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峰，河北海興人，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以64軍政委身份晉升少將。文革中，受到康生賞識被提拔為中央組織部負責人，上任時康生就曾當著中組部全體工作人員說：“我給你們調來一個全國最強的軍級幹部。”1975年正式擔任中組部部長，1977年因文革中所犯的錯誤而被撤職，後被審查並開除黨籍。在2010年由郭玉峰夫人閆晶明所著的《我的丈夫郭玉峰》一書中，專列一章記述了郭玉峰在中組部的十年，稱是被時任中組部部長宋任窮騙進了秦城監獄。在文章的末尾，郭玉峰以個人聲明的方式為自己的中組部長生涯辯護，“所謂永不翻案，事實證明是徹底的翻案。一旦掌了權也就不顧起碼的人格了，起碼的信譽了。所謂大人物也不過如此啊。”

　　1980年5月14日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個下午，也是我一生中最無法理解的一個下午。這天中午，中組部張誌傑電話通知我說：今天下午首長找你談話，你不要出去。並說他來接我。放下電話後，我即預感到這次談話凶多吉少，因為以前找我談話、批判過多次，從未說過他來接我。下午2點，張誌傑又來電話，說不接我了。下午3點，我剛到中組部門口，張誌傑就把我領到五間房西邊會議室。宋任窮部長、陳野蘋、曾誌副部長在會議室等著，我剛坐下，陳野蘋副部長便說：你免職幾年了，在家中也不檢舉、不揭發問題，讓你離開家，換個地方集中精力、集中時間好好揭發問題、交待問題……。宋任窮接著說：老郭，你要好好揭發、交待問題……。他講完後，我問他：“我寫了那麽多檢討材料，你都看了嗎？”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張誌傑站起來，以命令式的口氣對我說：走吧！把我推出五間房會議室，走著走著，我發現有兩個穿警服的人一前一後跟著我，接著就將我推上車。上車後我發現是警車，這不是“離開家，換個地方”進行隔離審查，而是送去公安局拘留，可上車時警察又沒出示逮捕證。沒有任何手續。車繼續往北開，出了德勝門，過了沙河，啊！明白了，宋任窮他們把我騙進秦城監獄來了。進了監獄，監獄長徐誌義同誌對我說：你與別人不一樣，牢房裏給一個小桌子寫東西，給你鋼筆，可以要紙寫東西；給你發《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每月吃飯30元，吸煙、吃水果找看管幫助買；你在這裏的花費自己出；另外，每天可以到房外散步（放風）一個小時。這天夜裏，我徹夜未眠，望著鐵窗、鐵門，百思不解，在共產黨領導的法治國家裏，不通過任何法律程序、不辦任何法律手續，即把一個有40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黨中央批準的國家省部級幹部送進了監獄。共產黨的監獄居然關起共產黨員來了，可笑、可悲！

　　5月17日下午，公安部部長劉複之、副部長淩雲、局長姚倫，浙江省委書記王芳來監獄找我談話。劉複之說：中央派我來給你談一談，對你是隔離，黨內隔離審查。（編者：既然是隔離審查，法律上尚未進入結案、起訴、宣判程序，怎能把人家送進監獄呢？）對你的問題按黨的問題處理，有的問題你可能記不得了，大問題不會忘，如“九大”問題。希望你不要把矛盾激化（編者：既然是黨內問題，而且尚未結案，即把人家送進了監獄，我黨處理黨內問題有這種政策嗎？）。我說：實事求是吧！淩雲說：對啊！不能把十個說成九個，也不能把九個說成十個。我說：叫我胡說八道我不幹。劉複之又說：你在這裏由王芳同誌負責，你有什麽問題可以找他，他有什麽要問的可來找你。

　　兩天後，王芳同誌和他的秘書來監獄找我，他說：你談談“九大”問題，還有組閣問題。我說：“九大”談什麽問題，組閣我不清楚。王說：省的班子配備也是組閣嘛。上述兩個問題你可以寫一寫。王芳走後，我在牢房裏整天想著寫材料，把在中組部工作時辦的事，一五一十、實事求是地寫得清清楚楚。交上去後，9月20日，王芳派他的秘書來監獄對我說：王芳同誌和中組部領導同誌叫我來給你說清楚，對你寫的材料是肯定的，肯定你的問題是黨內問題，不過對有的問題認為在認識上還不夠深刻，你要相信黨的政策。你這樣老的同誌，黨中央對你是會實事求是處理的，你不要著急。

　　在我坐牢期間，他們讓家屬來看過我兩次。第一次是七月初，我愛人（閆晶明）帶孫女小貝貝來看我。晶明說：“你那天走後，張誌傑和一個女的來家告訴我說，老郭免職三年了，沒有交待、揭發問題，離開家換個地方集中精力和時間交待、揭發問題。這是宋任窮部長、陳野蘋、曾誌副部長三個人當麵給老郭談的。我們也給你這麽說。”第二次是七月下旬，愛人閆晶明、大女兒渭嶺、小兒子冀江三個人一塊來的。來前，張誌傑找她（他）們談話，讓她們給我作工作，不然就不讓來。以後就再也沒來過了。我很著急，問看守，我家屬為什麽不來看我了？看守回答說：九月初一定會來看你。到九月份仍然未來。我再次問看守。看守說：現在部裏很忙，正在開人大、政協兩個大會，負責安全保障。我說：這不是理由，家屬探監根本用不著部長、副部長勞神。看守說：家屬不來是有其它原因，這一段時間我們工作人員、警衛人員家屬都不叫來。看守還說：你的材料我看了，與林彪，四人幫無關係，與康生的關係也是個執行問題，那時他是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你不執行，行嗎？

　　1980年過去了，看守對我說：我原本認為陽曆年該讓你回去了，可是沒讓回去，春節可能讓回去吧！我說：中央是實事求是的。看守說：實事求是是個橡皮。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絕論，也算上了一課，我一貫聽黨的話，還不及一個年青人看問題尖銳。不過我還是堅信黨及中央領導和中央派的代表（劉複之、淩雲、姚倫、王芳）講的話。“郭玉峰的問題，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你的問題是黨內問題，黨內問題按黨內問題處理。”“現在看來隻不過是個執行問題。”“你作個檢討，還要工作嗎！中央還要安排你工作。”等等。總之，我相信中央說話是算數的。

　　1981年2月25日，中組部張誌傑和公安部姚倫同誌在監獄辦公樓三樓會議室。與我一見麵，姚倫同誌便說：老郭，我給你賀喜，今天我們來接你回去。從1980年5月14日被騙進監獄至1981年2月25日出獄，曆時九個月，280多個日日夜夜。這是我參加革命40多年來最委屈、最難忘、最不能容忍的一段人生。

　　回到家裏以後方知，他們所以接我出獄，是我愛人給胡耀邦同誌寫了信，胡指示中組部宋任窮要把我送回家來。宋才無奈地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把我放出來的問題，說如果不放就更被動了。

　　我在西單的住房，在我隔離審查後被收走。中組部在勁鬆小區給我愛人兩小套共50（左右）平米的房子。為此，閆晶明去找過陳野蘋。陳野蘋說，閆晶明，這房子是給你的，郭玉峰回來該住什麽房再說。就這樣我就成了無房戶，隻能住在我愛人家中。

　　1982年12月6日張誌傑拿著中組部《關於郭玉峰問題的審查報告》和處理意見給我看。處理意見是“開除黨籍，發生活費150元，免於起訴”等。鑒於《審查報告》中列舉的一係列問題大多不符合實際情況，有不少斷章取義，顛倒是非，歪曲事實真相的事，我當時有病未做答複。直到年底我給宋任窮、陳野蘋寫了我對審查結論及處理意見的意見。他們看了我的意見後又找我談，說內容做了些修改，但處理意見不變。張誌傑一再說，中央領導講了兩條路你選擇，一是起訴，一是就按現在稿子。你自己考慮。我反複想中央領導叫我在這兩條路中選擇而不給申訴的餘地。所謂起訴就是抓人。如硬不簽字，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的結果必然就是被抓起來。那時就更無申訴的餘地。苗風林同誌在中組部休息室也給閆晶明同誌講不要再堅持提意見了，事情總會搞清楚的。我想再堅持也不會有好結果。於是我在審查報告上寫了個模棱兩可的意見——不再提意見了。就是說，不是沒有意見，而是有意見不提了。1983年7月我給鄧小平、胡耀邦又寫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見。8月初中組部秘書劉某和張誌傑、閆文忠又傳達胡耀邦在我給他的信上的批語，說什麽“此人態度不好，再教育一次，幫助一次，下放河北省的一個中小城市”。

