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升高中我上了北醫附中。這所學校是住宿製。住校是我夢寐以求的，終於可以遠離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家庭了。我很快就適應了住校的生活，還當了班裏的體育委員。除了上課時間，我幾乎都泡在操場上了，跑步、打球。‘風裏鍛煉，雨裏考驗，我們是一群展翅高飛的海燕，在波浪裏出沒，在碧空裏盤旋，練就了一身膽。。。’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首歌。我想當兵，成為一名革命戰士。小時候的當科學家的理想在我心裏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學校的政治空氣雖然沒有101中那麽濃厚，可是隨著人民日報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評三家村》，以及北大聶元梓等人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同學們已經無心上課了。 1966年6月2日，我們湧出了校門。教導主任在校門口勸同學們回教室上課，哪裏擋得住。這之後的幾個月令人眼花繚亂。大學的校園裏，大字報鋪天蓋地，一開始大字報都是指向大學的校黨委，但突然風向一轉，反黨委的被指責為新右派。接著是劉少奇派的工作組進駐了大學和中學，所有的學生都被招回學校政治學習。沒過幾天，工作組撤走了，中學的領導權落到了新成立的由革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手中。我們學校紅衛兵的頭頭是我們班的團支書H。H和她的同伴們都穿上了舊軍裝，左臂上戴了個紅袖章，在教室門口貼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造反有理”的對聯，宣布凡是出身不好的同學都不得隨便離校。他們輪番圍鬥我們班的幾個出身不好的團員，逼他們退出共青團。我雖然不算是黑五類出身，可是父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也被視為狗崽子。我們被圈在教室裏反省。H把我們召集在一起，讓我們逐個發言揭發自己的父母親有什麽反動言行。也就是說，我必須在革命理想和親情之間作選擇。這種煎熬使我徹夜難眠。革命的信仰在我的心目中是神聖的，為了信仰隻能犧牲親情了。我想到家裏有一個從美國帶回來的短波收音機，父親經常收聽短波的英文播音。啊，這是收聽敵台！我的心猛烈地跳起來，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我決定在第二天的揭發會上把這件事說出來。開會了，輪到我了。我站起來，心劇烈地跳動。我發言了，可是沒有說出聽‘敵台’的事。那一刹那我改口了，說了一些不疼不癢的事情，比如父親有很多國民黨時期的郵票，上麵有國民黨的旗。我知道輕重，在關鍵時刻我選擇了親情。

後來紅衛兵對我們這些狗崽子失去了興趣，他們的鬥爭目標轉移到了老師身上。很多老師被剃了陰陽頭，遭到毒打。聽到一聲聲的慘叫，令人毛骨悚然。我很迷茫。文革開始的時候我曾激動萬分，以為自己很幸運，趕上了一場大革命，可是沒有想到革命竟是如此的血腥。到了8月份，紅衛兵走上了街頭。慘烈的抄家開始了。我沒有看到抄家的情景，但看到紅衛兵抄家回到學校，個個手裏都拿著粗粗的皮帶，帶回來很多的‘戰利品’。8月18號，紅衛兵在天安門得到了毛主席的檢閱，他們的革命行動得到了讚揚。

紅八月的風暴也刮到了科學院。許多歸國的科學家被斥為反動學術權威，關進了牛棚，備受淩辱。這段時間我一直都沒能回家，很耽心父母。有一天我終於回家看了看，家裏被抄過了，來的是北大附中的紅衛兵。他們把我們家翻了個底朝天，幸虧在紅衛兵來抄家之前父母已經把那些‘反動’郵票和一切可能被視為反動的書和其他東西，包括我珍愛的一箱子小人書，都燒掉了，所以安全過關。父母親都躲過了批鬥風潮。父親在文革發生之前剛剛調動了工作，離開科學院到大學教書，新單位的人對他不熟悉。父親原單位的同事後來告訴他，幸虧父親調走了，否則肯定首當其衝被批鬥，因為父親在單位裏喜歡提意見，不太安分。母親單位的造反派頭頭是個工人，文革前得到過母親的關照。在他的保護下母親也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可是，我的舅舅出事了。舅舅留學蘇聯，回國後在科學院地理所從事土壤改良的研究，成績斐然。因寫大字報時不小心把叉叉打錯了行，打在了毛澤東思想上麵，他被打成反革命，經受不住折磨自殺了。

聽到舅舅的死訊，我在震驚難過之餘很後怕，慶幸自己沒有把父親聽‘敵台’的事情講出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啊。經過紅色恐怖，對父母的思念愈發強烈。記得11月份的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回家整理了行裝去參加大串聯。因為公共汽車不通，父親騎著自行車把我從中關村一直帶到了火車站。當我望著離去的父親的背影，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此刻我發現自己是多麽愛父親！

文革大串聯時我和幾個同學一起去了延安。乘火車是免費的，這是我保留下來的一張車票（正麵和背麵）。延安之行給我的深刻印象是陝北的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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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50年代小海歸的自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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