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才智、社會現實與精神家園
 
高才智（Gifted）人具有少有的Solid Integrity和高智商，其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比普通人群更關心Social Justice  - They are way more sensitive to Abstract Justice。正是由於Firmly Stick To Abstract Justice，他們不屑做低俗的事，也就有了很多完美主義者:Trivial flaws do bother them!

麵對社會現實，這個人群中，一類人選擇了堅持不妥協，一類人選擇了在現實條件下可折衷的範圍內尋求最優解（Street-smartness）。前者絕大多貌似丟失了很多一般定義下的成功和幸福，卻得到了精神上的完全自由和滿足；後者則可能以在一些現實條件下取得的成功得到部分慰藉，但卻獨自不為人知地受著心靈得不到滿足的煎熬。

對於第一類，由於與生俱來的公平感與眾不同，使得他們都是一般人眼中的一根筋。比如跟自己利益無關的事，如果不公平，第二類人大體上是無動於衷的，而第一類的高才智的“傻瓜”就會“為人類謀福利”而奮不顧身地打抱不平，使他們在現實社會中很難生存。

五星上將尼米茲算是第二類裏非常成功的典型，他的正義的理想恰在當時的條件下有現實的載體——打擊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尼米茲是德裔美國人，作為他兒時的精神導師，他爺爺更是從德國移民來美。德裔美國人帶兵對仗“原先的祖國”，這就有了很大的公平和正義成分（艾森豪威爾則作為德裔美國人直接打到德國本土）。讀完《尼米茲傳》令人感慨：善良而有能力，或善良而擁有某種位置，自然地使得人有求於你，而且這種所求是不間斷的，才能有所謂好名聲。善良而沒有利用價值，是不會有人在乎的；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是把利用價值擺在第一位，善良隻不過是附屬品；善良有但不能連續的利用價值，不會被人長久地在乎，因為，絕大多數人是為了眼前或潛在的利益，沒有感恩之心；絕大部分人臣服於權和錢，很少的人尊重愛心、品德和能力；在權和錢的支持下，愛心、品德和能力才會更令人易於接受和讚美。這很無奈。Oscar Wilde said: Nothing that is worth knowing can be taught.這不過是尋求最優解條件下的感悟。

現實社會裏，人們狂奔於躋身上層、功名利祿的路上，嚴重透支身體，恨不能7*24地工作；但不安全感、焦慮感遠超負荷，英年早逝以致20多歲、30多歲就過世，已經不鮮見。很多Professionalist在30多歲就早早體會到焦慮、無措和迷茫。一些Experts On Career Emotion和心理醫生對此都抑製不住心生強烈的幻滅感。金錢、地位、名利真的那麽重要麽？有些有悟性的人臨死才領悟到，比如32歲死於癌症的複旦女教師於娟就說到：
“
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你會發現，任何的加班，給自己太多的壓力，買房買車的需求，這些都是浮雲，如果有時間，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買車的錢給父母親買雙鞋子，不要拚命去換什麽大房子，和相愛的人在一起，蝸居也幸福。癌症是我人生的分水嶺。別人看來我人生盡毀。其實，我很奇怪為什麽反而癌症這半年，除卻病痛，自己居然如此容易快樂。我不是高僧，若不是這病患，自然放不下塵世。這場 癌症卻讓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來，索性簡單了，索性真的很容易快樂。我何苦像之前的三十年那樣辛勤地做蝂捊。名利權情，沒有一樣不辛苦，卻沒有一樣可以帶去。

生病才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性格不好：我太過喜歡爭強好勝，太過喜歡凡事做到最好，太過喜歡統領大局，太過喜歡操心，太過不甘心碌碌無為。簡而言之，是我之前看不穿。

我曾拚命拚得累死，到頭來趕來趕去也隻是早一年畢業。可是，地球上哪個人會在乎我早一年還是晚一年博士畢業呢？

得了病我才知道，人應該把快樂建立在可持續的長久人生目標上，而不應該隻是去看短暫的名利權情。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裏逃生死死生生之後，我突然覺得，一生輕鬆。不想去控製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閑事淡事，我不再有對手，不再有敵人，我也不再關心誰比誰強，課題也好、任務也罷暫且放著。世間的一切，隔岸看花、風淡雲清。

