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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海兵：消除語言軟暴力
來源:南方周末
歧視性語言本質上是一種“語言軟暴力”，表麵上傷害的是一兩個人、一個群體、一個階層，實際上是對所有人的傷害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自1919年中國已經經曆了3個30年，1919-1949的以戰爭求共和，1949-1979的以計劃求強國，1979-2009的以市場（經濟）求富民。下一個30年，改革的主線在何處？仍是經濟改革？或是政治改革？繼續摸著石頭過河?我以為，應該是文化。快改革不一定走得遠，慢改革未必不是正途。如果製度起決定作用，但如果沒有文化這個滲透骨髓、無處不在的改革，好經也要念歪。文化與製度相互影響，但前者是根、是道、是無形。改革要從細胞開始，循序漸進。改造語言體係，使其由歧視性向非歧視性進化，則是文化變革的重要內容。
歧視性語言本質上是一種“語言軟暴力”，表麵上傷害的是一兩個人、一個群體、一個階層，實際上是對所有人的傷害。行業的語言歧視：“淪為”搓澡工？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但在現實中，一些行業，尤其是部分第三產業一直受到歧視。比如，2006年全國多家媒體報道：前世界女子舉重冠軍鄒春蘭淪為搓澡工。搓澡工就低級？如果鄒春蘭是公務員，還會說“淪為”？世界女子舉重冠軍隻能說明過去，現在不是計劃經濟，任何人都應在市場上尋找工作，不應由政府安排。市場經濟不認資曆、不認過去，它隻看現在，隻看供求。
類似的，回收可再生資源的不應該叫收垃圾的，應該叫資源回收者（廢品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清掃大街的人不應該叫掃大街的、運大糞的，應該稱為環境工作者或環境衛生工程師或城市美容師；剪頭的不應該叫剃頭的，應該叫理發的、美發的、發藝的。
身體的語言歧視：老弱病殘孕？
20世紀80年代之前，身體有障礙的人叫殘廢人，1990年代，發現這說法不妥，改叫殘疾人，比如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簡稱中殘聯或殘聯），2008年殘奧會。英文原文不是這樣的。英文disabled person，譯文應該是非歧視的體障者或能力障礙者；我們稱為殘奧會的，其英文是paralimpics，譯文應該是非歧視的帕奧會或並（伴）奧會。
醫院裏，會看到“重症監護病房”，旁邊是英文ICU。這是沒有充分考慮患者的心理感受：又是重症，又是監護，患者不一定能受得了這樣的語言暴力。其實 ICU原文是 intensive care unit，譯文應是高密度（強化）關照（護理）者（單元），原文沒有任何歧視，並且相當富有愛心。200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70周年時，衛興華教授說，現在有很多媒體把老同誌幹事情叫做發揮餘熱，為什麽是餘熱？這難道不是歧視？不是在詛咒我們嗎？好像我們活不了幾天了！——我非常讚同，直接說發揮熱量就好得多。
類似的，身體比較重的人不應該叫胖子，應該叫身體寬大者或體寬者；年齡較大的人不應叫老年人，應叫高年者或年長者；眼睛看不見的人不應叫瞎子、盲人，應該叫視力障礙者；耳朵聽不見的不應叫聾子，應該叫聽力障礙者；智力有障礙的人不應叫呆子、傻子、弱智，應該叫智力障礙者。
對許多有歧視色彩的疾病也應該重新命名，比如，老年癡呆（症）、紅斑狼瘡、白癜風、麻風、神經衰弱、精神分裂、尿崩等等。在公共場所，類似於“老弱病殘孕專座”的標牌都應修改。
身份的語言歧視：幹部與群眾？
這類歧視極其廣泛。如把人分成兩種，一種是所謂人才，一種不是人才是勞務。本來，人的才能是動態過程，但人們習慣把它靜態化、僵化。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在於潛在的才和現實的才、發現的才與未被發現的才、此行業的才與彼行業的才、此崗位的才與彼崗位的才，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是也。應該用人力資源或人力資本替代所謂人才。人力資源說明人人都是資源，都是可開發、可利用的；人力資本說明人人都是資本，都是可流動、可增值的。人絕不應該有人才與非人才的區分。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帶了一個好頭，把勞動與人事兩個部門合並為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
