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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文化的“七宗罪”
文_齊宏偉
電影界唾沫與票房齊飛的事兒不止一例了，張藝謀的《三槍拍案驚奇》又是一例。大家夥兒個個痛罵狂批，但還是一窩蜂掏錢進影院去看。一位美國學者跟我講，有一回他在北京地鐵見一年輕人大模大樣看色情雜誌，他提醒年輕人不該看這個，那人眼睛一翻，理直氣壯地反問道：“不看這個，看什麽？”
難道大家夥兒隻能像這個年輕人，注定隻配看這個？
好在有了《蝸居》，讓大家眼前一亮。劇作本身有很多硬傷也很矯情，但這倒是近來難得的一部稍稍反映了水深火熱的“房奴”生活的作品，並非隻是“靠葷段子、官場、性等話題來炒作”。此劇令人覺得當今影視似還有希望。
但僅憑一部《蝸居》無法挽救當今影視。整個當代文學和文化都處在某種困境中。
躲避崇高
前陣子，鬧得沸沸揚揚的“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事件不了了之，這話起初頗引起一幫中國文人、學者們的不平，紛紛譴責德國漢學家顧彬犯了德國中心主義錯誤，認為顧彬的言說是一種霸權話語和他者的偏見。
然而，媒體後來澄清，顧彬沒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話，而是說棉棉、衛慧的作品和《狼圖騰》等是垃圾，於是大家也就當下釋然，露出原來是這麽回事的神情，頗像阿Q終於保住了自個兒的麵子一般。
其實，還需人家指出來？中國當代文學乃至文化的困境咱們自個兒不清楚？這不是說人家幾句霸權話語或他者偏見就可以化解的。困境是因為有了已入膏肓的病症，我總結為七大病症：
第一大病症是文化在當代已不再被信仰，而是被玩弄。
不信，你看看賈平凹的《廢都》就知道了，裏邊的大作家莊之蝶早就把文化和妓女放一個檔次上了，莊之蝶們認為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真事，文化不過是那麽回事兒，根本上來說就是人利用文化獲得名利，用倦了，就像扔舊衣服那樣丟掉。《廢都》去年再版，有批評家就說，莊之蝶與當代知識分子的區別就差沒上百家講壇了。
這跟法律在中國的遭遇差不多。法律若不被信仰，法治觀念和法治社會是難以建立起來的。一法律界人士倒是直言不諱：“法律是啥玩意兒，在我看來就是一妓女，誰給錢就給誰服務。”當年王朔說得絕，作家即寫家，是一碼字兒的。有人幹脆提出“下半身寫作”口號，文學和文化也就一俗到底。不信就欣賞一下當代詩人趙麗華的“名”詩：“晚上想洗澡/發現/花內褲/找不到了/難道真的會/有人/收藏/我的/沒來得及/洗/的/花內褲？”寫這樣詩的人，心目中的文學和文化是什麽？難道還不清楚？
今天的文壇還能找到海子和路遙那種對寫作對文化的態度嗎？他們的猝死連帶著把那種神聖、崇高的寫作態度都帶走了，從1989年3月26日再到1992年11月17日，這兩個日期似乎真成了神性寫作和崇高寫作的祭日。1992年後，文壇或多或少成了或高明或不怎麽高明的玩家們的天下，“躲避崇高”儼然成了當代文人們的座右銘。
人性的荒涼
第二大病症是當代文人在人性論上的淺見和短視。
文化關乎人，文化的內涵取決於文人們對人性透視的力度和深度。人性論上膚淺，不可能產生大作品。不幸，這正是中國當代文人的“死穴”，他們把複雜的人看簡單了，把深刻的人性看扁了。老巴爾紮克說：“你要想成為一個小說家，先得成為一個哲學家。”毫無疑問，我們的文壇上多的是寫家和玩家，少的是哲學家和思想家。
以電影為例，中國的當代電影似乎都中了病毒，一個勁兒玩弄技巧，一個勁兒揭露人性的黑暗，一個勁兒陷入“欲望敘事”的圈套，導演在比賽誰更會弄特技，誰更會砸錢，誰更“狠”，張藝謀就是一個典型。看他早期電影，還是有人性的，越到後來越隻剩下了獸性，一邊謳歌原欲，一邊讓你在欲望前嘔吐。盼望在哪裏？沒有。看完了這些電影總覺得內心一片悲涼，沒有出路，沒有亮光。看電影就是找難受去了。
中國當代文化不也如此？文人們爭先恐後地告訴我們人不過是一堆蠕動的肉，人和人之間一定就會像動物一樣相咬相吞。我帶著極大盼望，細讀劉震雲隆重推出的《一句頂一萬句》，也還是看中國電影的感覺。作家想告訴我們友情和愛情的可貴，但看來看去，你隻看到朋友意味著凶險，愛情意味著私奔、背叛，越看越荒涼，越看越黑暗。
