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7 --恢複高考紀實—


最近有一個電影叫《高考1977》，朋友送了我一張DVD看完覺得並不像他推薦得那樣好，有點兒粗製濫作，沾了名字的光。去年是恢複高考、也是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三十周年，上上下下都在紀念，電影也就應運而生了。可是光顧著趕場子忘了要精製細作，片子既沒有表達出那個特殊時代的青年們的悲哀與無奈，也沒有把上大學這一本來就屬於人民的權力還給人民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描寫出來。對於剝奪人們上大學權利的批判更是沒有一點兒影子。這樣一部電影，盡管用了不少好演員，敗筆是顯而易見的。它唯一的好處是讓我們又想到了1977，想到了那為高考奮鬥的一個個不眠之夜。
我出生在農村，小學上得早，又加上跳級、秋季入學改春季入學、停課鬧革命又複課鬧革命，高中畢業時還不到16歲。畢了業當然是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我在娘肚子裏的時候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生下來就先天不足,那時也身小體弱，農村的那些重活是幹不來的。我記得剛參加勞動就派我去河工，首先吃飯我就跟不上趟。農村的壯小夥子們一頓可以吃10個饅頭、也就是2斤麵的量，我最多才吃3個，裝滿泥土的手推車根本就拉不動，沒過幾天我就累得趴下了，回了家。生產隊長看我實在是沒力氣，就讓我當了民兵小隊長，每天背著一支半自動步槍巡邏。那個年代農村不讓養狗，好多狗都被趕出來到處亂竄，打狗就成了民兵隊的主要任務。那時候沒少吃狗肉，我的槍法也見長，現在去遊戲廳還可以發揮一點作用。
我在農村呆了半年後，有一天原來高中的班主任黃老師路過來看我，見我郎兒郎當也沒個正經工作幹，就記在了心裏。一個月後我突然接到調令讓我到一個高中去當老師，原來是黃老師怕我荒廢了就推薦了我。我所在村的支書聽說後，說我們這裏有的是好知識青年，為什麽要找一個大孩子去當老師。但所幸是指名要我，才沒有被人頂替。就在十六歲剛過不久，我成了高中一年級的數學老師，教幾何與三角函數。農村孩子上學一般比較晚，我的學生裏有一半以上比我還大，因此很多人稱呼我為小老師。我這個小老師當得還算及格，因為當年的縣級數學統考我的兩個班均名列前茅。當老師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折，它讓我看到了學習的重要性，也對我後來的複習考大學幫助甚大，黃老師也是我一生中特別尊重的人之一。
轉眼就到了1977年夏天，中國逐漸從文化大革命的陰影裏往外走，提高教育質量也成了當務之急。我們這些半吊子教師就被集中起來利用暑假補課，到一家師範大學裏學習微積分和線性代數。那時有一種說法是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給別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可我是連一碗水都不敢保證的。到了晚上大家睡在一個大屋子裏，就有人提恢複高考的事。那些原來是知青的消息靈通，都開始偷偷地複習功課。文化大革命後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要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兩年以後才有資格招工或被推薦作為工農兵大學生，我高中剛畢業一年，沒有資格被推薦，心想就是考試也得先勞動兩年才說。所以我也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裏，補習結束後就返校接著教書了。
其實，那時中國的政策一天一變，誰能說準一定會怎樣？在此之前我有一次被推薦上師範學校的機會，名字都已經報上去了，就因為我呆的那村裏的支書說：“他才勞動半年。”眼看著煮熟的鴨子又飛了。現在想起來，幸虧那支書攔了一把，我才有了後來上大學的機會。因為師範是中專，出來後隻能當中學老師。可是熟悉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由於中國實行歧視農民的政策，建國以後硬把人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人們不能易地生存。農村出生的就隻有一輩子啃地球的命。工農兵大學生也是城市戶口，而城市戶口又是多少人的夢想啊。
