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樹幟，字先濟,（1894——1977），1894年8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臨澧縣 ，

1924年  入英國倫敦大學學習。

1925年　轉入德國柏林大學專攻生物學

1932年　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審處處長。

1933年　教育部編審處擴充為國立編譯館任館長。

1936年　任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校長。

1938年　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易名西北農學院, 繼任院長.

辛樹幟，從民國時期就成為中國農業教育家、生物學家和農史學家，畢生致力於科學、教育事業，為中國西北的農林教育和科學事業奉獻了大半生心血。晚年從事農業科學、古農學研究，撰有《中國果樹曆史的研究》等係列著作，為中國農史研究作出了非常重要貢獻。

回顧曆史,讓我們這些晚輩更加仰慕和敬佩中國老一代科學家那種無私的奉獻精神,我們萬不能忘卻他們,更沒有理由忘卻他們.

早在四十年代末，辛老曾多次蜿拒即將離開大陸--蔣先生的勸隨建議,毅然決然地留了下來,他以為,一個農業科學家到台灣將會失去他畢生摯愛的科研陣地,那是萬萬不可取的.

然而解放後,毛澤東曾十三次接見辛老,並曾幽默的對他講;“希望你再樹一幟”.這一點, 看看今日的西北農業科技大學--中國的農業科研基地的發展前景, 應該說，我們的辛老他欣然地做到了.

1927年冬，正在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時，辛樹幟突然接到當時在廣州中山大學擔任正副校長的戴季陶、朱家驊發來的電報，約他回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並寄給他2000元作路費。回國後，他首先婉言謝絕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委任，並再三向戴、朱兩人說明自己的想法：放棄仕途，而是被中山大學聘為生物係教授兼主任。

辛老於1928年至1931年，曾組織一個大規模的生物采集隊，深入廣東北江瑤山、廣西大瑤山、貴州梵淨山、海南島及湘西等地，采集了幾萬號植物標本和上萬號鳥類、獸類及爬蟲、兩棲類動物標本，建立起動、植物標本室，購買了一大批研究動、植物的期刊、圖書。他和他的同事刻苦鑽研，編著出版了十多冊生物學叢書，使中山大學的名字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為德、法、英、日等國生物學界所熟悉。

辛老在采集中發現了不少動、植物和爬蟲類的新種，其中經國內外學者鑒定，以辛氏命名的就有20多種。他善於發現人才、培養人才，隻要有心學習或有一方麵才能的，都想辦法給予幫助。教學中，辛老注重引導學生從實際和實踐中學習科學知識，常親自帶領學生到野外去采集標本，對學校和學生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時蔚為風氣，使不少學生由此走上了科學的道路，如後來成為知名專家、教授的植物生理學家、農史學家石聲漢，植物學家吳印禪等，都是他當時的學生。由於辛老在華南動、植物分類學上的貢獻，曾被推選為中國動物學會副會長、中國植物學會理事。

1932年，辛老前往陝西，考察了西安、華山、周陵、草灘等地，放眼祖國大西北這片廣袤而又貧瘠的土地以及落後的農業生產現狀，他被黃土地那沉重而又深厚的曆史文化積澱和廣闊的開發前景深深地吸引，並深深迷戀上了這片黃土地，從而萌發了“開發大西北”的一整套宏偉構想。

經過慎密的考察，辛老認為陝西武功是中國古代農業最為重要的發源地，曾倡議在中國的農業發源地--武功興辦農業院校。

1932年末，他參與籌建設於陝西武功張家崗(今屬楊陵區)的西北農林專科學校(1939年4月與國立西北聯大農學院和河南大學農學院畜牧係合並為西北農學院)，1936年7月籌備工作結束，他不顧當時西北條件落後，毅然辭去國立編譯館館長職務，擔任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校長，後任西北農學院院長。

 

他隻身來到大西北，把妻兒都留在湖南原籍。自己生活也極為簡樸，家居陳設十分簡陋，經常穿一件帶有補丁的藍布衫，但對困難學生卻慷慨解囊，500元銀元的月薪，多半用於周濟貧困學生。
　　

辛老對西農的三大基地——圖書館、實驗室、農場的建設非常重視，他不僅想方設法購置圖書，而且努力完善製度，加強管理，為學校實驗室購買了大量儀器設備，但據西農畢業的楊篤先生回憶：因為當年戰事緊張，西農的許多實驗設備都被遷至陝西勉縣的武侯祠，因而在校內上課時其實並沒有做多少實驗。
　　

辛老又是一位治學嚴謹的自然科學家，在辦學思想上，他強調兩點，一是結合實際，學以致用。他要求學生深入農場，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二是不僅要會讀書，而且要會“動手”，具有實際工作和獨立研究問題的能力。
　　

