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城各位網友，不知還有多少人記得鄙人“房崇”？
從2009年到2013年，我在文學城活躍了四年左右，寫過博客網文約三百篇，在論壇和博客兩邊獲得點擊近千萬次，在兩個論壇當過版主，還曾經在文學城20周年征文活動中獲得唯一的大獎。那時我寫文章的內容，以房屋裝修為主，曾被譽為北美DIY裝修達人。過獎謬讚，愧不敢當。
但是從2013年以後，我就逐漸淡出隱退了。這是因為在那年大病了一場，後來年齒更增，也就刀槍入庫，退休賦閑了。我原來是個文人，寫文章是老本行。體力雖然衰退了，但自覺腦力尚健，不減當年，就把寫作又撿了起來。2018年和2020年，在中國國內出了兩本書。從2019年底開始，我又寫作了一部長篇紀實文學《紅學外史》。這書稿篇幅很長，分量很重，對我很重要，有此一書，此生不虛矣。
這本書的出版，在國內遇到困難。所以我於今年初決定，在北美自費出版。好在加拿大的國際書號（ISBN）可以免費獲取，而美國的self publashing行業是很成熟、很方便的。我的《紅學外史》已經於本月（2023年3月）成功出版，是上下兩冊，長達近70萬字，附圖片200餘幅，共厚800餘頁。現已可在美國的Barnes & Noble連鎖書店購買，其他途徑可能還要稍待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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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本人願回歸文學城，選擇拙著中的部分篇章連載。今天發表的第一篇，是我的自我介紹寫作過程的文章，寫於2021年3月。
我的疫情一年與紅學百年
——《紅學外史》定稿感言
利用一年的新冠疫情期間，我寫成了一本書，現定名《紅學外史》。
最開始產生靈感時，新冠還沒有降臨。2019年11月，我回國與大學同學聚會，暢遊廣西南寧和北海。於是產生了想法，要把我和老同學梁左在八十年代寫的與紅學有關的舊文加以整理，出一本集子，以紀念他以及我們的合作。因此讀了幾本近年的紅學書，讀到了周汝昌、馮其庸、李希凡各人的自傳，當年我與他們都有過交往，勾起往日回憶。忽然產生一個想法：何不在此基礎上寫一本關於紅學的紀實文學，我應該有這個條件。
開筆的時間是12月中旬，誰也想不到疫情已經在虎視眈眈，伺機而動。我能利用的資料，有自己陸續帶出來的二三十本書，其餘大量利用了網絡搜尋。當時想寫到一定程度，去多倫多大學的東亞圖書館查中文書，不夠就最後再回國查，補充資料。剛剛開了個頭，國內疫情的消息就傳來了。到2020年3月，本地疫情也日趨緊張，隻能在家中自我封閉，去圖書館查紙質書變為不可能。
我要寫的是百年紅學史，不正麵寫紅學，卻寫紅學界的人物和他們所經曆的時代，故稱“外史”。在百年不遇的疫情裏，寫紅學百年，仿佛更增添了悲情的元素，悲壯的背景。從一開頭的蔡元培、胡適，中經俞平伯、周汝昌，到大結局的李希凡、馮其庸，他們都不曾經曆過如此規模的大疫情（周、李、馮雖身曆了2003年的“非典”，但其嚴重程度、擴散範圍和持續時間完全不能相比）。因為我寫的不是學術論文，而是非虛構文學，要求細節生動，性格鮮明，把人物寫活。這樣，我就仿佛是把這些人物又請回人間，與我共度疫情期間。我體會著他們的悲歡，他們破解著我的寂寞。
既身在海外，又適逢疫情，二者的重疊加重了我查閱資料的困難。我又在網上買了十幾本電子書，托朋友帶來兩本紙質書。主要靠著網絡，居然寫成了。感謝如今的通訊技術，把百年紅學史上的人物送到我的身邊和眼前。
