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臉上寫滿了屈辱與苦難
——看電影《歸來》
2014年的5月中旬，因為一部電影的問世，在看似熱鬧，實則沉悶的得如同一潭不動之水的中國影壇上，驟然泛起了一陣陣漣漪，圍繞著這部影片，很快出現了一個有關《歸來》的話題。不用說這與影片中的時代背景並不遙遠有很大關係，因為當年的親曆者們還都健在，並且隨著社會的變遷，那些曾經的功過是非還常常被人提起，用來說事兒。
所以關於這個話題有話要說的人很多，這些人從他們的經曆裏，也從他人的經曆中，包括從這部影片裏，或是看見了愛情的寶貴與堅貞，或是看見了悲劇對人生的致命影響，或是看見了人性在非常環境下的扭曲與糾結，等等，這一切都成為話題中的話題，眾說紛紜，不一而足，大有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感覺。
一部故事影片能引起這樣的連鎖反饋，不能不說是故事本身觸動了人們的神經，揭開了像是愈合了，其實並沒有完全愈合好的疤痕。往事並不如煙，人們的感知被影片帶到了那個一切都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勾起了多少人想起來依然還是觸目驚心的往事，或是印證了從他們父輩口裏所知悉的、那些光怪陸離般的事情的原貌或本相。
影片一開始，就是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一方麵是鏗鏘有力的紅色芭蕾舞劇的排練與演出，劇中的主人公瓊花帶著深仇大恨立誌要當一名紅軍戰士，去打倒一切南霸天，北霸天。另一方麵階級鬥爭的觸角深入到每一個細微末節，正在大西北勞改農場改造的右派分子陸焉識跑了，他的妻子和女兒馬上就被叫到舞蹈學校，該校的工宣隊長當麵警告他們，如果陸犯回家，不得收留，要立即報告。並且還要母女倆當即表態。
這種隻有革命原則，沒有親情人倫之情的事情，在今天看來是多麽得荒唐與反人性，可是在那個時代這一切都是名正言順的，沒有人會想到不妥，或是不應該。因此，夫妻反目，父子如仇人的怪像並不少見。人的狂熱一旦被鼓動得走火入魔，那真是可以是非不分，親情不再了。因此，影片中陸焉識的女兒丹丹的舉動也就不足為奇了。她為了自己能夠進步，不惜將冒著極大危險跑回來的父親拒之門外，又說死不讓母親去見她的丈夫，並且還把他們要會麵的時間和地點報告給了來抓捕陸焉時的人。
火車站天橋上的那場戲直擊人們的心靈，在民兵的追捕下，兩個人撕心裂肺地隔空呼喊著，一個高喊：婉瑜！另一個拚命地喊著：焉識，快跑！一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麵；另一個挎著一床被子，手裏抱著一包饅頭，向著丈夫死命地跑去，一心要把她精心準備的東西交到丈夫手上。他們並沒有什麽特殊的要求，就是想互看對方一眼，互道一句珍重。可是他們的這點要求，也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民兵橫阻在他們兩人之間，就是不讓他們相見，也不讓她把東西遞給丈夫。陸焉識被幾個彪形大漢壓倒在地，又像是被批鬥的牛鬼蛇神，尊嚴掃地地被架著離開現場。做妻子的被民兵凶悍地推搡倒地，血跡從發際線流了下來。她為丈夫帶來的饅頭也滾落了一地。
編導一點都沒有誇張，這就是那個年代裏的正常一幕。當時的人也許不會有什麽不正常的感覺，可是今天的人再看這一幕就不會坦然麵對了。在那個年代，革命的敵人即使是肉體還在，他們的靈魂與尊嚴，包括他們家屬的一切尊嚴早就不複存在了。人一旦瘋狂起來，真是連野獸都不如。野獸隻是在它遇到你的時候給你帶來危險，它看不見你的時候你是安全的。可是人卻不同，他定義要專政你，你是無處藏身，無處躲避的。他的殘酷能叫你生不如死，也能叫你的家人、家屬深受其害，無法享有正常的生活。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當全民都為曾經的付出的代價而認真反思的時候，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就是可以從沉重的負擔重走出，開始新的裏程的時候了。電影《歸來》的社會意義便是如此，它從藝術上開啟了全民正視那段曆史的時刻。反右和文革距今已有五六十年的時間了，當曆史被拉開了一定的距離時，就會是審視它的最佳時機了。相信會有更多的文藝作品在《歸來》後接踵而至，在這個話題上繼續發揮作用，從而讓這段曆史真正成為一份資產，即使是那麽得不堪，也有可供警惕與借鑒之處。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隻有三個，故事細節比較翔實，所以演來很有真實感，也很有藝術感染力。比如陸焉識平反回來後，為了醫治妻子的病，想方設法地開啟妻子的心智，以便她能夠恢複記憶。這期間他當了專門給妻子念信的人，也假扮過鋼琴的調音師，到了後來又成了專門送她去火車站迎接陸焉識的人。這其中的每一個情節都是感人至深的。