　　在下放到何地的問題上，張誌傑與閆晶明有一次談話。張誌傑說：“在選擇他去的地方，選了好多地方，他都不能去。首先東北不能去，他是那個部隊的不能去；石家莊大城市也不能去；保定離北京太近有幹休所也不能去。邢台，他去最合適！邢台就是前幾年大地震的邢台，郭玉峰去最合適。”9月23日我離開北京到了邢台。第二天中組部送我的幹部與邢台市委老幹部局交接後返回。我就在邢台安頓下來。雖然管理不是很嚴。但也不準我回北京。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我的戶口沒有轉過去。當我把戶口落到邢台後，才同意我回北京看看，並一再催我快回邢台。84年閆晶明做手術，我回京看望。邢台的人怕我住的時間太長，中組部知道後受批評，不斷催我回去。此後我身體一直不好生活不能自理，就再沒有回邢台。這期間我一直不斷給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寫信進行申訴，都石沉大海，毫無音信。

　　我的聲明

　　一、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就是右派掌權者把我開除了黨籍，我仍是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在任何情況下我忠於黨，忠於人民，終身為共產主義而奮鬥不息，決不動搖。

　　我不同意中組部對我的審查結論和組織上對我的處理決定。我在1983年給鄧小平主任、胡耀邦總書記寫了信，說明了我的意見。但胡批了回來，說我認罪態度不好。我認為他這個批件也很不實事求是，也不講組織原則，更談不上黨內民主。因為中組部審查報告是我在威脅下被迫簽字的。在叫我看審查報告時張誌傑講：中央領導同誌講了，對你有兩條路，一是免於起訴，一是起訴。兩條路你自己選。所謂起訴就是抓起來。在這樣逼迫下隻好簽字。我給鄧、胡寫了信申訴，他們不但不聽取我的意見，胡批給中組部批我，並批下放我到河北中小城市。對此我也不同意，隻有組織服從。

　　我認為審查結論是不實際的，不實事求是的。是把中央交辦的事，中央部署，號召指示的責任強加在個人身上。是把一個材料去頭去尾，無限上綱。把事情的本身歪曲或斷章取義，似是而非。我認為處理決定是錯誤的。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打擊報複。是不符合中央一再講的發揚延安精神，光榮傳統。不符合中央講的“我的問題是黨內問題”的精神。是不實事求是的。

　　給我的罪名是“參與篡黨奪權”。我認為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首先是篡誰的黨，奪什麽人的權。從遵義會議以來，中國共產黨就確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以後七大、八大、九大、十大都是毛澤東同誌為黨的主席，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直到他去世。公認他是黨的領袖，導師。我是黨中央正式調來中央組織部工作的。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是鄧小平同誌主持工作時經他申報毛主席、周恩來同誌及政治局在京委員審批的。我按著中央的指示，部署，號召，決定，路線方針政策辦事，按毛主席指示辦事，中組部是黨中央的辦事部門，個人無權決定任何事情。從組織原則，黨的紀律來講，都是正確的，是無可非議的。黨的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每個黨員都應照辦。我也不能例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條是一切行動聽指揮，這是每個解放軍戰士必須遵守的。我是一名老戰士，當然更不能例外。怎麽能把執行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給定成“參與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呢？難道我按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辦事，去篡奪他自己的權嗎？隻是說當時中央領導是否正確，可以實事求是的評論。當然在被告缺席或掌權者不民主，不虛心，有偏見，有私心的情況下，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也是很難的。不過，隻要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總會作出客觀的評價。正確就堅持，錯誤就改。但不應隨意加上罪名戴上帽子。難道按著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去篡奪他自己領導的黨嗎？再說一遍，我辦的事都給毛主席，黨中央，周恩來等政治局委員有報告有批件。至於林彪四人幫，康生等人，我調中央之前不認識他們，也無曆史淵源。康當時是中央常委，副主席，中央分工他管中組部。紀登奎，汪東興都是政治局委員，在康生病後分管中組部。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分管中央辦的讀書班。我是中央調來的，是執行中央指示。他們有什麽指示、要求都是給我講：中央指示如何如何。凡正式確定的都經中央批辦。都不是他們個人定的。至於他們背後搞什麽陰謀我不知道。凡是我辦的都是講中央毛主席叫辦，是中央政治局傳閱圈批或政治局集體定。把我執行中央指示硬說成是參與林彪四人幫康生等篡黨奪權陰謀活動，在審查報告中對中央指示，號召等隻字不提，中央批的隻字不提，把其他政治局同誌辦的事一字不提，無論如何是不正確的。不實事求是的。是錯誤的。

　　就是說當時黨中央錯誤叫我們辦的也隨著錯了，也不能說是參與篡黨奪權嘛！而且錯誤的責任主要應由中央負嘛！不應過分的追究下邊個人責任。

　　二、黨的十二大決定，中央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是一場內亂，是十年浩劫。這個結論是在毛主席去世後做出的。也可以說是缺席審判，也可以說是黨內對受審者缺席的情況下的結論。因為說領導者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並未聽取當時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同誌的意見。在他活著的時候也未聽到黨中央的領導對此提出過異議。發動和領導這場運動是在1966年2月。後在5月中央正式發出五一六通知。這個文件是中央發的，你們都同意的。並未聽說你們有什麽不同意見。你們現在的某些領導人，當時也是中央領導人，提出什麽反對意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毛主席六六年多次接見紅衛兵，你們現在的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參加了。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給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標。如果說是發動這場運動是錯誤，現在的主要領導人是否也有一份呢？至於說運動是如何評價和毛澤東同誌的看法並不一致。毛說發動這場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是適時的。開始你們勁頭很大，可後來整到你們頭上了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檢討。鄧檢討說我永不翻案。宋任窮給毛主席寫了八次檢討信，給華國鋒寫了兩封檢討信，一再說自己受林彪“紅旗到底打多久”影響而產生動搖。胡耀邦在九大會上，小組會上寫檢查，以後大會小會做檢查。可到你們奪取黨權，政權之後就全盤否定了。對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對自己的檢查也不認帳了，這是否也否定了自己呢？這不是對黨最不忠誠的表現嗎。這不就是兩麵派嗎，這不就是言而無信嗎。一個人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人物當騙子就可鄙可悲了。毛澤東同誌對文化大革命雖然肯定是必要和適時，但他並不回避在運動中的錯誤。他說錯誤有二。一是全麵內戰，二是打倒一切。他對一些受過審查而無實據的幹部是講“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應追究審查人員。你們現在對運動的結論和對運動中一些對黨忠誠的幹部又怎樣呢？完全同毛澤東是對立的，背道而馳的。

　　我們是共產黨。你們都是黨的高級幹部和黨中央的領導人，既然知道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為什麽不提反對意見呢？為什麽不直言進諫呢？為什麽連魏征那種精神都沒有呢？堅持真理，五不怕精神哪裏去了呢？無非是怕坐牢，殺頭嘛！

　　三、黨的十二大宣布黨在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黨的主要領導人犯了錯誤。既然黨和黨的領導人犯了錯誤，責任當然也應由黨中央和黨中央領導人負責，而不應過多的追究下邊執行中央指示而被認為犯錯誤的人的責任。我可以肯定的說，如果毛澤東、周恩來活著，決不會追究我個人的責任，也不會把我和林彪、四人幫拉在一起。因為我辦的都是按中央、毛主席指示、號召、布置辦的。更不會給我處分。