我願像一個乞丐——或者幹脆就是一個乞丐匍匐在國泰路邊，隻要能活著看我爸媽帶我的孩子經過。
”
生命、愛和健康，這些長久被忽視的東西，在人生中才更具本源意義！忽略健康和愛，不會從經濟成功中獲得多少幸福感，甚至於找不到自己的未來。人不可能變成純粹的經濟動物，物質並不能滿足更深層的快樂，因為，人有內在的自尊、自我，有對幸福感的追求。基本物質需求有保障的情況下，快樂更多的來自精神和情緒，稍微有點精神追求的人，在有了基本的物質保證之後，有尋找幸福的自然內在傾向，比如相互理解、相互欣賞和相互關愛，等等。

然而很無奈地，很多人是不需要精神生活的，甚至都意識不到這種需要。絕大多數的人勞碌奔波一生，實際上不過是為了一口飯，俗世之才徒爭名逐利耳！這些年帶著希望，Travel了很多地方，看慣了欺騙和利用。然而，事實證明，這對那些欺騙並利用他人的人也並沒有什麽好處，徒然說明了絕大多數人都愚蠢+自私+狡詐。Steve Jobs拒絕捐贈，因為他深知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人的貪婪。這些事實很無奈，到處的人都是一樣的，這樣的現實生活沒有什麽意義。

前些年，IT白領頻頻失業的時候，出現了好些起失業白領槍殺雇主、老婆孩子和自殺的事情（中國人、印度人和白人都有，比如，一個白人在浴缸裏淹死兩個不到十歲的兒子，槍殺老婆後自殺）。這些人其實對人生看的很透：有個工作還能使得象白開水一樣的生活Keep Going，沒有了經濟來源就隻是Suffering了，所能乞求的最好預期，竟然隻是回到白開水的狀態，還不如去了算了。不但在職場，在生活中的各個方麵和大多數家庭內部也都是這樣！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加繆曾說“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多，而是活得最好。”生活有兩種形式：活得最好，或者活得最多。哲學家毫無疑問都會選擇活得最好，因為活得最多不值得——不值得活下去。幾乎每個哲學家，都會在一定的年齡發現生活其實隻有“活得最多”這一種可能——而放棄了理想，這個世界就實在無趣得很！

高才智的人則表現得更為突出，比如，王慶根（化學奧賽金牌，斯坦福化學博士+計算機碩士，2012年4月6日自縊自殺，享年40歲）聰明、善良、誠實、樂於助人、能幹也肯幹，就是不願（不是不能）處理無聊的人際關係（而工作上的人際關係在美國已經極盡簡單了！），而這工作關係就能造成無解的精神折磨！為什麽文革時知識分子自殺的多？肉體折磨可能還可忍受，精神折磨就無法忍受了！

普通人對Justice，哲學、宇宙、人生意義不感興趣，對於愛好哲學、科學的高才智人來說，感到不被人理解，並不奇怪。黑格爾臨終前就抱怨道：“隻有一個人曾經理解我，不過嚴格說起來，他也並不理解我。”蔣國兵（1979年湖北理科高考狀元，美加雙料博士，2006年7月21日在多倫多跳橋自殺，享年44歲）性格開朗，有不少朋友，可他說都是些俗人，整日隻知為衣食忙碌。賺錢養家的體麵生活對蔣來說毫無意義，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所追求的是生命的意義，是心靈的滿足和自我價值的實現，而這個世界無法給他這些。他沒有可以理解他的人，或者長時間生活在精神的荒漠中。蔣樂觀、意誌堅定、非常理性，作為追求哲理，沉溺於心靈世界的知識精英，他對物質的要求並不會太高，生活的艱難並不會比死更可怕。因此，他的自殺，歸根結底，是尋找精神家園而不得，是精神危機的後果，是對人生徹底的絕望。他安靜地選擇了死亡，不是因為現階段的生活無法忍受，而是整個生活——未來的生活——也變得不可忍受、沒有了希望。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活得有意義、有價值，而對死亡則竭力回避。如果不是生的痛苦超過了對死亡的畏懼，蔣不會選擇自殺。英國著名時裝設計師Alexander McQueen也是由於生活沒有了希望於2010年2月11日自縊自殺（享年40歲）。