丈夫給分離了20年的妻子，一封封地念著他在勞改農場裏寫在撿來的紙上的，那些不可能寄出來的信，聽信的妻子沉浸在對丈夫的思念之中，可是竟不知道眼前這個念信的人，就是自己朝思夜想的丈夫。這些個橋段殘酷之極，讓人抓狂。觀眾為馮婉瑜心急如焚，恨不能在她的麵前大喝一聲，在你麵前的這個人就是陸焉識！
其實在三個人物中，妻子馮婉瑜是最有個性，也是最堅強，最正麵的一位。表麵上看是丈夫受盡了苦，因為他去勞改了。實際上是妻子的苦比丈夫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孩子才三歲，家庭就破碎了。一個年輕女人，獨立撫養一個年幼的孩子，還要麵對政治上的歧視與壓力，她所麵臨的困苦不用想也知道會有多麽艱難。雪上加霜的是，革委會裏又有一個姓方的人的對馮婉瑜的傷害就更是難以言表。所以，馮婉瑜還能夠活著就是一個奇跡，她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的瘋掉，隻是患上了一種叫做心因性的失憶症，也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當陸焉識於三年前偷著跑回來時，馮婉瑜表現得可圈可點。麵對工宣隊長的高壓，她隻是勉強地敷衍了事。對於從勞改農場專程跟蹤而來的那兩個穿狗皮大衣，戴狗皮帽子的人，馮婉瑜不僅不懼怕，反而問他們陸焉時為什麽要逃跑，你們把他怎樣了！當丈夫來到了家門外，她為了女兒的前程，咬牙沒有把陸焉識接到屋子裏，可是她卻準備好了第二天早上要去見他。對於女兒的指責：你為什麽不替我想想？她厲聲答道：從小到大都為你想，這件事要為你爸爸想。
後來她得了病了，但是正如她女兒向陸焉時哭訴得那樣：她現在什麽都記不住了，就是能記住我的不好。是的，在對待陸焉識的態度上，就是她鑒別敵友的試金石，即使那個人是她的女兒，她也會當著她的麵斬釘截鐵地說：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我不會原諒你。並且緊接著又補充上一句不容分辯的宣告：我不原諒你。這就是馮婉瑜，她是一個弱女子，卻有令人敬畏的風骨。
細心的觀眾不難發現，本來有幾次就在她要恢複記憶的關鍵時刻，卻功虧一簣了。原因是什麽，就是那個方師傅對她的傷害太大了。陸焉識隻要稍微對她有一點親熱，她馬上就想到方師傅。一定是那個衣冠禽獸的人欺騙了他，說陸焉識被槍斃了，也一定是因為這樣的騙局，那個姓方的人才會一次次得手。在陸焉識的追問下，女兒丹丹才不得不說：那時我還小，記得有一次他用勺子打我媽。所以每每在關鍵之時，馮婉瑜就把陸焉識當作了方師傅，並且口中不停地說：你不可以再這樣了，焉識沒有被槍斃。這真是一個莫大的悲劇，令人無法不對馮婉瑜給予深深的同情。
鞏俐扮演的馮婉瑜很逼真，不施粉黛的麵孔上寫滿了滄桑，那都是屈辱與苦難。她用那漠然的表情，呆滯的眼神，準確地塑造了這個人物，也道出了人物內心的獨白。她太苦了，也太累了。這是一個從裏到外都被嚴重傷害了的女人。好容易守得雲開日出，一家人團聚了，但是她卻無法消受這個用20年歲月換回來的福氣。她還活著，隻是活在以前的記憶裏了。她不僅是生病了，智力也嚴重的退化了。
在寫第四個接人的牌子時，陸焉識的焉字，她就忘記該怎麽寫了。女兒給他跳了一段瓊花要革命的舞蹈，舞畢，她竟不知道女兒演的是誰？她坐在凳子上，張著嘴，一幅弱智的舉止。讓女兒心涼，也讓陸焉識欲哭無淚。一個好端端的女子，市裏光明中學的馮老師被摧殘的，終於失去了最基本的健康，未老先衰了。
影片的結尾處出現了一行字幕：很多年過去了。緊接著的畫麵是，這一天又是一個5號的日子，大雪紛飛的清晨，陸焉識踏著厚厚的積雪，用三輪車載著馮婉瑜由家裏去火車站。到了那裏，馮婉瑜坐在三輪車上，呆呆地望向眾乘客魚貫走出出站口，陸焉識手扶著接人的牌子站在馮婉瑜的旁邊，牌子上的三個大字是：陸焉識。下車的人都走光了，鐵路工作人員把出站口的大鐵門關上了。隨著咣當的一聲響，鏡頭從鐵門的欄杆裏拉近了馮婉瑜與陸焉識的畫麵，最終定格在那裏。