回到學校已經是秋天，雖然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高考的氣氛也越來越濃，我的心裏還是將信將疑，渾沒把它當成一回事兒。等到正式公布人人都可以參加考試、按成績擇優錄取時，離12月15日考試隻剩下了一個半月。我所在的中學可以參考的有四位老師，一位知青曾經是我的高中數學老師，老高三，當時和我調在同一所學校。另外一位是比我大五歲的女中專畢業生，還有一位是老高二。學校裏組織了夜校為那些想報考的人開班，我還擔任了十個課時左右的平麵幾何。我白天上課，下午改作業寫教案，晚上還要講課，回答那些從四郊跑步來問我問題的人。學校當時剛搬了新校舍，宿舍裏還沒有電燈，就在蠟燭下學習，我的眼睛就是從那時開始近視的。
第一年高考河北省理科考四門：語文、政治、數學和物理與化學，不考外語，物理和化學算一門。我用一周的時間複習了初中的數學物理和化學，覺得沒有什麽不懂的東西，就開始複習高中的課程。我教高一的數學，又剛剛補習完大學一年級前半年的數學，對這門課還是挺有信心的。並且，我從小語文學得就好，心想語法也好作文也好，靠得都是基本功底，臨陣磨槍也無濟於事。我就用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把高中的數學濾了一遍，然後集中精力複習物理化學還有時事政治。反正當時也沒有抱著一定要考上的念頭，心理的壓力並不大，有人來找我問問題我也不厭其煩，和同事們也經常因為聊天而忘了看書。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奔走相告，我高中的同學也來打聽商量報考事宜，報紙廣播更是每天都在講恢複高考的重要性，讓我也覺得考試這件事也許是鐵板釘釘的了。隨著招生簡章的公布，選擇學校填誌願卻成了一件令我頭疼的事。按我的愛好和成績，我起初打算報考文科、甚至直接就報中文係，我父親卻持不同的看法。文化大革命的餘悸猶存，在政治動蕩不已的中國手有一技之長才算是鐵飯碗，更何況毛主席說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來一次，學文的風險要大得多。後來的曆次政治風波也證實這種擔心不是杞人憂天。總之我決定報考理科院校，而且是正在興起的電子學門類。文化大革命中間十年沒有招生，當時的信息又是十分匱乏，哪個學校哪個專業好真的是一點都不清楚。然而，最令人不安的還是不知道各個大學的招生標準，也不知道自己所在地的教育水平在全省乃至全國排行如何。因為第一年招生是先報誌願後考試，就更不敢照著知道的幾個名校來填，萬一考不上明年說不定就沒有機會了。當時在農村隻要是“吃商品糧的”，那可是駿馬得騎美女任選。而考大學是帶著戶口上學，是擺脫農村戶口的最佳途徑，在人的心目中就像以前中進士時的快班，是既名譽又風光的。我們那兒文革前沒出幾個大學生，有一個是北京輕工業學院的，算是小地方的大秀才了。所以這個誌願如何報，著實讓我傷了不少腦筋。
最終決定報考學校，卻和上述考慮關係不大，而是取決於一位同事老師的一句話。這位老師是某所大學畢業的，說該校曾經接受過毛主席的訪問，甚至校名也是他老人家親筆題寫的。我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把該校在本地招生的唯一專業做了第一誌願，又填了一個上海的名校和本省一所師範，因為第一誌願費盡了我的心思，別的也就懶得考慮了，北邊報了一個那就再來一個南邊的，報師範是因為聽說上學不要錢還管飯，而我本身當時又是教師。等我進了大學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知道了信息不足的可悲。但是不管怎麽說，那場高考改變了我們這一代無數人的命運，真像後來有人總結的：“那是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所以當時的點點滴滴還可以記憶猶新，回憶起來也是令人感慨萬千的。
說著說著就到了考試，考場是在我畢業的那所高中。我母親一大早就做好了早飯，又一遍遍地檢查了我的書包和錢包，還專門在書包裏塞了四個煮雞蛋，取平安順利之義。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我大學畢業，每次放假回家返校時包裏都有這樣四個雞蛋。第一天上午是考語文，作文的題目是《記我的老師》，現在看起來幼稚得可笑，但在那個年代這也不是一個容易的題目。當時剛剛過了反回潮反擊右傾翻案風，物理化學之類老一套的科目被廢黜了放在一塊兒變成了一本書叫工業基礎知識，不但順序混亂而且極不全麵。語文課也是寫批判文章居多，批林批孔批周公，千篇一律的。記敘文則大多是支工支農接受再教育。我滿有把握地答完交卷後去看了那位把我從農村調去當老師的班主任黃老師。當時他已經調到縣教育局工作，就在他的辦公室裏發生了一件令我至今都忘不了的事，有時甚至會覺得冥冥之中真的有命運之神在主宰你的一切。