佩雷爾曼（1982 IMO滿分金牌，拒絕了菲爾茨獎和克雷研究所的特別獎等一係列數學頂級大獎和連續的百萬獎金，解決了數學七大難題之一的龐加萊猜想）對數學行業鬆懈的道德規範感到沮喪。“不是那些觸犯道德標準的人被視為異類，”他說：“而是我這樣的人被孤立。”“我不能說我被傷害了。有其他人做得更糟糕。當然，有很多或多或少還算誠實的數學家。但他們幾乎所有人都墨守陳規。他們差不多還算誠實，但他們容忍那些不誠實的人。” 被授予菲爾茲獎的前景迫使他與他的職業完全決裂。“隻要我沒有引人注意，我就有選擇，”佩雷爾曼解釋：“或者做出一些醜陋的東西”——對數學共同體缺乏正直的抗議——“或者，如果我不做這種東西，就會被當成寵物。現在，當我成為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人之時，我不能再當寵物什麽都不說了。這就是我不得不退出的原因。”Mikhail Gromov說他理解佩雷爾曼的邏輯：“要做偉大的工作，你得有純潔的心靈。你隻能考慮數學。其它一切都是人性的弱點。接受獎項就是在顯示弱點。” 現實中的佩雷爾曼與母親一起靠母親45美元的退休金生活，他的物質需要隻是水和麵包，房間裏除了一張床之外隻有一個空著的床頭櫃。沒有女朋友，因為他買不起電影票。

中國科大少年班的著名人物寧鉑最終出家了。但更有人慧根早生，早早就看出來了。

柳智宇（2006 IMO滿分金牌，放棄了2010 MIT的獎學金，保送的北大數學係畢業後出家）：“願冷漠、孤獨、傷害離我們遠去，願善良、仁慈、忠誠、智慧的光輝遍灑人間。”人生的意義隻不過就是做出幾道別人出的題？這是他在IMO滿分之前說的話。可以視他仍參加IMO是一種尋求最優解的行為，但他的思想狀態在那個小小年紀就已經到了抉擇的時刻！

自北大出家的明影法師對柳出家評論道：“為什麽很多人要在網上嘩然驚奇？一年幾千個北大畢業生，一兩個出家算什麽？一年有幾十個出家人才是正常。”“這恰恰是中國人注重物質，精神危機的一個信號。或者說很多人根本不關心精神，也無從談什麽危機。”

周國平則說：

“一個人自己的靈魂不曾有過深刻的經曆，則任何外部的經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來。”
　　
“當一個人的靈魂在茫茫宇宙中發現自己孤獨無助、沒有根據之時，便會在絕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喚，渴望世界有一種精神本質並且與之建立牢固的聯係。這就是本來意義的宗教感情，在聖奧古斯丁、帕斯卡爾爾、克爾凱郭爾、托爾斯泰身上可以看見其典型的表現。我們對這樣的感情是陌生的。我們也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靈魂生活，很少為純粹精神性的問題而不安和痛苦，很少執著於乃至獻身於某種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們中很難產生精神聖徒，我們的理想人格是能夠恰當處理人際關係的君子。也因此，我們缺少各種各樣的人生試驗者和精神探險家，我們在精神上容易安於現狀，我們的人生模式容易趨於雷同。 ”
　　
“總起來說，我們缺少頭腦的認真和靈魂的認真，或者說，缺少廣義的科學精神和廣義的宗教精神。”
　　
“我常常聽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是缺乏社會承擔和獨立品格。據我看，表麵上的社會承擔並不缺，真正缺的是獨立品格，而之所以沒有獨立品格，正是因為表麵上的社會承擔太多了，內在的精神關切太少了。我並不反對知識分子有社會責任心，但這種責任心若沒有精神關切為底蘊，就隻能是一種功利心。”
　　
“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了其實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後，這種文化便具有了一種淘汰機製，其發生作用的方式是：對實用性予以鼓勵，納入主流和傳統之中，對精神性則加以排斥，使之隻能成為主流和傳統之外的孤立現象。”
　　
“這裏有一個惡性循環：精神性越被淘汰，實用品格就越牢固；實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

