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親愛的朋友,c我認為但丁偉大,但是他的背後是幾個世紀的文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經過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積累起來的財富。這些事全部隱藏得比我們想象的要深。
——歌德,1828年10月
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所有這一切蘊涵著這樣一個道理:為了做某事你必須成為某人。我認為但丁偉大,但是他的背後是幾個世紀的文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經過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積累起來的財富。這些事全部隱藏得比我們想象的要深。
一位旅行者抵達18世紀的法蘭克福,當他越過通往法赫特門的薩克森豪斯大橋時,幾乎不可能錯過反猶宣傳畫“Judensau”——該詞意即“猶太人的母豬”(見圖1?1)。畫在牆上的這幅畫內容猥褻,它描繪的是一群猶太人在一頭凶惡的母豬麵前——或身下和身後——做著汙穢的事。其中一人吮吸著母豬的乳汁,另一個人(身著希伯來長袍)抓著母豬的尾巴,讓第三個人(也是一個希伯來人)吃它的排泄物。“猶太惡魔”則在一旁滿意地看著。如果旅行者再往上看,他還能看到第二幅更讓人覺得反胃的圖像:畫麵中,一個死嬰張著雙臂,身上布滿了刀傷,身體下方是9支短劍。“在1475年濯足節星期四的這一天,”圖上的文字說,“隻有兩歲的可憐小西蒙被猶太人殺害”——這是“特倫特的西蒙案件”的一個“解釋”,西蒙據稱死於“殘忍的謀殺”;這一傳說借此抨擊猶太人謀殺異教徒的孩子隻是為了將他們的鮮血放進未發酵的麵包中。
這類帶有反猶色彩的圖畫並不罕見:猶太人崇拜豬的情形能夠在許多木雕以及印刷品中見到,而時間則可以追溯到14世紀,而殘忍謀殺的故事在德國流傳開來則是在15世紀。而讓法蘭克福的圖畫變得與眾不同——至少在這個城市最傑出的人物約翰內斯•沃爾夫岡•歌德看來——是因為,它們“並不是個人仇恨的產物,而是作為一個公共紀念物出現的”。猶太人、母豬以及死嬰都是官方核準的標誌,它們由長久以來對城鎮中猶太人的敵對傳統積澱而成。
有關法蘭克福第一個猶太人社區的首次曆史記錄出現在12世紀中葉,當時的人口在100~200人之間。它的曆史也是一部蒙難史,猶太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受到異教徒迫害。1241年,法蘭克福3/4的猶太人在所謂的“猶太戰爭”中被屠殺。在隨後的數十年中,猶太社區憑借猶太人的努力得以重建,但是就在一個世紀之後,在1349年,同樣的情形再次出現。在這兩起事件中,謠言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第一次“戰役”中, 人們擔心猶太人與蒙古人串通一氣;第二次則是一些苦修者散布謠言稱猶太人將會把瘟疫帶進城裏。
不過,猶太人仍然存在於世界範圍內,也說明了為何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他在1236年宣布猶太人“是我們忠實的傭人和奴仆”以及各市政廳傾向於鼓勵猶太人定居下來的原因。因為猶太人是稅收以及貸款的來源(猶太人當時可以不受禁止發放高利貸等法律規定的約束),官方向他們提供“保護”以及有限的優勢來換取現金。不過,保護和限製一直是並存的。1458年,在腓特烈三世的命令下,猶太人被集中到一個特定的“猶太人聚居區”(ghetto,該詞來自於意大利語中的borghetto一詞,意即郊區):這是城市東北邊緣地區的一條狹長的街道,街道兩邊都建有大門。對於生活在這裏的110名猶太人來說,在所謂“猶太街”裏的監牢般的生活意味著一個“新埃及”。另一方麵,外界一直存在的暴力威脅也讓猶太人聚居區帶有一點避難聖地的色彩。不過,1504年的殘忍謀殺指責以及5年後試圖宣布“猶太人為異教徒”的陰謀警示人們,猶太街的地位極其微弱;到1537年時,猶太街的人口構成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路德教徒占據了大多數人口,而他們對猶太人存在固有的敵意。