還有一種，把人分成所謂幹部與群眾。這對概念流行了很多年，從公民社會角度看，它們是有歧視的。首先它們在法律上沒有依據；其次，幹部如果是指政府官員，就應屬於公務員，幹部與非幹部隻存在於同一機構中，如政府某個機構中處長是幹部，處員是非幹部或相當於群眾，不能說處長是幹部而農民是群眾，他們沒有上下級關係，說農民比公務員位置低不合適。把人固化地分為幹部與群眾本質上是等級製的幽靈。應該全部使用中性的公務員或準公務員，來替代傳統的幹部稱呼。
類似的，人們長期把那些丈夫已死的人叫寡婦，後來學會了尊重，叫單身媽媽、單身女性，其實也可更主動更幽默一些，把她們叫做丈夫崗位虛位以待者。過去曾把涉嫌犯罪的人叫犯人、罪犯，後來改為犯罪嫌疑人或嫌犯。同樣，不應該把關在監獄中的人叫勞改犯、囚犯、罪犯或犯人，應該把他們叫做特別公民，或非自由公民、受強製公民、待自由公民，或監所公民，或更生者（台灣地區就流行這種說法）。實際上，無論是涉嫌犯罪的人，還是關在監獄中的人，他們仍然是公民、國民，隻不過是失去了某些公民權利的公民。這些人的家屬尤不應該叫做罪犯家屬，應該叫特殊家屬。再如，賭徒、暴民、惡人、小人、娼婦等說法在政府機構、新聞傳媒、公共場所、法規政策等領域都應禁止。應該把不誠實或可能不誠實的人叫做道德迷茫者，不可輕率地說某人道德敗壞，至多可以說某人是道德缺乏者。
行為的語言歧視：評選三好學生？
首先來看教育領域。把高考沒有被錄取的人叫落榜生，這是在別人傷口上撒了一層鹽。相對於考上的上榜生來說，沒考上的人其實還有很多的機會選擇。曾看到過一份材料，介紹日本高校不予錄取的通知書是這樣寫的：東京大學——櫻花凋謝；鹿兒島大學——櫻島不景氣；東京商船大學——沉沒；下關水產大學——吃海豚中毒；神戶大學船舶係——風浪大，無法進港；大阪大學文學係——吾妻山上風暴緊。以這樣中性而富有幽默的方式對待沒有被錄取的人，比生硬的“不予錄取”、“落榜”是否更好？
又比如，我們喜歡把18歲以下未成年的中小學生分為好學生與差學生，一直進行三好學生評選，現在終於有中國教育學會會長公開指出，這樣的評選可能弊大於利。其實，對於孩子來說，應更少進行這種單一尺度的縱向高低比較，應該進行多尺度的在不同方向上的比較，因為人各有所長所短，有所短才成就有所長。陳寅恪如果擁有博士學位，也許中國又少了一位大學問家；俞敏洪如果外語成績在北大拔尖，也許就不會有現在的新東方，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從我們所引進的詞語中，也可以看出發達國家體現對每個人尊重的非歧視處理。比如，飛機上有頭等艙，但沒有低等艙的稱呼，所有不是頭等艙、公務艙的座位叫做經濟艙，這就體現了對坐經濟艙的旅客的尊重；在大飯店中就餐可以叫吃大餐，但不可以把在小飯店中吃飯叫吃小餐、吃低等餐，而應該叫快餐、經濟餐、自助餐；名牌服裝可以叫高檔服裝，但不應該把不是名牌的叫做低檔，應該叫做便裝、經濟裝；高價格車可以叫高檔車，但低價格車不應該叫低檔車，可以叫低成本車、經濟型車。
從動態的、多側麵的角度看問題，就可以把多少有些歧視的說法轉換為比較中性的說法。比如，在通常情況下，貧窮地區應該叫發展中地區，富裕地區可以叫發達地區；轎車叫小車；草民、臣民、小民叫公民；農民工、外來工、民工應該叫新工人、新移民。
如果語言有了對人的歧視，現代文明就無從談起。在法律與理論層麵上我國是一個公民社會，但實際上，由於幾千年的王權專製，我們離公民社會、語言上人人平等的社會、非歧視社會還相當遠。
當然，我們不會失去信心，因為進步的端倪已經初現。比如：“在此施工給您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切記：善言暖心，惡語似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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