我到黃老師的辦公室時他正在打電話，就示意我先坐下來等一會兒。電話說的什麽不記得了、我也沒在意聽，目光就落到了辦公桌上，有一份當天的《人民日報》，頭版一整版登的是那時經常出現的兩報一刊評論員文章：《論毛主席的三個世界偉大理論》，我順便瀏覽了一下摘要和大標題，老師的電話就打完了。沒想到當天下午的政治考試題裏，就有一道論述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之重要意義的。當然，即使中午沒看到這份報紙也能答個八九不離十，但總比不上現炒現賣的鮮活！我在答卷時就像眼前有一張立體的報紙在那裏一樣，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我想，多十分的效果還是有的。河北有一句土話，叫“風吹草帽扣鵪鶉，時氣上來不由人”，人生當中總會有這麽幾次讓你暗自叫好的機遇。
考大學當然也不全是好事、事事都順利。考完後我病了一場，扁桃腺發炎住了人生唯一的一次醫院，眼睛也開始近視。當時有一種傳言說健康問題會直接影響錄取，我當時的視力大概有1.0，體檢那天我把視力表的下麵幾行全背下來了，結果是1.5，算是一個小小的作弊。我們那小地方縣醫院裏也隻有一種視力表，不像現在各種各樣都有讓你沒法背。我上了大學就開始戴眼鏡，一直到現在。
過了春節，同事從縣教育局拿來了錄取通知，要求三天後就要報到。我母親找了鄰居來幫著做被子，家裏人幫著準備各種用品，同事幫著訂車票，辦理戶口遷移證明，我這個當事人反而非常清閑。第一年全縣考上大學的包括大中專一共二十幾人，我同事即我高中的數學老師考的是吉林工業大學，另外兩位沒有考上，第二年補考還是不行就放棄了。好在他們後來結為連理，也算是一段佳話。
二月十一日夜，我背著母親做的鋪蓋卷，登上了火車，從此告別了我生活了十七年的地方，開始了一種在那一年以前絕對不敢想的生活。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摸著書包裏還熱乎的雞蛋，有一種不現實的感覺，昨天還是土頭土腦的農村毛小子，今天成了人人羨慕的大學生，範進中舉是不是這種感覺？火車裏暖氣不足、我更沒有睡意，也生怕這是一場夢醒了又會回來，就這樣一直閉著眼睛思緒萬千。火車咣咣當當走了一夜，到達時已是第二天的清晨，出了車站，迎著滿天朝霞、望著那初升的太陽，呼吸著冷冽的、帶有早點餛飩鋪氣味的空氣，我對自己說這一切都是真的，我是大學生了。

（終稿於2009年7月末）


作者注：
商品糧：中國實行戶口製度，城市是公有製，生活必需品靠供應，農村是集體所有製，糧食靠分配。每人每月有定量稱為口糧。由於國家統購統銷，糧價極低，有時一個農村壯勞力幹一年還不夠買自己的口糧。轉戶口時必須帶單位介紹信、戶口遷移證和糧油關係轉移證及商品供應關係證明。戶口製度是榨取農民的弊政之一，至今仍沒有完全廢除。
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簡稱，文革中許多重要社論都是以此署名，有專門的寫作班子。
三個世界理論：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為第一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第二世界，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為第三世界。
1977年高考：高考時間為12月15日、16日兩天，這是新中國曆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舉行的高考。全國570萬從15歲到30多歲的考生報考，錄取26萬，其競爭之激烈被稱之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1978年，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1979年，468.5萬人參加高考，錄取28.4萬人，以後高考趨於正規。從1980年開始恢複研究生考試，77級大學生在1982年春上研究生，人數1萬人，其中1千人為出國預備生。
老三屆：文化大革命前的在學高中生，稱為老高一、老高二和老高三。由於大學停辦，許多人下鄉回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恢複高考後的77、78、79級學生中有不少老三屆的。筆者班上35人中就有老三屆4人、老初中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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