以下的細節，像電影一樣一幕幕在我眼前展開，栩栩如生：1927年5月下旬，學者胡適從海外歸來，在上海的滄州飯店裏，展閱胡星垣求售甲戌本的信，卻不感興趣，拋在一邊。1949年1月北平圍城期間，學生周汝昌在東四七條借寓的東屋，迎進身穿禮服呢水獺領大衣的老人陶洙，陶先生談起忽隱忽現的曹雪芹小像，隨手畫出草圖。1954年9月，尚寂寂無名的李希凡和藍翎，興奮地連夜為《人民日報》改寫批俞文章，在鼓樓旁中學的小屋中突遇停電，摸黑買來一包蠟燭，同時點亮兩根，奮戰通宵。1963年8月在故宮文華殿，陳毅副總理不顧暑熱，脫下西裝再敞開襯衫紐扣，舉起放大鏡觀察一枚“脂硯”。1969年12月，在河南息縣東嶽鎮外的曠野上，天已昏黑，冷雨霖霖，泥濘似膠，70歲的俞平伯歪歪扭扭，踽踽獨行。1970年9月，編輯周汝昌坐在空蕩蕩的人文社三樓塵封的房間內，展開煙盒紙，寫下一首他替曹雪芹代作的“佚詩”。1974年秋天，中年馮其庸從香山半腰的寫作組駐地宏光寺迤邐走下山來，到山腳的正白旗村39號看傳聞中的“曹雪芹故居”。2005年歲末，作家劉心武在他家附近一個茶寮裏接受中央電視台的訪談，突然大怒，推案離席，說“我不錄了！”......
如此情景，難以盡數。這些細節，體現著紅學人物的性格，也折射出時代大背景的底色。在我隔離隱居的鬥室內，仿佛“談笑有鴻儒”。
我在寫作中，還曾遇到不同素材來源的史實或觀點衝突，孰真孰假，我聽信誰的？這就必須深入研究，作出合理的判斷，無意中獲得了自己的學術創見。試舉三例。
其一，《石頭記》庚辰本在1949年被燕京大學圖書館購藏，經手人魏廣洲在回憶文章中清楚地記錄，是經鄭振鐸介紹，十多天後於5月5日完成。但是據鄭振鐸日記，他參加新中國代表團去捷克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會，3月29日至5月25日不在北京，不可能參預其事。有人據此否定魏廣洲的全部回憶，指為說謊。而我的判斷是，魏廣洲說法可信，但他在30多年後回憶時錯後了一個月，魏在六國飯店見鄭振鐸應在3月23日左右，售書完成是在4月5日，問題便迎刃而解。
其二，1954年春天，李希凡、藍翎是因何起意，在何時決定要合寫文章批判俞平伯？在1992年的一次訪談中，李希凡提到是春假第二天，與藍翎在中山公園閱報欄前，看到《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版上一篇俞平伯的文章而引起。事實上，那年3月1日有俞平伯一篇文章，在3月15日發表了王佩璋文章。3月1日李、藍還不可能看到俞平伯發表在《新建設》三期上的《紅樓夢簡論》，而藍翎也證實是在3月中旬。《紅學：1954》一書的作者孫玉明認為，李、藍兩人是受王佩璋的啟發而決定作文，並且在1999年當麵向李希凡核實，李連說：“對對對”。我認為孫的推測合理，雖然不必過分強調。李希凡在2012年寫作自傳時，不再提起這個細節；到2016年又明文否定他們曾受到王佩璋任何影響。我認為，李希凡在65歲時的回憶基本上可信，在72歲時修正確認。對他在年近九旬時的矢口否認，就不必認真看待了。可能因年老失憶，也可能是某種思維慣性使他的記憶發生了傾斜，掩蓋了真相。