　　四、黨的十二大宣布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他講的是犯了錯誤，而給我則說是罪行。按著中央指示辦，中央是犯了錯誤，下邊就是犯罪，這是什麽邏輯？按我個人的問題來說，無論如何也列不上罪名。不是參與搞什麽篡黨奪權陰謀活動，而是執行中央的指示，是執行問題而不是參與。是執行中央的指示，而不是林彪四人幫的指示。就是胡耀邦也講過嘛。他對中組部某些領導人講：我對郭玉峰批過“幫凶”“幹將”的話，是在一氣之下批的。看來還是個執行問題。他講是執行的問題，不是參與嘛。他講是郭玉峰同誌如何如何了嗎？我可以這樣說，凡是有理智的人，無私心的人，看看材料沒有不說是個執行的問題。誰都說中組部是中央的辦事機關。中央指示，中央分管中組部的領導人代表中央的指示，不執行行嗎。按黨的紀律原則不執行行嗎？胡耀邦在1979年10月中央召開的組織工作座談會上，代表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講話時，說郭玉峰同誌在中組部工作期間雖然犯了嚴重錯誤，但他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宋任窮馬上插話：群眾作了大量工作。胡講上述的話是有根據的。因為他接替我任中組部部長。他發動群眾揭發我。他了解對我的全部所謂揭發材料。他講的話應該是負責任的。因為這時他已當了總書記。陳野蘋、李步新在1979年2月傳達胡耀邦的指示說，作個檢討，還要分配工作。1979年7月中組部起草的為中組部平反的報告也是說犯了嚴重錯誤。1980年5月在秦城監獄對我實行隔離審查。本來宋任窮、陳野蘋給我講離開家換個地方集中精力集中時間交待揭發問題，可實際上把我關在秦城監獄隔離審查。雖然生活待遇同犯人不一樣，但也不是宋、陳講的那樣。這些人說話不算數，不守信用可恥可鄙。到秦城監獄後，黨中央派劉複之，淩雲，王芳，姚倫給我說：我們是中央派來的，代表中央給你談話。本來可以不采取這個辦法，因為你錯過了機會（我不知什麽叫機會，我隻懂實事求是），所以采取這個辦法。中央希望你不要對立，對你還是采取黨內問題處理。他一再講按黨內問題處理。1980年9月王芳派他的秘書給我講了四點。1，對我寫的材料是肯定的；2，你是黨內問題，按黨內問題處理；3，你這樣老的同誌嘛你會懂得黨的政策，中央對你還是按黨內處理的。4，家屬不讓探望是有別的原因。可是到了1983年9月的處理一反常態，對我開除黨籍，發生活費。對此我給胡耀邦寫信提出不同意處理的意見和審查結論。胡卻批我認罪態度不好。你們是中央負責人，是部長，書記，代表中央講話都不算數，出爾反爾，前後不一，言行不一，隨心所欲，有權就是一切，有權批了就算。論事實，論責任都不過是執行中央的。主要責任也由中央負責。問題性質也可以說是錯誤或嚴重錯誤。一個人要言而有信。如果言而無信真不知其可也。難道當總書記可以言而無信，朝三暮四嗎？1978年我去中央黨校學習。華國鋒同誌告訴副校長馬文瑞同誌，叫他給我傳達。馬文瑞叫班主任楊長春負責給我傳達說：華國鋒同誌說你要安心學習。你在中組部辦的事，都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在黨校學習期間，黨校學員中某些人和中組部對我提出一些問題，華又針對提出的問題批了，郭玉峰同誌的問題主要是中央交辦的，由中央負責。在1979年初，我給華國鋒，黨中央寫了檢討，他又批了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我認為華國鋒同誌這些批示都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是負責任的，是實事求是的。我與華國鋒並無私交，也無任何曆史淵源，他在地方工作，我在軍隊工作，互不相識。到中央後隻是工作關係。他不會隨意承擔我的責任。我認為他隻不過是講真理罷了！但他說了姓胡的不聽，因為實權已被姓胡的奪走了。當胡奪了全權之後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對我的問題連他自己說過的話都不算了，他代表中央派人給我說過的話也不算了。對華的批示就更是不顧一置了。權力是可以把一個人字寫正也可以寫歪的呀！他就按照個人的意願把我這個人字寫歪了。還有一個原因使他寫歪，就是安子文是他的兒女親家。毛主席黨中央撤了安子文的部長職務，開除了他的黨籍。中央專案組一辦定安子文為叛徒，所以開除黨籍。胡出於報複也開除我。但這是不正確的。如果一個人出於私心無論如何他處理問題也不可能正確的。

　　我在秦城隔離時，獄中負責我的生活的徐同誌給我講，你的材料我看過了，與林彪“四人幫”無關。就是康生叫辦的一些事，也隻是執行問題。這個普通工作人員也看出是個執行問題。康生是中央常委，副主席，又分工管中央組織部，不執行能行嗎？

　　五、現在的中央說，要發揚延安光榮傳統。決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對幹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可是事實怎樣呢？恰恰相反，處理人比文化大革命有過之而無不及。按延安的光榮傳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而現在的處理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按李維漢的回憶，王明是篡黨奪權，在他的領導下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丟了百分之九十。說王明是犯罪總不算過分吧！可七大還是選他做中委。進京後還叫他做政治法律工作。還允許他去蘇聯療養。直到他發表反中共文章才開除他的黨籍。至於王明的追隨者，沒有一個被開除黨籍，而且不少人擔負了黨的重要工作。張國燾分裂黨，另立中央，使紅四方麵軍受到很大損失，對他也未開除黨籍。追隨他的人也未給處理，經教育後重用。有的當了元帥，大將，上將，或地方的重要職務。陳昌浩同誌可以說是張國燾的幹將吧。也未開除他的黨籍。按陳雲同誌的說法，文革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政治鬥爭。毛主席黨中央的威信那樣高，黨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是至高無上的，說一不二的。他的正確性是無可懷疑的。在這種情況下遵循黨的紀律、原則，堅決執行指示是可以理解的。按現在的說法是，黨的領導，黨中央犯了錯誤。錯也罷罪也罷都是路線鬥爭造成的。是黨內鬥爭。黨內問題。對我這個執行者更是黨內問題。應按路線問題執行了錯誤路線處理。而不應什麽犯罪呀，黨內追究刑事責任啊。根本就不應給開除黨籍的處分，更不該采取發生活費辦法。對我的處理既不符合黨的延安作風，也不實事求是。至於對於打砸搶的處理當然不能屬於路線鬥爭之列。

　　六、我是毛主席黨中央調來的。任中組部業務組組長是周恩來同誌簽署報中央批的。1975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是鄧小平同誌主持工作，由他簽署報毛主席，周恩來，黨中央批準的（四人幫隻有四人，其他政治局委員都是同意的）。難道他們調我來中央按他們的指示辦事是篡他們的權嗎？他們不是中央嗎，他們不代表中央嗎？在我工作期間，對你們這些人，大部分也是解放使用的。調中央之前，我不認識康生、“四人幫”，我隻知道黨中央。我服從黨中央，按中央指示辦，中央交辦的去辦。有請示，有報告，有批件可查。我不搞陰謀，不搞小動作，不搞見不得人的事。中央交辦的事我辦了。如果說有錯誤，甚至有罪，也隻能由中央負責，或主要的首先應由中央負責。把上邊交辦的事來追究下邊的工作人員的責任是不正確的。強加罪名搞莫須有，歪曲事實，掐頭去尾，看現象不分析實質，斷章取義更是錯誤的。

　　七、一語為重千斤輕。說話要算數，言必信，行必果。不能做政治騙子。胡對我的問題的講話，派部長，書記之類代表中央給我的談話都不算數。作為一個中央領導人的大人物，有權有勢，但應更可貴的是言而有信，而不是做卑賤的小人。言過其實，言而無信，說了不算。據說胡有很多講話指示是說了不算的。這是實用主義的，是投機分子的做法。就拿大字報的問題，幾天就講了四樣。至於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反毛澤東，以及他們做假檢查，所謂永不翻案，事實證明是徹底的翻案。一旦掌了權也就不顧起碼的人格了，起碼的信譽了。所謂大人物也不過如此啊。

　　郭玉峰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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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批郭玉峰為：“四人幫的幫凶、幹將”冤情的真相！

　　編撰：劉軍(依據老人口述和遺稿資料)

　　郭玉峰同誌長期在野戰軍摸、爬、滾打、深入連隊，是個山溝裏的老兵，他忠實於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牢記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革命戰爭考驗我，立場更堅定。就是這麽一個人民的子弟兵，