猶太街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提供了某種形式的避難所;1542~1610年期間,它的人口數量增長為400~1 380之間(人口增長與荷蘭的胡格諾教徒移居到法蘭克福是相對應的)。這些新興人口的流入所導致或與之相應的經濟與社會緊張狀態觸發了公眾反對猶太街的大規模暴力活動:“菲特米爾茨暴亂”,這場暴亂因其領導者文岑茨•菲特米爾茨而得名,菲特米爾茨當時是一個店主。不過這次暴亂並沒有出現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情形(猶太人被驅逐出城區),而且沒過多久,帝國軍隊就平息了暴亂。菲特米爾茨和其他暴亂的領導人被處以絞刑,猶太人重返家園,他們是皇帝“庇護”的人,其地位得到了再次確認。
在實際生活中,與之前一樣,“保護”意味著額外的鐵腕管製,其管理細節由斯塔提格凱特議會設定,這部法規每年會在主要的猶太人教堂宣讀。直到18世紀末期仍有法律效力,這期間,猶太人人口被嚴格限製在500個家庭;每年的婚禮數量隻能有12個,結婚年齡固定為25歲。每年從外部進入猶太街定居的人不能超過兩人。猶太人被禁止從事農場業或者交易武器、調味料、酒和穀物。他們被禁止在猶太街之外的地方生活,而且直到1726年,猶太人必須每時每刻都要佩戴區別身份的飾物(男人佩戴兩個同心黃色戒指,女人佩戴有條紋的麵紗)。猶太人每天晚上、星期天以及基督教節日期間,隻能在自己的社區裏活動;其他時間,他們被禁止兩人以上結伴在城中行走。他們還不得進入公園、旅館、咖啡店,同時也不得在城中風景秀麗的道路上散步,他們甚至不能接近城中古老的大教堂,進入官廳時也隻能從後門進去。猶太人隻能在規定的時間內,才能被獲準進入城裏的市場,而且不得碰市場裏的蔬菜和水果。如果一個猶太人出現在法庭,他需要宣讀一份特別的誓言,誓言提醒在場的所有人“上帝對遭受詛咒的猶太人所施加的懲罰和咒罵”。如果一個猶太人在街上聽到“猶太人,本分點!”,他必須——即使發號施令的隻是一個孩子——脫下自己的帽子,然後站到一邊。如果他偶爾去法蘭克福城外,也需要一個特別通行證。進城時,他需要支付是異教徒兩倍的費用。為了回報這些所謂的“保護”,每個猶太人還需要繳納費用稅(或者是人頭稅)。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法蘭克福猶太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是在高牆和大門之內的猶太街中度過的。今天,這個監獄般的街道已經不複存在。僅有的幾所房子在19世紀中期被法蘭克福政府拆除,剩下的一點點殘跡也在1944年5月美軍的轟炸中被夷平。不過,這條古老街道的一部分牆基最近被發掘出來,這些遺跡至少能讓人聯想到當時猶太街中極為局促的生活狀況。從北部的博恩海姆門到南部的猶太人公墓,隻有1/4英裏長,寬度不超過12英尺——有些地方甚至少於10英尺。即使一開始這個地方劃為猶太人居住區,相對於隻有100人多一點點的猶太人群體,街道也顯得非常擁擠了;而到1711年時,生活在這裏的人數量不少於3 024人。在如此局促的地方安置所有人口,需要極為高超的建築技巧:房屋隻有8英尺寬,建為4層,在每一排房屋後麵再蓋另一排房屋。這樣的建築結構也使得火災變得異常危險——實際上,整個猶太街曾經在1711年、1721年以及1774年毀於大火。這也意味著這裏的生活既高貴又貧賤:高貴是因為對房屋的需求遠遠多過了供給,因此在猶太街北部的一個4居室房屋的價格與歌德父親在格拉澤•希爾施格拉本有24個房間別墅的價格一樣;貧賤是因為衛生設施、光線和新鮮空氣的匱乏讓生命的期望值縮減了很多。在18世紀80年代,據估計,猶太人的平均死亡率比異教徒要高出58%。1795年一個旅行者覺察到“法蘭克福猶太人中的大部分人看起來像是行屍走肉,即使那些正處在青春年紀的人也不例外……他們麵如土色的容貌也將他們與其他極為絕望的居民區別開來”。後來,在部分高牆被拆除後,一些諸如安東•博格這樣的藝術家某種程度上浪漫化了猶太街;實際上,它變成了吸引維多利亞臣民旅遊的一個地方(查爾斯•格雷維爾以及喬治•埃利奧特就是英國旅遊者中的成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給年輕的歌德留下了極為震撼的印象,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地獄般的貧民窟:
空間狹窄,灰土飛揚,人群擁擠,各種刺耳的說話聲音——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一幅讓人極不舒服的畫麵,即使對一個隻是從大門旁路過、向裏麵掃了一眼的人來說,也會有同樣的感覺。我猶豫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敢獨自一人進去那裏,而且從洶湧人流中逃出來之後,我還沒做好重返那裏的準備;那裏的所有人都會拉住你,不厭其煩地推銷或求購東西。
對猶太街更為熟悉的一個人是詩人路德維格•伯爾納,他就在那裏長大,生活的時間是18世紀80~90年代,他當時的名字是尤達•勒夫•巴魯赫。他回顧那段經曆時,帶有的不是一種懷舊的情感,而是非常憤怒的情緒,他記得:
那是一個狹長陰暗的監牢,18世紀最明亮的光線都不能夠刺透它的黑暗……橫亙在我們前麵的是一條望不到頭的長街,但我們身邊有的隻是一點點的空間,以保證希望降臨時,我們能夠轉過身來。我們頭頂上不再是太陽展現出無邊力量的天空;人們看不到天空,隻看到陽光。身邊的每個地方都散發著一種極其難聞的氣味,用來保護我們避免感染疾病的衣服同時也是賺取同情眼淚的道具,而且還能掩蓋住圍觀的猶太人眼裏的幽怨笑容。我們在汙穢物中艱難跋涉,放慢了腳步,也使得自己有了環顧四周的時間。我們每走一步都非常輕而小心,以免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溝裏玩耍、在汙穢物中爬來爬去的孩子就像是糞堆上孵化的寄生蟲一樣。誰不願意遷就這些隻有一點點玩耍心願的小孩子?如果一個人認為兒時的玩耍就是現實生活的寫照,那麽這些兒童的搖籃就一定是所有鼓勵、所有健康、所有生命歡樂的墳墓。你擔心這些塔一樣的房子會倒下來砸著我們?哦,根本不用擔心。它們經過了仔細的加固,就如關押叫聲清脆的鳥兒的鳥籠,坐落在永恒咒怨的基石之上;它們由貪婪的勤奮之手建成,抹牆的白灰裏摻雜著奴隸的汗水。別再擔憂,它們非常結實,永遠也不會倒。
就如伯爾納評述的那樣,即使在所謂的“開明”時期,當其他德國城市放鬆了對猶太人的限製時,法蘭克福卻依然我行我素,拒絕執行約瑟夫二世的“寬容公告”(1782年),並且查抄埃弗賴姆•萊辛同情猶太人的話劇《智者內森》。猶太社區1769年以及1784年發起請願活動,希望被允許在星期天離開自己的社區,他們的要求遭到了拒絕,理由是“試圖獲得與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與之前一樣,此類政策某些程度上是異教徒城市居民向當地議會施加壓力的結果。尤為典型的是,1788年,一個猶太數學教師獲得允許,可以在猶太街外生活和教學。隨即,要求撤回他執教資格的呼聲甚囂塵上。而1795年,一名猶太醫生(在社區外執業)的請求則遭到了斷然拒絕。這些基本上出於同樣的原因——7個著名猶太商人在一封聯名信中明確提到了這些原因——有關猶太人在節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區外行走的?定在1787年並沒有出現什麽鬆動,甚至更為嚴格了,因為此時推出了一種極為複雜的身份證製度:
作為人類,每個猶太人擁有與別人相同的權利,要求其元首提供保護也是正當的。不幸的是,較低層次的階層仍然束縛於他們父輩的偏見之中,即懷疑猶太人是否與他們一樣是人類。他們用各種方法虐待猶太人,許多老年人似乎很樂意看到自己的兒子虐待猶太人。士兵們甚至也卷進了這種迫害潮流之中。他們會利用新製度作為各種迫害行動的手段嗎?是的,他們以猶太人的衣著、發型、胡須等方麵最為細小的差異為借口,在猶太街的大門口實行最為嚴厲的檢查。隻要發現最細小的差異,他們就逮捕這個猶太人,然後像對待竊賊一樣把他押到兵營裏去。
這種固執的歧視不僅僅是因為祖上的偏見。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異教徒的商業團體固有的擔憂,他們害怕獲得自由的猶太人會給他們帶來經濟上的挑戰。像猶太街這樣的貧民窟也能出現數學教師和醫生的事實,揭示了猶太文化的一些重要事實:它並不像外界看起來那麽封閉。歌德鼓起勇氣進入猶太街時,他發現猶太人“也是人類,勤奮而且樂於助人,而且不得不崇敬有些看似頑固的習俗,通過這些將自己與傳統聯係在一起”。盡管——可能部分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艱難,但法蘭克福猶太人從文化上來說根本不是一個低等階層。
