獨立自主，那就是由於它已經習慣了“用自己的木頭腦袋倒立著行走”。曆史上的無產階級是如此，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

經濟危機容易治理，但這種自我欺騙的現代病症卻難以治理。

因為經濟危機，就是人們的理性欺騙了他們自己。或者說，人的頭腦欺騙了人。這就是馬克思所謂：人們拜倒在他自己頭腦製造的幻象麵前的“拜物教”，他們崇拜的不是商品，而是“物”，是自己頭腦的“產物”。

簡單地說中國精英階層喪失了“理想”是錯誤的，因為在作為“理念”的社會主義被拋棄的地方，重新建立起的是“科學資本主義”的理念或者幻象，簡單地認為中國精英的美國夢和財富夢隻是個“幻象”――這同樣也是不正確的，因為這種理想和幻象，正如一切金融衍生品那樣，乃是被當今世界最科學、最理性、最學術的話語所論證和擔保的，這種夢幻，乃是由北大和清華的EMBA教材所嚴密論證的，而那裏就是中國最大的造夢工廠，是“夢想在現實中起飛的地方”。

如果馬克思在世，他也許會這樣教誨我們說：問題不是“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還是“科學的資本主義”，真正的問題在於：必須檢討那種以科學的手段論證和製造夢幻的方式。 馬克思感慨於人們已經習慣了相信自己頭腦的產物，而不是去正視現實，而猶太人馬克思之所以是“清醒者”，就是因為他畢生既站在歐洲布爾喬亞社會之外，又站在這個社會之上。

一個布爾喬亞社會，實際上完全不發生“接受馬克思”還是“拒絕馬克思”這樣的問題。這是因為馬克思站在這樣的社會之外，一如他畢生為資產階級社會所驅逐。不過，馬克思又確實是站在一切資產階級社會之上，一如馬克思無情地嘲笑一切資產階級學者的所謂“理性學說”無非是假道學、是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欺騙，而那些被馬克思無情嘲笑了的人們，卻隻能一貫裝聾作啞――裝做根本沒有聽見。

總而言之――人類思想之所以墮入這種自我欺騙的現代病症不能自拔，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告別馬克思”成為了上世紀的下半葉世界知識發展的主潮。

關於現實的經濟，馬克思早已經作出了經典的分析：說到底，經濟活動的現實動力就是商品生產和人類勞動，而資本主義則是對現實經濟活動的扭曲，資本主義用理性的手段去製造財富的幻象，並愚弄人們去追逐這個幻象，製造財富幻象，這既是資本主義的活力、創造力所在，但也正是導致它死亡的決定性因素。

這種幻象注定會破滅，正像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一樣，資本主義必有它的興盛、死亡，而資本主義的死亡，正意味著人類從自我欺騙和自我麻醉的幻象中覺醒。

馬克思所進行的經濟學的分析，直到今天，還是比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深刻，比那些頭頭是道地分析當前經濟狀況、金融危機的經濟學家都要有力量。

而馬克思之所以比他身後出現貨幣供給學派、新自由主義流派、凱恩斯主義學派都深刻，就是因為他看到：問題不在於資本家如何欺騙勞動者大眾，而在於勞動者大眾如何相信了資本家製造的幻象，問題就在於人們為他自己的理性和頭腦所欺騙：“人們製造了幻象，並轉而膜拜在幻象的腳下”，而這一點，實際上連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自己也不例外。

馬克思無情地將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以及詹姆斯·密爾這些資產階級學者踩在腳下，指出：自從《國富論》誕生以來，英國勞動者如果是變得更窮了，就是變得更加不幸，經濟學家們之所以把關於“抽象價值”的討論盡其所能談得更抽象，就是為了掩蓋如果沒有勞動者的勞動，如果不榨取勞動者，所謂“財富”就無從談起這個簡單事實，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努力，無非是以理性的手段製造財富的泡沫和假相，再以繁榮的假相來粉飾四處可見的危機。

馬克思告訴現代人類一個簡單的真理：人們需要理性，但人們沒有必要迷信和崇拜觀念。人需要頭腦，但沒有必要崇拜自己頭腦的造物――沒有必要“用自己的木頭腦袋倒立在地上行走”。

馬克思無情地揭示出：以理性的手段騙人是一個奇妙的發明，而人被自己頭腦的造物所征服，這種自我欺騙則是可悲的，資本主義製度本身就是建立在這種欺騙和人們的自我欺騙之上。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將正義者同盟的口號“四海之內皆兄弟”，修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這就是說：“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乃是當今世界最大的騙局和夢想。

因為讓騙局的精心製造者與上當受騙者成為兄弟，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就是更大的欺騙。要終結騙局，就先要揭穿騙局。正是由於那些幻象和騙局的製造者們從根本上破壞了人類的團結，破壞了榮辱與共的人類情懷，因此，要實現現實的正義，絕不是靠空談“四海之內皆兄弟”，而是要為正義而鬥爭，要實現人類的團結，就必須驅逐不團結者，要實現正義就要消滅不義的根源，要實現“四海隻能皆兄弟”的口號，就先要承認“四海之內已經不再是兄弟”的現實，承認不再有人類團結的現實。

“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衝破牢籠。”

我們若要奪回勞動果實，就必須首先讓思想衝破牢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