　　1967年8月13日，任中國人民解放軍64軍政委的郭玉峰正和劉德才軍長帶領部隊在太子河搞夏訓(遊泳訓練)，突然接到作戰值班室報告，讓郭玉峰到保密機接軍區電話。郭玉峰接到沈陽軍區幹部部電話通知：“中央調你去中央工作，限14日報到。”

　　毫無思想準備的郭玉峰大吃一驚，深知自己的水平低，資曆淺，很難勝任中央工作，於是，便去找正在軍部休養的軍區政委曾紹山同誌。郭玉峰對曾政委說：從入伍、入黨以來，從未因工作講過價錢，這次去中央工作實在無法勝任，請政委給總政、中央說說，另換別人。曾政委說：我原想調你到軍區工作，現在中央定了，我也不好講了。你可給在北京的陳錫聯司令掛個電話，請他給總政、中央說說能否換人。

　　當天下午，郭玉峰用保密電話給陳司令打了電話。陳司令說：不能變。中央定了的不能再講。陳司令還說：“周總理叫你限明天到北京，住京西賓館，先到總政報到。”

　　當時正處“文革”初期，沈陽打、砸、搶嚴重，14日無法去沈陽坐飛機，郭玉峰隻好請示軍區改坐14日丹東到北京的火車。14日郭玉峰和共同工作多年的64軍戰友們告別，吃了一頓飯，接了四次催促報到的電話;晚上郭玉峰和官兵們在禮堂告別，又接了四次催促報到的電話。郭玉峰15日到北京。

　　1967年8月15日郭玉峰從山溝軍政委崗位上奉命到北京總政報到後，即在京西賓館等著，一直等到10月25日。這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召集中組部、中監委全體工作人員在京西賓館禮堂開大會。會上，他首先宣布中央、毛主席、周總理調郭玉峰來中組部工作的決定;然後說：“郭玉峰同誌是64軍政委，是個好政委，在戰爭年代能打仗，勇敢、不怕犧牲，組織能力強，學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也很好。我想他來中組部支左，一定會把工作搞好，一定會把運動搞好。

　　這就是如今戴煌在《南方周末》報的聲張： “郭玉峰，原為部隊的一名軍政委，曾被康生讚為解放軍幾十名軍政委中‘最優秀的’”，的真實情景。原本是個好政委，戴煌為了打擊毛主席的好戰士加了引號水分：“‘最優秀的’”為胡耀邦去除的所謂毛澤東時代空想社會主義的糟粕，補走資本主義，做組織準備。

　　郭玉峰無辜被開除出黨籍，為此堅持向十七大以前的曆屆黨中央提出：我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做了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工作。服從組織決定，安心在分配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嚴格履行組織指示，個人從來沒有幹過獨出心裁的事。所以開除我的黨籍是文革後的大冤案。從信發出，至郭玉峰去世和如今也不見回音。

　　看來，平反冤假錯案，是有階級性的。想讓胡耀邦這些摸索西方模式走私有化道路的人，為堅持毛澤東人民萬歲路線，共同富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郭玉峰平反冤案，因路線不同平反是很難的。

　　但是郭玉峰直至去世前始終認為，自己是毛主席領導下堅持共產主義信仰的優秀共產黨員。因為自己就是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病危之中，兩位偉人去世前一年，被黨中央政治局多年考察後，執意任命的中組部長。盡管任命前自知之明的郭玉峰，曾因他文化與經曆難以勝任中央委任的工作,而多次要求回部隊。他極其不願意離開他那些山溝裏的戰友們和那些多年視人民利益至高的,同生死的同誌們，他認為自己隻是一個普通的人民解放老戰士。

　　中央通過多次挽留，堅持讓郭玉峰留在中央。遺憾的是一年以後毛主席、周總理相距去世，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同誌也大權旁落，胡耀邦說過：“我讚成這麽一個說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內，或者至少一年，國鋒同誌主要是靠汪東興同誌、紀登奎同誌、吳德同誌、蘇振華同誌，再加兩個人，一個李鑫同誌，一個郭玉峰。掌握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誌和李鑫同誌，可能開始還有吳德同誌;另一個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誌，紀登奎同誌和郭玉峰。”，胡耀邦一手遮天，企圖默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情勢下，當時郭玉峰被誣陷是必然的。於是硬栽贓是執行了“四人幫”的幹部路線，因此於1983年7月被開除黨籍。

　　當郭玉峰離開人世間，騎鶴去見馬克思的時候，他可以自豪地說：我是一個無產者，一沒有片瓦住房，也沒有金銀財寶，自己的兒女下崗自謀出路，我無愧於人民。

　　郭玉峰做到了忠實於中國共產黨，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沒有任何遺產留在人間

　　郭玉峰走了，那些起勁地誣陷和開出他黨籍的人們，借改革開放產權明晰之道，不少走了官僚權貴發財致富道路。這些腐敗分子有了高級私有住房、汽車、腰纏萬貫，其兒女們不少投入資本主義西方世界。品味一下這些所謂的共產黨員，究竟還有多少共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一方麵栽贓陷害妖魔化郭玉峰等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抹黑社會主義。另一方麵把私有化看做是靈丹妙藥，打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旗號，借機兜售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就是胡耀邦、趙紫陽露骨的退回資本主義思想，趙紫陽曾經毫無掩飾地喧嚷著：“剝削就是剝削，有消極作用，幹脆承認了好。”

　　改革開放以來，一段時間幹部貪汙腐化、吃喝送禮、買官賣情的資產階級做官路線卷土重來!共產黨被逼到極其危險的境地。現在，我們寄希望在習主席的領導下，認真反思改革開放的幹部路線，能夠真正回歸毛澤東思想的幹部路線，還郭玉峰同誌於清白。

　　讓我們看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他們反對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實現資產階級私有化，是怎樣把真正共產黨人郭玉峰和所謂“四人幫”捆在一起，打成“四人幫的幫凶、幹將”的真相吧?

　　一、郭玉峰從山溝來北京，是組織決定，還是個人調遣。

　　一九六七年郭玉峰是奉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由周總理三令五申下，身不由己調入中組部業務組任組長。有人說是：他是被康生選中，讚揚為最好的軍政委。從軍政委一步越到中組部部長。康生為人陰險毒辣，思想一向在黨內是極左。所以，郭玉峰的思想估計和康生是相近的--所以才會被康老選中。

　　事實是：郭玉峰被康生選中之說，完全是陷害和胡說!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捏造!

　　1、不是康生選中的。

　　因為郭玉峰一直在64軍，幾十年一直工作和駐紮在山溝裏的野戰軍裏，從來沒有離開過64軍。郭玉峰與康生既無隸屬關係，互相之間根本不認識，何來思想相近之說!康生從來不也無權過問軍隊幹部的任免，被康生選中說得太荒唐了，有這樣評價黨中央選調幹部的嗎?這種說法是對中國共產黨幹部政策的誣陷!

　　2、郭玉峰在部隊幾十年，參加了三個戰爭時期，立下了不可磨滅功勞，為軍隊建設做了很大貢獻。經過艱苦奮鬥、出生入死的鍛煉和考驗，成為工作能力強的軍級幹部，好的軍政委，千真萬確無可非議。就是這樣好幹部，好政委才被選中到中央工作。

　　在沈陽軍區政治部幹部部、軍區首長的眼裏，郭玉峰是公認的好幹部，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幹部部機關裏，總政主任肖華親自對郭玉峰說：“我親自讓全軍選的最優秀軍政委推薦到中央工作，最後黨中央決定調你來毛主席、周總理身邊，在組織部業務組工作。” 按照組織原則，總政肖華主任的選幹部，也是根據沈陽軍區向中央的反映和評介而定的。

　　當時中央讓分管中共中央組宣組的康生依據總政治部的介紹，在郭奉命到職時，說過郭玉峰的好話，那也不能就此說明郭玉峰就是康生線上的人吧?總不能憑康生說過這麽一句話就宣判了郭玉峰下半生的命運吧?

　　而根據宋任窮和戴煌一些人的邏輯：康生代表黨中央介紹新到職的同誌，說郭是全軍最優秀的軍政委，那就是和他思想相近，一向心狠毒辣，這樣的推斷太離奇了!

　　3、郭玉峰是解放軍中曆經戰爭，考驗培養出來的政治幹部。

　　有人說郭玉峰是軍人，不懂政治。他擔任軍政委是從連隊指導員開始做政治工作，逐步鍛煉成長為高級政工人員的，怎麽到了中組部就不懂政治了?