不知道編導的這個最後的鏡頭要說明什麽？看上去他們是被禁錮在鐵欄杆裏，可是他們已經走出了人生的磨難，他們應該是來到了鐵欄杆外了，除了疾病與衰老，再不會有什麽人為的因素能夠禁錮他們了。難道編導是要說明他們與過去終於了斷了嗎？這有點兒牽強，文革已經結束十幾年了，由於文革而來的政治迫害也早就沒有了，那麽這個鏡頭的寓意何在呢？總之，這個鏡頭確實有點兒無厘頭，令人費解。
不過，如果要給這部影片一個公正的評價的話，仍然還可以說這是一部有關反右和文革題材的好影片。影片以小見大，通過一個家庭，三個人的命運，形象地呈現了那些政治鬥爭給中國普通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庭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對於我們眾人來說，是再認識那些曆史的一個極為生動的藝術濃縮。
可是遺憾的是，這部影片的開頭部分還好，而之後的故事卻沒有跟上開頭的那種充實與豐富，而變得單薄與單調了許多，並且還不斷地重複著同樣的橋段。尤其是到了最後，故事的落腳點還在女主人公每個月的5號要去火車站接陸焉識上，這個安排就顯得既沒有新意，也沒有了力度。令一個好故事，一部好影片變得虎頭蛇尾，在藝術的張力上最終沒有上得去。
實際上那十幾年的時間，正是中國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時期，在那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中，陸焉識的一家不可能置身度外，在他們的家裏必然會有所反映。可惜的是，電影裏一點這樣的蛛絲馬跡都沒有。觀眾不難想象得出，陸焉識在事業上怎麽也會有點兒成就吧，他的生活條件一定也會獲得相當的改觀吧。還有他們的女兒丹丹，也是30好幾歲了，應該結婚生子了吧，他們的小外孫或是小外孫女一定很可愛了，即便是馮婉瑜還沒有等來陸焉識，但是一家人還是可以心情舒暢，其樂融融的吧。
而且，如果陸焉識在事業上重新如魚得水之後，還要精心照顧病中的妻子，這才能凸顯陸焉識的人格與品質。同時也會加重劇情的內涵與豐富度，使這部影片的以小見大，不僅僅是停留在他們遭受的迫害上，也體現在他們獲得政治上的新生之後的人生狀態。遺憾的是所有這些該有的細節或是劇情，影片裏都沒有。編導把故事就限定在馮婉瑜不認識眼前的丈夫，卻又堅持著去火車站去接那個記憶中的丈夫這個戲劇衝突之中。如此這般地滿足於一個單一的橋段，並且不斷地使用，自然會使這部影片從劇本開始就已經是先天不足了。
顯然，編導或許是為了最大悲劇化，或者也是為了表達馮婉瑜對愛情的忠貞不渝，所以就死死地抓住了馮婉瑜去火車站接陸焉識這麽個橋段不放手，這不能不說是編導過渡消費了這個素材。一直在反複地出同一張牌的結果，這張牌就變成了一張徹頭徹尾的煽情牌。而且，最嚴重的是，這樣的處置使故事的演變與後來社會的變化嚴重脫節，讓故事滯留在一個靜止不變的小格局裏。既反常，又不近情理。
本來，陸焉識平反前，他的妻子與女兒是社會上的邊緣人，那是因為政治的緣故。可是他平反後，他們一家人還是與社會無關的邊緣人，那就不是政治的原因，也不是他們的不是，而是編導的過錯了。編導武斷地剝奪了他們一家人在新環境下，重新開始新生活的權利與機會，讓這一家人還是生活在愁雲慘霧之中，繼續被過去的陰影所籠罩。這一點，是這部片子的最大敗筆，也是這部影片的立意無法升華的重要原因。
所以這部片子隻是拍出了半部的精彩，看上去還不錯，但絕不是一流的，更不是經典之作。看看前蘇聯電影《合法夫妻》，再看看前蘇聯解體後的新俄羅斯時期的電影《烈日灼人》，就會知道差距有多大。張藝謀在曆盡滄桑之後的發軔之作，終究還是沒有脫離他的局限。其實，觀眾也不必苛求，張導畢竟不是大師級的導演，看上去他與大師之間的距離隻有一步之遙，實際上卻是漸行漸遠了。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國電影的前景還是要指望那些真正天賦才華的大家。
影片的音樂出自著名音樂人陳其鋼之手，他的音樂純淨入心，自有它的獨到之處。可是如果你熟知，同樣是他的作品的《山楂樹之戀》的電影音樂，你就不難發現，《歸來》的音樂風格並沒有突破，近乎於是同一個模式，同樣的音樂語匯。如果沒有《山楂樹之戀》在前，這部《歸來》的音樂應該來說是很好了。可是畢竟《山楂樹之戀》的電影音樂太出色了，沿用它的風格的《歸來》就難以讓人受用了。這不僅是片子的遺憾，也是音樂人的遺憾。超越自己的確不容易，但也絕不應該把不同的兩部作品主題音樂，弄成一對孿生兄弟吧，即便它們的故事背景都是文革，可是故事的性質卻是大相徑庭的。