文學當然應該揭露人性的猙獰和醜陋，但作家應帶著極大悲憫，帶著愛心和呼告來寫，不能一味恭維人性，但也不能一味貶斥人性。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被譽為詩人哲學家，他在《思想錄》中指出：“我要同等地既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讚美人類的人，也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譴責人類的人，還要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自尋其樂的人；我隻能讚許那些一麵哭泣一麵追求著的人。”
作家和文人們要一麵為人性的黑暗哭泣，一麵激勵我們一同不止息地追求光明和溫暖。這在中國當代文化中越來越難了。一個朋友說：“看中國當代文化那些個產品，看完了，你得不到一丁點兒提高。”這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大部分作品的頑疾。
語言陷阱
第三大病症是文化語言的狂歡化與俗化。
餘華的《兄弟》和莫言的《生死疲勞》、《檀香刑》就是代表。他倆初入文壇時，語言都很講究。莫言說，是福克納教給了他在語言中大膽虛構。不錯，文學是虛構，但不能任由語言變成“能指的滑翔”。結果，二人的近作都陷入語言狂歡化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一味狂歡下去，定是文學的自毀。
顧彬批評中國當代作家的語言功底不行，是有道理的。王彬彬發文說，中國當代作家的語言就像打開水龍頭就流出來的自來水，沒有任何特色和味道。生活中是啥，作品中就是啥，毫無美感可言。
關鍵是什麽？不是說當代文人不錘煉語言，而是沒達到海德格爾“語言是存在的家”之境。根本上說，日常俗語恰是藝術語言的大敵，這樣的俗語根本無法成為存在的家。這就需要藝術家建立語言和意義的內在關聯，在原初感動中重新使語言和精神合一，隻有這樣，創作才是從遮蔽走向澄明的旅程，語言才能成為精神的風景而不是一大堆滑翔的能指符號。
海明威一天隻寫500字，而且一定要站著寫，逼著自己寫得慢，寫得精煉。因此你看著那樣的文字就帶勁，覺得語言裏有骨頭，有嚼勁兒，但現在的作品，用一個評論家的話是：“瞧，又來了，看他怎麽亂扯瞎掰吧。”“寫”一變而為“扯”和“掰”，倒也形象。
來不及感動
第四大病症是當代文人們喪失了精神，不再有大感動。
畫家丁方一再強調，精神才是真正的藝術家，沒有精神就沒有藝術可言。他自己那些凝重的油畫作品倒是對這一席話的精彩注解。
文人和文人的區別不是技巧上的高低，而是精神境界上的差異。馬丁·布伯說，創作是為了與“我魂之魂”的“形象”相遇；海德格爾說，創作是真理的生發和保藏；詹斯卡爾說，詩人不是創作詩而是發現詩。
他們都在強調藝術的偉大不在藝術之內，而在藝術之外，在於創作者本人精神境界的高低。陸遊所謂“爾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是深知者言。正如東正教的精神資源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一樣，沒有了冰山在海麵下那7/8的托住，是不能造就海麵上1/8的壯麗景觀的。
一人拿著作品找托爾斯泰評論，托翁看完後不客氣地說：“你這篇小說除了想寫小說的欲望之外一無所有。”
這正是我對當代文學的基本感覺。早些年，文學還能感動我們，還能使人得到精神陶冶，現在很難了。是我們變了，還是文學變了？
寫作大概是不能完全職業化的，作家必須作為一個追求真理的人去感悟和發現，而不是作為一個寫家在碼字。中國作家們寫和發都太快了。旅美作家施瑋告訴我，她一到美國心就很沉靜，寫得會很慢，一回到國內就受刺激要快寫，擔心一不快寫就被讀者忘了。在中國，人整個兒就靜不下來，普希金所謂“急匆匆生活，來不及思想”，當今文壇是“急匆匆製造，來不及感動”，甚至來不及感受。
第五大病症是當代文人們沒了“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和“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能力。