　　什麽是政治?郭玉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決執行黨中央的一貫指示、方針、政策。一切按照黨的指示行事就是政治。

　　中國共產黨黨員為實現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作為軍人一切行動服從黨中央，個人必須服從組織，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全黨必須服從中央，這就是政治!共產主義戰士的這個宗旨到哪裏也不能變。難道違反黨紀國法，隨便抓人定罪就是懂政治嗎?

　　4、郭玉峰一生為了黨的事業，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了人民的幸福，對敵鬥爭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辭。這就是政治。

　　做人要誠實，不能當人一套，背人一套。當麵是人，背人是鬼，對黨、對國家、民族、對人民不誠實。那叫什麽政治，那還是共產黨員嗎?

　　郭玉峰不會阿諛奉承，不會拍馬屁。他尊敬領導，愛護下級，團結同誌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為人正派，穩重誠實。這就是郭玉峰的為人和作風，就是他的政治。

　　郭玉峰從山溝來北京，是組織決。他奉命來到中組部工作了十個年頭，絕不是因為與康生思想相近，由康生個人的喜好而來。他明明知道文革政治風浪翻浪起伏，變化萬千，自己文化低，他多次向毛主席、周總理要求回山溝部隊工作。由於黨中央的決定，個人服從了組織。

　　郭玉峰在中央機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做好分配的軍代表工作。直至毛主席、周總理去世前一年，黨中央慎重決定郭玉峰留下來，擔任中組部長工作。這十年郭玉峰吃盡苦頭，為了中央檔案安全站了三年崗，郭玉峰的夫人閆晶明說：郭玉峰站崗時，在寒冬凍了腳，為此特意打電話讓夫人從沈陽捎來棉襪子穿。為的就是完成毛主席交辦的任務。郭玉峰在北京中組部十年，從來也沒有因此享受任何高級幹部特供待遇，因為共產主義戰士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不搞特殊化!

　　二、文革結束後郭玉峰拒絕平反冤假錯案之說，不過是胡耀邦為了推行社會主義搞早了的歪論，達到嫁禍毛主席晚年錯誤，為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掃清障礙。

　　1、一九七一年粉碎林彪叛黨集團前後，經過文革對老幹部靈魂深處的鬥爭，毛主席、周總理、黨中央就著手梳理文革鬥爭擴大化、平反冤假錯案。安排趙紫陽、鄧小平、胡耀邦等一大批幹部陸續回到北京、內蒙等地主持國家或當地的領導工作，完成文革結束後的幹部任用的改革工作和當地工作。

　　郭玉峰遵照黨中央指示，為老幹部解放做了大量具體工作。新浪舒雲探訪九一三事件博客說：郭玉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郭玉峰堅持不平反冤假錯案。請問哪一件，誰的冤假錯案是郭玉峰拒絕的?不具體用證據說話，胡子眉毛一把抓，抹黑毛澤東，是文革後一些人重新拾起官僚權貴捷徑的做法，社會官僚腐敗就是這樣發起來的。

　　2、宋任窮說：粉碎“四人幫”之後，郭玉峰繼續堅持錯誤路線，這是指桑罵槐，影射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種卸磨殺驢的做法，虛無黨的曆史，真是愧對黨的組織原則。

　　郭玉峰同誌在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後，文革後期 為解放老幹部做了許多具體工作，評價曆史應該符合當時的曆史環境。

　　他執行周總理盡自己能力體會並貫徹毛主席逐步解放廣大幹部的指示，是十分的使勁!隻要有解放幹部的批件，郭玉峰立即去想辦法執行，而不是消極的等待，是郭玉峰管轄的幹部都解放了。

　　當時的情況，用十分的使勁這樣的詞語，隻有郭玉峰自己知道。譬如，一九七二年中組部在郭玉峰的領導下，建了解放老幹部的專門機構“落實幹部政策小組”。專門機構的小組長就是中組部副局長高奇，他專門負責這項工作。說郭玉峰拒絕冤假錯案的平反，完全是對曆史的故意抹黑罷了。

　　在非常時期，胡耀邦不用點伎倆，是難以掩蓋與毛主席路線背道而馳的打算。毛主席去世後，不分青紅皂白地，毫無思索隨意平反冤假錯案，便是胡耀邦最大的政治伎倆，曆史實踐證明：積聚社會倒退資本主義自由化精英，攻擊共產主義理想，正是這種伎倆。而構陷郭玉峰謊言，在網上掀起攻擊郭玉峰的幹部路線的目的，便是腐化共產黨的幹部，進而消滅共產黨，充當帝國主義、西方勢力的附庸。

　　1978年，衝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先鋒人物是胡耀邦、趙紫陽等人。胡耀邦首先幹了兩件大事：一是批“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二是平反冤假錯案。

　　胡耀邦生前被迫辭去黨中央總書記以後，中組部孫中範同誌去胡耀邦家看望他，談到孫中範都去看望了誰。孫中範告訴胡耀邦，隻去看過郭玉峰，胡耀邦聽後說：你敢去看郭玉峰，我也批示過郭玉峰，是“四人幫”的幫凶、幹將，哎呀，看來對郭玉峰處理過重了，那個時候(的政治形勢需要)我也沒有辦法。從這一對話，可以看出胡耀邦低下人品，當上了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竟說出這樣的話，可見當時黨內政治生活如此不正常。

　　通過胡耀邦為真右派平凡，我們現在就不難理解他的兒子胡德平 ( 全國政協常委、經委會副主任 )曾在《炎黃春秋》座談會上的發言：肯定毛澤東推動曆史前進的功績，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識和空想社會主義的糟粕。這就是胡德平父親胡耀邦的“我也沒有辦法”的倒退資本主義思想的今天的寫照。

　　由此看來1988年11月胡耀邦與於光遠的電話中的論點：於光遠認為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論》即走資本主義過渡的打算)開始倒退，胡耀邦表示也正在思索社會主義革命搞早了這個問題。

　　對郭玉峰的打擊，正是出於對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認為是“空想社會主義的糟粕”的緣故!把路線鬥爭運用到對人的無情打擊，這難道不是改革開放後製造的冤假錯案?對郭玉峰的處理是八十年代最大的冤案!

　　3、胡耀邦的所謂文革冤假錯案，大部分是毛主席告誡廣大幹部，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虛心接受群眾批評的過程中，是群眾運動就會有失誤的地方所造成的。曆史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就是在正反兩個方麵鬥爭成長，不斷地糾正實踐中的錯誤，文革糾正運動中錯誤，毛主席黨中央在九大以後，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後，就已經開始進行，把毛主席的幹部路線說成是“四人幫”顛倒的幹部路線，意在否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

　　至於那些十分不理解毛主席戰略部署的人，有心或無心產生的問題，毛主席也都是耐心分別予以解決。當然也有少數人是黨內外別有用心的人做的亂，解決也是需要時間的。

　　文革後期郭玉峰在中央委托汪東興負責中組部時期的領導下，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服從領導的部署，細心地和中組部的同誌們一起製定了解放老幹部的工作方案，送到當時的直接業務領導紀登奎同誌處，是有據可查(這個方案是郭玉峰和文革前任國務院秘書長吳慶彤同誌，在國務院西直門第二招待所召開各省市有關人員會議記錄的)。

　　把有曆史記錄，積極平反冤假錯案，認真執行毛主席周總理解放老幹部的指示，說成是拒絕解放老幹部是用心何在?

　　曆史告訴我們，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中，大量采信極右觀點。曆史事實證明胡給中國共產黨帶來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其結果自己也隻好下台。也給南方周末、炎黃春秋這些報刊的一些喜好傳謠言的讀者，攻擊共產主義信仰打開了魔盒。

　　三、從戴煌造謠誣陷，到網絡有人張冠李戴，利用博客傳言戴煌謬論，踐行曆史是勝利者篡改的卑鄙行為，不是共產黨人的所為!

　　看看文革名人蒯大富先生所說：1980年末為了公審四人幫的需要，審判“四人幫”的高檢人員，讓他按照要求背作證台詞100遍，如果照辦好了，演好戲謊稱可以釋放他，結果蒯大富如今才知上當。這樣也是實事求是嗎?