第三個例子是聶紺弩贈周汝昌詩：“客不催租亦敗吟，出門始解早春深。兼旬走筆足紅意，半晌坐花心綠陰。山鳥可呼杯底語，我書恨待卷中尋。不知榆葉梅誰似，漫擬迎探薛史林。”對於此詩的含義，周家、擁周派與反周派有完全南轅北轍的解釋，甚至連作詩的時間也發生了20年的差距。為周汝昌作傳的弟子梁歸智估計此詩寫於1957年以前；討周勇士沈治鈞則認為作於1977至1979年。而我根據過硬的材料，斷定此詩寫於1963年春天，隻有這時，聶紺弩才既有閑暇和雅興，也有體力和事由去登香山，對花飲酒讀書，而或早或晚都不可能。我並進一步考出，所謂“客不催租亦敗吟”的具體含義，與1963年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此詩於1979年公開發表，意思卻是對周汝昌偽造“佚詩”的諷喻批評了。我的書中，分別在兩篇裏對此有所評述。
既然我有了自己的見解，與紅學“大師”和“泰鬥”們相處，便進入了有我之境，不必仰觀拜伏了。在我的心目中，我與前輩紅學家們是平等的，為他們寫照，為他們記錄悲歡和功業，盡量不臧不否，偶爾略抒己見。
我用了半年時間，在6月10日寫完了初稿。之後一邊聯係出版，一邊又反複修改打磨，書長53萬餘字，為期超過一年。回想1921年，俞平伯和顧頡剛以通信“劇談《紅樓》為消夏神方”，並隨後產生了《紅樓夢辨》；那麽99年後的我以寫書記紅為避疫良藥，也很值得慶幸。我閉門寫作，遍訪百年來的紅學家。任憑疫情在門外逞凶，猖獗致命，在我心目中卻為紅學家們起死回生，我與他們共曆悲歡，同發歌哭。在與他們的交流中，我的學問獲得提高，精神經受洗禮。我有紅學家們的陪伴，我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成就感，所以在隔離避疫中毫不感覺寂寞孤獨。歎什麽因疫情不能旅遊？我的寫作不僅空間沒有阻隔，時間也能穿越，恰恰是在這一年多裏，我完成了一次人生之逆旅，我享受這一次臥遊的紅學百年之旅。
就在前幾天，2月24日，是胡適逝世59周年紀念日。他號稱享年72歲，這是按中國人傳統上的虛歲，胡適實際上隻活了70歲零兩個月零7天（1891.12.17-1962.2.24)。當完成這個簡單的算術題時，我悚然一驚，因為這恰好是我現在的準確年齡，不禁亦悲亦喜。悲的是人生遲暮，至這個歲數才寫出一本令自己滿意的書。喜的是我的身體還可以，頭腦尚健全，迎來了自己寫作的第二春，比胡先生幸運。我的第一春是30多歲時在《人民日報》，後因出國謀生，蹉跎了30年，近年退休後才重操文人舊業。這本書，既是我安度大疫的紀念品，也是送給自己的70歲禮物。
馬上要迎來又一個紀念日，那就是1921年3月27日，胡適寫完了《紅樓夢考證》的初稿，寄上海亞東出版社發排，作為新版《紅樓夢》的序言。由此開創了新紅學，到現在是整整一百年。我的書在這時寫出，今年內出版，可算是生逢其時，很有紀念意義。一年多以前我剛開始寫的時候，就想到了這一點，現在終於趕上了百年紀念，這是我的又一個幸運。
（注：此書當時已與香港某出版社簽約，計劃在2021年年內出版。但由於不可抗拒的客觀原因，終未能出版，遺憾解約。所以當時我寫在此處的感謝出版社的一段文字，隻得刪除。）
直到現在，我身邊疫情的威脅也沒有解除，還在閉關自我隔離中。疫情畢竟隻是一年間事，現在曙光已現，最多不超過兩年。而紅學百年，則更長遠，更宏觀，更有曆史人物值得紀念，更有曆史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紅學外史》這本書，在疫情一年中寫成，願為紅學百年立此存照。疫情即將過去，曆史仍必前行。
202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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