短短三年多時間，西農興建了校舍，購置了大量圖書、儀器，開辟了農場、園藝場、畜牧場，成為西北一所重點農業院校。還培養了趙洪璋、王愷、陳桂陛、萬建中、劉萌武等一批學者，後來都成了我國農業戰績上的骨幹力量。

早在1952年，他就倡議在西北農學院成立古農學研究小組，組織有經驗有基礎的教授如石聲漢、夏緯瑛、周堯、鄷裕恒、翟允褆等，積極開展古代農業文獻的整理與研究。1955年，他參加了農業部召開的整理農業遺產座談會。會後，遂在西北農學院正式成立“古農學研究室”，主持並參與研究整理工作，為農業科學研究開拓了一個嶄新的領域。

辛老研究著作出版的有《中國果樹曆史的研究》、《易傳分析》、《我國水土保持曆史的研究》、《農政全書159種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討》、《禹貢新解》等。其中《中國果樹曆史的研究》根據從西周到唐朝末期的多種書中有關果樹的記載，係統地分析比較了我國最早果樹栽培的成就，認真考證了這一時期果樹的種類和名實關係，論述了這一時期我國的果樹栽培技術，以充分的論據說明我國原產果樹栽培曆史悠久、種類繁多，在世界果樹栽培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這部著作成功地考釋了我國早期古籍中所記載的基本果樹資料，為後來人從事果樹史的研究理出了頭緒，也為研究各類專業農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我國水土流失問題嚴重，直接影響農業生態環境，從曆史角度研究我國古代水土保持的經驗教訓，進一步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水土保持學，是辛老先生多年的夙願。1956年，他發起組織“陝北農業生產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團”，對陝北地區18個縣，尤其是丘陵溝壑區進行了綜合考察，並與各地、縣黨政領導、技術人員和農民群眾座談，整理出考察報告，在次年舉行的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作了專題發言，闡述了解放後祖國水土保持事業的發展和根治黃河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周恩來總理聽完他的發言，親切地鼓勵說：“講得不錯呀！我希望在今後50年裏，依靠我國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學技術的發展，解決水土保持問題。”這為他致力於中國水土保持研究，增添了極大的動力。經多方搜集資料，艱苦探索，辛勤鑽研，1958年國慶前夕，他寫成了《我國水土保持的曆史研究》，發表於《科學史集刊》第2集。

辛老1922—1924年，在湖南第一師範任教時，曾與毛澤東同事。1957年辛老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應邀參加了毛澤東主席主持的最高國務會議。毛澤東熱情地握著他的手，直呼他的名字。在聽了他對發展全國農業生產和開展古農學研究的匯報後，毛澤東稱讚不已，並說他的名字取得好，“辛辛苦苦，獨樹一幟。”1974年，辛老倡議組織力量編寫《中國水土保持學》的意願，得到陝西省水土保持局的支持，一整套編寫構想也已由他醞釀成熟。

1976年，他已屆82歲高齡，不顧同事、親朋再三勸阻，親自帶隊前往四川、雲南、廣西、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區，考察南方水土流失情況。這次考察，使《水土保持學》編寫人員深刻認識到我國水土流失問題，不僅北方黃土高原地區嚴重，南方紅壤地區和丘陵山區也一樣嚴重。同年，《中國水土保持學》初稿寫出，但他因視力減退，不能親自執筆校閱，隻能讓編寫組同誌逐章逐句讀給他聽，他邊聽邊提修改意見。全書完成後交由農業出版社出版，定名為《中國水土保持概論》。辛老除主持和親自參加上述研究課題外，還把很多時間和精力，用於研究工作的組織協調、研究論著的發表出版等“雜務”上，常常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研究工作和休息時間，去為人寫信、改稿等，體現了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和造詣精深的長者、農史學科帶頭人“甘為人梯”的可貴精神。其實，石聲漢教授在古農學研究上的貢獻，也同樣滲透著他的心血和汗水。特別是對石聲漢留下的遺稿《輯校徐衷南方草物狀》、《中國農業遺產要略》、《中國古代農書評介》以及《農政全書校注》共約70萬字的加工整理，使出版社能接受出版。辛老在1973年盛夏，不顧酷熱整整利用一個暑假，對《農政全書校注》原稿作逐字逐句地認真複審，並將原書校、注、案三種體例的50萬字，合並成注解一種，刪簡到30萬字，最後，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辛老這種認真負責、甘為人梯、嚴謹治學、樂當配角的高尚品德，不愧為“辛辛苦苦、獨樹一幟”的精神，永遠是中國學術界、科教界的榜樣。

今天我把它整理出來,為的是我們中華兒女的後輩們,要永遠銘記我們的先輩們,為了這塊土地甘灑熱血,忘我的犧牲的壯舉那種偉大的境界和無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