　　網上轉傳審判“四人幫”時的最高檢起訴書也是這樣的離奇，“1968年1月，康生指使郭玉峰，列圖表，寫報告，誣陷1937年以後曆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張聞天、陳雲、彭真、鄧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務’、‘三反分子’或是‘雙料貨’;誣陷先後擔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二十二人是‘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分子和‘三反分子’。還誣陷中共中央組織部有個‘反革命集團’，是‘黑窩子’，在全國‘建立反革命據點’，‘招降納叛，結黨營私’，提出把中共中央組織部‘徹底解散，宣布撤銷’”。

　　1、關於最高檢起訴書說康生1968年1月指使郭玉峰，列圖表，寫報告之事，曆史事實證明既不是康生指使，也不是郭玉峰幹的。而是中組部群眾組織大聯委搞的。當時群眾組織出於造反，他們自發搞的，造反組織將“列的圖表”交給剛剛來組織部業務組不到兩個月的郭玉峰，郭玉峰一看，真的嚇壞了，不知如何處理，隻好報告上級康生。

　　當時，主管中央組織宣傳小組的康生看了圖表，馬上退回了業務組，並指示不要搞這些東西，立即銷毀。郭玉峰將圖表退給了大聯委。告訴他們立即銷毀，今後不許搞這些東西。文革時期中組部大聯委的英雄們，文革後又在歪曲曆史真相，把你們做的事情，推給郭玉峰，你們自己的錯誤放在郭玉峰身上，你們自己現在很舒服嗎?真是愧對中組部幹部的稱號!

　　2、關於文革開始後，撤銷中組部的問題。毛主席說:中組部不在我們手裏,中央根據周總理的工作安排,從軍隊調來幹部主持業務組工作。郭玉峰來組織部時, 中組部群眾說中組部是個獨立王國，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是劉、鄧、安篡黨奪權的工具。中組部安插叛徒特務混入黨內,那是中組部裏的群眾所說,是和當時文革運動情況分不開的.

　　郭玉峰同誌從軍隊到中組部，對中組部文革初期的事情是不知情,即使郭玉峰到了中組部也不可能參與群眾組織的事。郭玉峰是軍人，一切行動聽指揮，領導沒有指示做這些事情，自然不可能對群眾組織列圖表的事負責。

　　現在一些媒體信口開河地，照貓畫虎做歪曲曆史的文章,事實上郭玉峰根本沒有受指使列出許多叛徒和特務。把群眾自發組織列的名單圖標，移花接木栽贓剛剛從軍隊支左的軍代表，這是對郭玉峰的汙蔑!

　　3、最高檢對“四人幫”起訴書上說：“1968年8月23日，康生、曹軼歐指使郭玉峰編造《關於中央監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60名第八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中，有37名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郭玉峰是中央的一個部門的負責人，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分工主管中組部的工作，郭玉峰是下屬，上級布置工作不執行，行嗎?有什麽理由不執行?其實當時郭玉峰也提出，不認識中監委政治情況報告中的人，這些人在什麽地方也不知道?康生說：不是叫你個人搞。你回去組織人，叫他們去問這些委員的所在單位如找統戰部，讓他們調查後報上來，你們匯總報給我。郭玉峰遵命接受了任務，就給業務組牛樹聲同誌打電話，也把康生說的原話傳給牛樹聲說了，並囑咐牛一下：他們報什麽情況就是什麽情況，匯總不加任何觀點。60名中監委中的37人是不是這個數讓他們向下要，由他們匯總。

　　曆史原樣就是這樣，胡耀邦用現在政治環境需要的色彩，編造謊言有意思嗎?

　　4、起訴書中還有如下內容：關於1968年8月27日，康生、曹軼歐指使郭玉峰編造《關於三屆人大常委會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115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有60名被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有嚴重問題”，包括委員長朱德，副委員長彭真、李井泉、林楓、劉寧一、張治中。同日郭玉峰還編造《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159名全國政協常委委員，有74名被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嫌”、“國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裏通外國”，包括副主席彭真、劉瀾濤、宋任窮、徐冰、高崇民。

　　看看這麽嚴重的一個問題，不能脫離當時的運動情況，群眾過激狀況。明白人細想就會知道，郭玉峰1967年底從山溝部隊來的軍政委，腦子裏一片空白，這些和郭玉峰毫無關係。

　　為此郭玉峰的夫人閆晶明負責任地訪問了當時業務組的牛樹聲同誌，郭玉峰是怎樣“編造”這個常委會的政治情況的?

　　牛樹聲同誌說：“郭玉峰他怎麽編造這些，他一個人也不認識，人在那裏他也不知道，當時上級給了任務後，他給我打電話說：‘找這些委員們的所在單位要情況，報什麽情況就匯總什麽情況，不加任何觀點。郭玉峰同誌說完我就去找組織部二處的楊幽春，還有一個女同誌，他們都是組織部的老人，都是他們搞的。這個事實，到什麽時候，我也是這麽說。”

　　郭玉峰是個老實人，他是軍人隻是做了承上啟下的工作，再說：那三個常委會運動中的情況。那些委員有的是因叛徒問題在一、二、三辦審查，有的被靠邊站。那時的情況，又沒有落實政策的中央精神，郭玉峰隻能按組織要求辦事。

　　所以郭玉峰上報時，批示：以落實政策為準。他們報的是向常委委員們單位報來的情況和中組部照抄匯總的情況。當報到康生處看完退回了中組部。存檔上批有：以落實政策為準。並沒有因報了他們的情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曆史事件說明毛主席說法律審判有階級性一點沒有錯!

　　當時康生指示中組部業務組向下邊要《關於三屆人大常委會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並沒有說幹什麽用，隻是到了九大召開，郭玉峰和業務組的同誌，才知道是為召開九大做準備。大家知道九大是秘密進行的。

　　十二大前，胡耀邦曾叫中組部孫中範同誌搞這項工作，即三個常委委員的政治情況。孫中範對胡耀邦說：郭玉峰就是搞這項工作，結果算他的錯誤。胡耀邦說：你搞不算錯誤，這是必須清理的事。這是後來孫中範同誌親自對郭玉峰說的，郭玉峰夫人也在場。孫中範做這項工作，完全是為了十二屆全國黨代會等作準備。郭玉峰向下也要這個情況，郭玉峰也不知道上邊幹什麽用。起訴書說的：“康生、曹軼歐指使郭玉峰編造三個常委情況之說”完全是胡耀邦的誣陷。

　　1987年胡耀邦被迫辭去黨中央總書記，是應了俗語：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胡耀邦隻注意防左，放任右派，大刀闊斧地把真正反共產主義的右派鬆了綁，如現在的茅於軾被平反後，就是明目張膽地自稱為真右派，這也是所謂胡耀邦平反文革冤假錯案功績?

　　如今看看社會的腐敗，不是郭玉峰執行的幹部路線有錯，而是胡耀邦推行的幹部路線是有問題的，胡耀邦的幹部路線就是默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量為真右派平反，共產主義事業走入低潮。

　　5、關於郭玉峰到中組部幹校，傳達九大黨代會精神時，有的人要求郭玉峰說：聽說，有人叫你幫助朱老總寫檢討怎麽回事?郭玉峰把董必武叫郭玉峰幫助朱老總寫個檢討的事說了，郭玉峰告訴幹校的學員們說：我寫不了，文化低。董老對郭玉峰說：你再找個人寫，郭玉峰於是找到中央黨校吳寶華讓他替朱德同誌寫的。讓人代書的檢討上邊有句話，朱老總看後不同意!朱老總說：我不反對毛主席，不要這句話。吳寶華馬上給勾掉了。吳寶華還說：他老人家一點也不糊塗。看見那句話勾掉了，老人家很高興。

　　朱總司令拿著寫好的檢討書交給郭玉峰，招呼郭玉峰和董老，並再三感謝郭玉峰說：你做了件大好事，幫助我過了關，老總很客氣。如今新浪網推薦到新浪主頁的博客文章，又刻意熱傳郭玉峰所謂讓朱德在九大寫檢討書這件事，用虛無曆史造謠並誣陷郭玉峰同誌籌備九大的曆史真相，可恥!