1925年初秋，弘一法師（李叔同）因戰事而滯留寧波，在夏丐尊先生住所小住數日。其間，弘一法師用餐時，享用的僅是一碗米飯、一道素菜和一杯白開水而已。夏先生看在眼裏，實在於心不忍，便說："一碟醃蘿卜，你就不覺得太鹹嗎？"
"鹹有鹹的滋味。"
"不添茶葉，白開水就不嫌太淡嗎？"
"淡有淡的味道。"
夏先生這樣問，那是因為作為故交，他非常了解：昔日的李叔同是一個風流倜儻的才子，也曾過著安逸華貴、錦衣玉食的日子。後來，夏先生在《生活的藝術》一文中寫道：在弘一法師的世界裏，一切都好。百衲衣、破卷席和舊毛巾一樣好，青菜、蘿卜和白開水同樣好。鹹也好，淡也好，樣樣都好。能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中咀嚼出它的全部滋味，能以歡愉的心觀照出人生的本來麵目，這種自在的心性，宛如一輪皓月，是何等空靈的境界。

智慧最高的人都在精神和宗教領域，這可由西方文藝複興時期，大量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Break-through都是從修道院裏出來的，即可見一斑。

人活著到底為了什麽？人生有什麽意義？人的可悲之處在於一生苦苦追求，臨老仍不得要領，也就是心靈沒有歸宿。生存的痛苦和回歸的焦慮是人類共同的感覺。無論種族、文化、膚色、教育程度，皆如此。麵朝黃土背朝天的中國鄉下老農的悲哀和痛苦，和窮奢極欲的億萬富豪的悲哀和痛苦，在這個角度，並沒有本質的差別。托爾斯泰就常年“去種地、修爐灶、做皮靴”（《托爾斯泰的憂鬱》），他如此自述：“隨著歲月增長，我的生命越來越精神化了。”這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精神歸宿是什麽，二是如何走一條合適的路到達那裏。

中國人的哲理簡單地逃避第一個問題，比如孔子模棱兩可“未知生，焉知死？”“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和常言“好死不如賴活著。”孟子則稍微明白些“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蘇軾“試問嶺南應不好？此心安處是吾鄉”。白居易則“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心安已難得，但隨遇而安也不過是緩解人生痛苦的權宜之計。

哲學也無法解答精神家園。18世紀德國著名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說“哲學原就是懷著一種鄉愁的衝動到處去尋找家園。”尼采認為有兩條出路可以讓人擺脫人生的煩惱和痛苦：一條是逃往藝術之鄉，一條是逃往認識之鄉。普通人兩者皆不達，隻好生存、並痛苦著，或生存、並迷茫著。然而，這兩條路也行不通：藝術家和哲學家其實煩惱和痛苦比常人更多。加繆則更直截了當“哲學的根本問題是自殺問題，決定是否值得活著是首要問題。”（《科林斯王的神話》）逃往兩鄉的亞裏士多德、梵高、海明威、三毛、顧城、海子等等，都在絕望中自殺了，而尼采自己也從認識之鄉進了瘋人院（很快也死了）。

基督教給出的答案是愛、公平和正義。托爾斯泰說“有個時期我曾經以自己的才智、門第自傲，現在我知道了，如果說我身上有什麽好的東西，那就是一顆敏感而又能夠愛的善良的心。”他決定放棄自己的利益，放棄自己的家產和版稅，統統分給窮人，以求得良心上的安穩。高才智的人，比如托老，知道無償地貢獻才智造福全人類。人類應該互敬互愛，在公平和正義的基礎上團結合作，使得物質和精神需求都美滿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