值得稱道的是，影片的配角都是一些觀眾熟知並有好感的大牌影視明星，有他們助陣，讓劇情更有生氣，也更好看。例如，閆妮扮演的街道李主任有點兒特色，不過在那個年代能有那種通情達理的一個掌權者，也是有點兒讓人難以置信的。劉佩琦演活了勞改農場的劉同誌，在那個年代那種人比比皆是，一個比一個左。那是一個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的時代，那些人說話就是那種居高臨下的口吻，臉上掛著的就是那種一臉的階級鬥爭的樣子。這個人物的出現，讓那段不正常的曆史一下子回到了人們的視線裏。還有陳小藝的滄桑與無奈，丁嘉麗的憤恨與撒潑，都讓人過目難忘，那些角色的鏡頭雖然都是稍縱即逝的，但卻都打上了強烈的時代印記。
在三個主要人物中，除了馮婉瑜，女兒丹丹這個角色刻畫得非常成功也很完整。她的思想變化也是一步步，一層層地遞進的。她開始不認父親，到後來能夠向父親坦誠是因為她的不好，才讓父母有那麽大的不幸。再到後來她開導父親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你想那麽多辦法，不就是為了接近她，照顧她嗎？其它的事還重要嗎？這個時候是她的的睿智，使陸焉識一下子頓悟，從而能夠堅持自己，繼續充當念信人的角色。同時也說明丹丹成熟了，從一個隻為自己打算，不管父母的感受的一個自私的孩子，成為一個懂道理，能夠體諒與同情父母的大人了。這位叫張慧雯的年輕演員也演得非常好，淡定又有爆發力，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後起之秀。
陸焉識這個人物受限於劇本的束縛，在影片中隻能表現出他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除此之外，再沒有什麽人格上的亮點，因此這個人物怎麽看都怎麽是一個大配角。本來他平反後，以他的才華應該有一番大作為，可是影片中在這一點上全無一點涉獵，看似集中了主題，實則是弱化了主題。總是翻來複去地在馮婉瑜的失憶上作文章，該有的主題延伸與擴展也都沒有了，反過來也使這部影片的布局大不起來，有點陷在作繭自縛的困境裏了。要不是影片的時間還不算太長，演員就是演得再好，也會讓人有疲勞之感的。
《歸來》立足於中國影壇了。它裏麵的人物也成了有代表性的生活中的人物，而被人們津津樂道了。陸焉識，馮婉瑜，還有丹丹，他們一家三口終於苦盡甘來，在以後的歲月裏，他們是不會再願意提起反右，還有文革這些事情的。有關這些記憶在他們的心裏消失得越快越好，如果什麽都不記得才好。因為那些年月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麽好事，他們何必要記住那些傷心的日子呢！時間是最好的健忘劑，能夠忘掉那些大不幸才能夠把眼光投向前方，在生活與生命中重新獲得愉快與幸福。
但是，忘記了決不等於說那段曆史就是正確的。凡是當過右派的人和他們的家屬，都絕不會說反右是大好事。凡是經曆過文化大革命，他們的家被抄過的人，他們的自己或親屬被批鬥過的人，也絕不會說文化大革命好。時至今日，還有人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文化大革命好，這樣的人一定是他自己或是他的祖上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要不就是一些人的別有用意，另有企圖。但願這兩類人都是癡人說夢而已，他們的目的都不會得逞。
中國不能再折騰了。即使是狀況多多，改革的步伐不盡人意，也比天翻地覆的革命好。這一點不需要講什麽大道理，看看陸焉識，馮婉瑜，還有丹丹，就明白了。他們可不是少數，而且站在他們一邊，有理性，又有良知的中國人更不是少數，所以他們的悲慘遭遇不應該，也一定不能再出現在後來人的身上。那些臉上寫滿了屈辱與苦難的中國女人，就到馮婉瑜為止，以後也決不會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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