　　戴煌著書、寫文章發稿，戴文章為了迎合胡耀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自己編造了一段故事：郭玉峰在九大會議上，他竟自告奮勇去“動員”朱總司令到九大會上做檢查。朱老總瞪了他一眼：“那純屬胡說，我有什麽錯?!” 請問戴煌你不在場怎麽看見朱老總瞪了他一眼的?聽到找老總說“我有什麽錯”。一個新華社的大記者，就這樣望風撲影地誣陷人，造謠生事為那樁?

　　6、更險惡的是：通過郭玉峰去幹校傳達九大精神，巧妙編造了誣陷郭玉峰說朱老總沒有打過勝仗天大笑話。

　　郭玉峰他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政委，他自參軍起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工作。就是在毛澤東主席、朱總司令領導下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又在三年的解放戰爭中，同樣是毛澤東主席、朱總司令領導下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800萬軍隊，打出了新中國。抗美援朝打敗了美帝國主義，每個階段的最後勝利郭玉峰都是步步經曆毛主席、朱總司令正確指揮才打了勝仗，取得了全國最後勝利。

　　否認朱總司令打勝仗，就是否認曆史，也是否認自己的實踐。說“說朱老總沒有打過勝仗”真是天大笑話。其實就是別有用心的人，借機貶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個有頭腦的人，是絕不可能相信郭玉峰會說這種沒有心肝的鬼話。

　　四、說說經不起曆史求真推敲的幾件往事

　　1、關於對老幹部拒之門外的問題，例如：舒同問題，郭玉峰說：“舒同來到中組部上訪，我沒有叫人把他擋在大門外。而是，把他請到中組部辦公樓上辦公室，由部裏的幾位領導、我和王常柏、鄭屏年等集體、聽他來訪的目的和意見。”“至於他到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工作人員對他如何我不清楚，我沒有批示任何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門外。我根本不知道舒同帶沒帶手提包。而且，也不可能管這些事。”，如果是共產黨人，曆史求真不該丟掉吧!豈能利用網絡謠言以封建王朝“曆史是勝利者的寫的”惡劣作法，來誣陷郭玉峰同誌?

　　2、郭玉峰同誌在廣播裏聽到《人民日報》發表了根據胡耀邦意見、由中共中央黨校幾個同誌寫的《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文章。戴煌竟編造：“《人民日報》發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聽到了中央台廣播的文章摘要，就狠聲狠氣地說：‘簡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論!’《人民日報》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進了廢紙簍。連聲說：‘大毒草，大毒草!’”熟悉郭玉峰同誌的人，看到戴煌的文學狂想語句說：這根本就不是郭玉峰的作風：

　　(1)郭玉峰同誌是一個很文靜的人，遇到這種情況不會輕易做出這種跳梁小醜的行動。凡是與郭玉峰一起工作過的人，異口同聲地說：這不是郭玉峰的作風。

　　(2)既然人民日報他看都不看，郭玉峰怎麽知道：‘大毒草，大毒草!’。戴煌作為新華社大記者寫報道就是如此荒唐!

　　3、關於戴煌說：“中組部大院裏的大字報鬥爭持續了三個月。極盼結案分配工作的楊士傑——老幹部黨支部書記——把人家撕下來的大字報，一捆一捆地送到了當時還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報》”用這件事，來說明這些年中央組織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閻王殿”是不是可笑?汙蔑毛主席領導下的幹部路線拿群眾大字報說事，不太低劣了嗎?

　　(1)楊士傑等人是按照幾個人編造的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一沒有核實，二也沒有與當事人見麵。這樣上報沒有落實的謊言是錯誤的。

　　(2)作為人民日報是黨和國家的喉舌，看到這些人送來的大字報應當做個調查核實，與當事人見麵，確認是郭玉峰的所作所為，再做清樣匯編。但是作為宣傳實事求是的人民報紙機關就是把沒經核實，偏聽偏信作出的東西整理上報。

　　( 3 )攻擊郭玉峰的大字報《叢一批老同誌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是袁任遠等人編寫的並送給葉帥，而郭玉峰任老、中、青、幹部三結合加上軍代表組成的領導班子，在中組部幾經群眾評議幾上幾下地充分討論，經過毛主席周總理八年的考察，郭玉峰任中組部長最後經過鄧小平送中央政治局同意。

　　胡耀邦竟然就是依據葉劍英送來的，人民日報的片麵大字報匯總，幾個還沒有來及落實政策的人士的片麵言辭，就撤銷了郭玉峰的職務。同時又誣陷郭玉峰執行的是四人幫的組織路線，發表社論並開除他的黨籍，還想關進監獄了事，最終被鄧穎超同誌解救。

　　這裏一再強調郭玉峰同誌一直認為自己文化低，在中央任職是不適合的，是出自郭玉峰自己內心的。

　　一個山溝裏來的軍政委哪裏能擔當如此重任，多次寫辭職報告，願意回部隊，周總理、汪東興等領導肯定他是毛主席的好戰士、好黨員才留下來，任職報告還是鄧小平送上去的，怎麽就會在毛主席去世後，就變成了敵對分子開除黨籍，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政策嗎?

　　(4)中國共產黨在非常時期的領導人變化，不該把矛盾引向做具體工作的黨員，這不是毛澤東同誌幹部路線的優良傳統。一個戰役打敗了，難道要像封建王朝濫殺下屬嗎?如果這樣的話中國革命何以能成功?

　　汪東興同誌身為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副主席，又主管組織工作，雖然也是大權旁落，他也知道當時的實際情況，但是總不該用踢皮球的手段，把文革後大量沒有安排工作的老幹部這個球，明著踢給給從山溝來的軍政委郭玉峰處，自己做好人。

　　如：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組部的老幹部袁任遠、楊士傑、張策、郭述申等同誌。郭玉峰奉命而至時，中組部的很多老同誌已在座。汪東興問郭玉峰：你對在座的這些老同誌怎麽樣?郭玉峰麵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汪東興掏出了《人民日報》的《情況匯編》，讓郭玉峰細細地看看，然後說：“對老同誌的住房、用車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麵為難老同誌。”郭玉峰連聲答應：“好好好。”

　　可是，汪東興事後，對審幹結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卻對郭玉峰隻字未表。即便對老同誌在生活上必須予以照顧的這種小事，郭玉峰回到中組部後，汪東興也滴水未漏如何安排，更別指望開會由汪東興指示什麽。

　　為什麽呢?球郭玉峰接過來了，事情如何辦，怎麽落實，郭玉峰愛人閆晶明說得好：如果是我，就這樣當著在座的老同誌的麵，問我丈夫郭玉峰的上級汪東興：請示首長，東興同誌你說說這幾位老同誌誰該座什麽車，由誰安排這些老領導的住房，享受何種待遇?郭玉峰是個軍人，理解首長的麵子，他接過這個球。沒有當場使領導難堪，這是軍人的素質。郭玉峰知道當時中組部不可能像粉碎“四人幫”後，恢複起來官僚機構那樣的龐大編製。郭玉峰也知道汪東興他自己也不可能一下子辦到安排好這麽多老幹部，所以當麵沒有像夫人閆晶明這樣的一般見識。不過後來的誣陷，就是這些老人搞的。

　　當時郭玉峰聽到汪東興的高調問話，沒有說什麽，回到家不顧吃晚飯，急急忙忙用紅電話請示汪東興：請首長指示，如何落實你的指示。汪東興卻說：你著急了，沉住氣。別著急，等等再說。這兩句話說明了汪東興這個人把球踢給郭玉峰，他是好人。但是又不讓郭玉峰著急解決，郭玉峰後來成了罪人，與汪東興冷熱兩麵不該沒有關係吧。

　　郭玉峰即沒有分配住房的權，也沒有發放汽車權，隻能沉住氣。汪東興作為領導即不找下屬開會研究解決辦法，把球踢出去了事，他倒沉住氣了，也不著急了，汪東興作為郭玉峰直接領導，在郭玉峰被錯誤的處理上，難道沒有責任?