文化當然不能跟在生活後麵亦步亦趨作小妾，但文化一定要有反映和展示真實生活的功用。現在的文人們有意無意地取消了這一功能，隻強調文化的審美功能，認為要的就是好看和熱鬧，這其實是別有用心。文化若隻顧關起門來自個兒娛樂自個兒，文化就沒意思了，因為不能讓人共鳴。今天很多作品展示的是一種很虛很假的生活狀態，裏邊沒有苦難，沒有真實，沒有掙紮，沒有靈魂的活動，沒有內心的生活，作品反映出來的不過是文人遊戲人生的態度。
當然，當代文人們有著太多苦衷，很難毫無顧忌地去書寫當代人的生存處境。似乎是“非不能也，乃不願也”，但我認為根本上還是“非不願也，乃不能也”。自己過上了好日子，就一好百好了。這不是說文人們不應該過上好日子，而是提醒他們不要忘了身邊那些還在受苦受難的人們，不要忘了王小波所說的“沉默的大多數”。
自宮
第六大病症是文人們在創作上自立禁區，在思想上自我閹割。
這和環境有關，也跟能力有關，但很多人早有同感，就是一些中國文人們確實太“聰明”了，他們有很多禁區和敏感題材是絕對不會去碰的，久而久之，也就真不敢碰了，圈子也就越圈越小。從精神的奴隸變成了奴才，不以為恥反以為聰明。
另一麵，他們又很會迎合讀者和市場，知道哪種東西可以流行，就不斷炮製。魯迅寫道：“用廢墟荒墳來襯托華屋，用時光來衝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為度，遞給人間，使飲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無知，也欲死，也欲生。”這正是今天很多文人的寫照。
創作不隻需要才華，更需要勇氣。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後半期的侏儒化已是公開的秘密。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引一位老幹部的話說：“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證明了：‘士可殺亦可辱’。”經過“文革”，知識分子元氣大傷，甚至斯文掃地。80年代剛恢複過一點精神氣，挫折後又碰上浩浩蕩蕩的經商下海潮，本來就先天不足，再加上後天失調，這勢必影響到文化。布封所提“風格即人”，其實也可以反過來說“人即風格”。連“人”的“格”都找不到，到哪能找“風格”？
之所以不能老是抱怨環境，就在於寫《日瓦戈醫生》的帕斯捷爾納克和寫《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仁尼琴，生存環境比今天險惡得多，為什麽他們有此大勇？《古拉格群島》中，索爾仁尼琴引集中營中獄友寫的小詩，正是他本人的寫作態度：“我自己知道：這不是遊戲，/這意味著死亡——槍斃。/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樣，/即使為了獲得生命，/我也絕不放下這支筆！/這張已經展開的紙，/我絕不把它揉棄！”這種寫作勇氣，當代文人有嗎？
“七宗罪”
第七大病症是當代文化呈現出一種矛盾：一方麵是因著模仿和追隨西方文化而特有的自卑神態，另一方麵則是偏狹民族主義的傲慢嘴臉。
正如“垃圾”事件中，為什麽很多文人那麽在乎東西之辨？為什麽人家一發言，先不管人家說的有沒有道理，而一上來就給人家扣上西方中心主義和話語霸權的大帽子？說白了正是出於這種自卑和傲慢混雜的心態。
這麽在乎中西之辨，而不管是不是真理，一定不能充分吸收人家的好東西，也不能繼承本民族的好東西(魯迅說，好胃啥都能吃)。還是哈耶克看得清楚，民族主義者們把民族當成了偶像，表麵上尊重本民族的傳統，但那尊重是一種盲信而非出於對真理的追求。
20世紀的極權主義和民族主義潮都極大地摧毀了人們對真理的敬畏，這種創傷才是致命的。毋庸諱言，中國的當代文化也帶著這樣的創傷。
這七病，是當代文化七傷，也是當代文人的“七宗罪”。此非聲討，算是禱願：願當代文化突破困境而發展，盼2010年成為給我們真“驚奇”的“文化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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