　　一些無恥小人往郭玉峰身上丟了不少垃圾，至今網上類似舒雲博客的一些政客還在傳戴煌一類人的謠言。為什麽呢?就是一個私心和懷念胡耀邦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段曆史的需要。曆史是無情的，還原曆史真相是郭玉峰同誌的遺願。

　　我父輩追求共產主義的老人們可以無愧地說：共產黨人的最大特點：無私無畏，沒有私產。如今共產黨內出了的腐敗的根源，就是私心和愛財如命、人情關係網、秘書當道。從宋任窮中組部長開始到十七屆中央，可以說當官致富，做官的門路在於身邊秘書當道、人情禮、上級情、物質利益上腐敗一路蔓延開來。例如：北京廣播電影電視局原保衛處長王汝成同誌一生清廉。為人正直，至今夫人一個月退休工資2600元，家裏陳設可以說是六七十年代那樣簡樸，誰曾想到他竟是幹過北京電視台多年人事主管，連自己老婆的收入都難達到溫飽水平。可是就是這樣的好幹部竟做了三十年的處級幹部，得不到重用。

　　群眾說得好，那些家有萬貫不愁沒有官做，是的，改革開放以後，經濟上去了，幹部路線走歪了，即使鄧小平有再大的本事，也難以阻止腐敗蔓延的幹部大增。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被束之高閣。胡耀邦之流的幹部路線至今延續，連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都如此腐敗墮落。人民大聲疾呼：離開毛澤東思想，幹部就會被資產階級自由化腐蝕。醜化毛澤東，共產黨就會被抹黑，這話千真萬確!打擊郭玉峰實質在於私有化路線，容不下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好幹部!

　　看看到如今習近平反腐剛見曙光，奇談怪論又來了，試圖用職工福利被反腐敗鬧沒有了的論調，對抗反腐倡廉。以此對共產黨人恢複廉政的黨風，做最後垂死對抗。習近平同誌反腐的八項規定，就是讓人民當道，就是中國共產黨要全心全意為民眾的最大大利益服務，回憶對照郭玉峰的一舉一動，盡心盡意、無私無畏地執行毛主席的人民萬歲路線，他做到了這一點。話到這裏，不免讓我們深思：文化革命真的是毛主席的晚年錯誤嗎?如今的人民政府，還有國家的權利屬於人民?如今政府的幹部大多成了老爺官員，低收入人群每天在廉價、新鮮有競爭的早市買菜給剝奪了，為的是給權貴的汽車道路暢通，不該反思嗎?

　　網上餘汝信為人正直，他在網上的文章寫到：有老人說，郭玉峰這些人的處理，與宋任窮在文革中與軍區結下恩怨，利用執掌中央組織大權以報一箭之仇多少有些關係。對李、王、劉、陳的處分是否含有個人恩怨的成份，我們沒有事實依據，不好評論，但從宋任窮對“少壯派”之一的郭玉峰的態度，倒多少可以看出些端倪。宋在回憶錄中提及郭時曾說道：“康生講，郭玉峰是全軍最優秀的軍政治委員，因此把他調來當中央組織部的部長。康生從1970年起曾3次提名郭玉峰任中組部部長，第一、第二次都未獲毛主席和黨中央同意，第三次才被認可，可見當時中央和毛主席對郭玉峰任中央組織部長，並不是康生一提就同意的，而是有過較長時間的猶豫的”。

　　餘汝信說：郭玉峰是陳錫聯、賴傳珠賞識提拔的幹部，文革初，是軍部地處遼寧本溪山溝裏的陸軍第64軍政委，在經沈陽軍區推薦、奉派至北京之前，與在中央工作的康生根本不認識更沒有任何聯係，郭是否優秀，隻能是沈陽軍區向中央的反映和評介，就算康依據沈陽軍區的反映說過郭的好話，那也不能就此說明郭就是康生線上的人吧?總不能憑康生說過這麽一句話就宣判了郭下半生的命運吧?而根據宋任窮的邏輯，卻就是如此荒唐推斷，造成了郭玉峰冤案。

　　餘汝信說：據老人們說，1967年10月，郭玉峰奉命到京，本來說是到中央參與專案工作，後因原中組部業務組負責人、總政幹部部副部長朱光要調回部隊，要郭接任朱的職務(文革中，中共中央各部僅中組部沒有采用軍管形式，而是由軍隊派人組成業務組，為中組部最高臨時權力機構，不是宋所說的部長)，郭為人老實聽話，到中組部是身不由己，以後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也是奉命行事，並不見有故意整人、打擊報複、落井下石、投機鑽營之所為。到中組部後，曾三次給中央、毛、周去信要求回部隊，委任為中組部部長後又為回部隊事再次去函毛、周，均未獲準。

　　網上餘汝信實事求是地評論：1977年郭玉峰被免職後，關係還在64軍。直至1980年被令辦理轉業手續，未幾被關進秦城監獄，翌年2月在陳雲、鄧穎超過問下得以釋放，1983年被開除黨籍，下放河北邢台安置，每月發給生活費150元，2000年因病去世。在“少壯派”中，郭可稱晚景最淒慘者。

　　郭玉峰是徹底的無產者，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他是一個忠於革命忠於黨、無私無畏勇於獻身的革命軍人，是中國人民最可愛的人之一，至死不移忠於中國共產黨，永遠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郭玉峰不折不扣地按照組織原則和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用勤勤懇懇工作的實際行動，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奉獻了寶貴的一生。這樣的同誌，怎能讓他含冤不白?

　　編撰者認為：我們後人看郭玉峰同誌，他忠實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與胡耀邦的社會主義革命搞早了謬論同流合汙，胡耀邦那種好大喜功為許多真右派平反冤假錯案，為最後摧毀共產主義立了歪功。最終走向默許資產階級自由化被迫下台，大哭一場的境地是咎由自取。如今凰衛視記者采訪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毛主席的晚年是非曲直曆史自有評論，郭玉峰的冤情人民定會作出公正的平反!

　　胡耀邦領導下的中組部，對郭玉峰在中組部十年工作的審查結論是錯誤的，是違背曆史事實的。1983年7月郭玉峰被開出那一年的8月，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會上，就暴露出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說什麽：“我看我們有些同誌對什麽是社會主義還不清楚。”趙紫陽說：“我看社會主義有點剝削沒有什麽了不起的。”萬裏說：“我的意見農村是不搞‘清汙’(即資產階級精神汙染)”方毅說：“科技戰線不搞”‘清汙’。編撰者認為：這樣思想狀態的中央領導，就是延後的社會腐敗、金錢主義，貧富巨差的政治根源，被他們開出黨籍就不奇怪了。

　　郭玉峰的黨籍就是被一個默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書記胡耀邦開除的。作為含冤離世郭玉峰和家屬、他的戰友們，期望十八大新的黨中央主持正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後，恢複郭玉峰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郭玉峰的家屬，不需要任何補償，唯一的要求就是把中國共產黨黨員光榮稱號還給他，這是他革命一輩子最珍貴的政治生命。

　　編撰者認為：給郭玉峰恢複黨籍在於，還解放軍三支兩軍為黨做出特殊貢獻，讚堅決執行黨中央指揮全體革命軍人的軍魂。曆史是不容以個人的情感塗抹的，實事求是地對待黨中央在特殊曆史環境中的決定，是共產黨人特有的求真。

　　編撰者特別強調：1967年文革在全國深入發展中，遇到了以極左思潮為代表的反共勢力，還有一些覺悟低下的流氓無產者，混到了群眾組織中。他們打著批判走資派的名義，呼應中央文革小組中，小資產階級意識人的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致使文革脫離毛主席的正確軌道，此時社會到了軍隊不得不出麵的時候，於是黨中央毛主席決定：軍訓、軍管、軍隊幹部三結合在當時的革命委員會中，軍隊中的許許多多優秀分子就在其中，做出了忍辱負重的特殊貢獻。

　　人民軍隊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決定了這個軍隊的政治態度是積極向上的，所以黨中央當時客觀的政治表現，影響著每一個三支兩軍的軍人。郭玉峰就是千萬人民軍隊優秀分子的一員，如果中國共產黨的後繼者，認為這段曆史有糾結，決不能用我們的鋼鐵長城出氣，猶如秦始皇苛政的萬裏長城是勞動人民的創舉一樣，它是人民的智慧、毅力、耐勞之舉。總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曆史求真，講事實擺道理，讓曆史的真相大白於天下，戳穿郭玉峰是“四人幫的幫凶、幹將”的謊言，就是本文為郭玉峰喊冤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