當然,猶太街的文化對於像歌德這樣的異教徒來說是陌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宗教文化,生活的節奏仍然由宗教法典《哈拉卡》主導著。每天早晨和傍晚,男人們都會在“敲門人”(他用一個錘子敲每家的門)的召集下在教堂裏做禱告。根據一個英國旅行者回憶,安息日“在他們的祈禱書中是用非常美妙的詞語描述的,‘一位新娘’以及她的歡迎方式,一周接著一周,這是種婚禮般的儀式。潔白的衣服鋪在地上,燈也被一一點亮向她表示敬意。再破舊的住處也籠罩著一層節日的氣氛”。按照當時的標準來看,這條小巷中3個初級學校以及希伯來語大學的教育是比較保守的。孩子們學習閱讀《聖經•舊約》的前五卷(Torah),這是摩西教育法的基礎;然後學習賴希(Rashi)評論;最後是猶太法典,這是有關宗教儀式規則的希伯來語評論和辯論集。猶太街有自己的消防站和醫院,有自己的墓地以及向窮人提供幫助的誌願機構。
盡管猶太街被高牆圍困,盡管猶太啟蒙運動對其產生的衝擊有限(相對於柏林地區來說),但是它的文化遠不是孤島式的。盡管異教徒有時嘲笑他們說話的方式,海因裏希•海涅後來堅稱法蘭克福的猶太人說的“不是別的,就是法蘭克福當地語言,被圍困的人講起來與那些自由的人一樣好”。這種說法有一點誇張,但是這種誇張能夠被理解。那些猶太人確實努力保證自己獲得相對好的宗教教育——如上麵提到的醫生——他們所講、所讀以及所寫的是“高地德語”。但是,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殘存的信件證實他是一個粗懂語法,而且經常不遵循語法的德國人,字裏行間摻雜著希伯來語;他寫信給幾個兒子時,使用的是希伯來字母,幾個兄弟之間通信時也是如此。不過,猶太街裏的“猶太德語”並不是波蘭以及俄羅斯猶太城鎮的“亞地西語”(Yaddish,一種猶太語言);而且法蘭克福的許多異教徒商人寫信時十有八九也不遵從語法要求。當法蘭克福的猶太人離開猶太街做生意時——去那些最能夠接納他們的街道——他們與異教徒商人之間不存在難以克服的語言障礙。
與18世紀大多數德國城鎮比起來,法蘭克福更像是一個商人城市。它位於幾條主要貿易路線的交匯處,即連接著南德意誌(斯特拉斯堡、 烏爾姆、奧格斯堡以及紐倫堡)城鎮與北德意誌(漢堡、不來梅和呂貝克)漢撒港口的貿易路線;連接德國與大西洋沿岸、波羅的海沿岸以及近東經濟實體的貿易路線。法蘭克福的繁榮與每年兩次的貿易會密切相關,即自中世紀以來便在此舉行的春季和秋季貿易會。而且由於在歐洲流通著大量的貨幣(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期),這個城市的商業很自然地與銀行業聯係在一起,尤其是貨幣兌換以及票據經紀(由更為複雜的交易帶來的借據買賣)。此外——某種意義上更為重要的是——法蘭克福充當著王子、貴族以及德國各公國統治者的金融中心角色。他們的土地收入和其他收入(租金、稅收等)以及他們的開支(豪華住宅、園藝以及娛樂)使得這些統治者成為工業化之前德國經濟中最大的顧客,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比當時的英國統治階層“窮”了不少。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人支出通常超過其收入,這為德國銀行家帶來了利潤豐厚但同時存在風險的賺錢機會。
1800年之前,在為統治階層服務這個領域,最為成功的公司是西蒙•莫裏茨以及約翰•菲利普•貝特曼創立的公司,他們從阿姆斯特丹引進了“次等債券”體係。按照這個製度,一筆大的貸款可以分割成更具管理性的小筆貸款,然後向更多的投資者發售。一宗典型的交易是1778年貝特曼兄弟公司提供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2萬古爾登(約為2 000英鎊)的貸款,他們以20份、每份1 000古爾登的債券形式出售給投資者,然後將出售債券獲得的現金——扣除相應的手續費——提供給維也納財政部,從而確保債券持有人從維也納獲得合理的利息。在1754~1778年間,貝特曼兄弟公司貸出的款項總額接近200萬古爾登,而在隨後的5年中,他們貸出了超過54筆貸款,總額接近3 000萬古爾登。法蘭克福其他銀行家也參與到相同的行業當中,最著名的一個人便是雅各布•弗裏德裏希•貢塔德。
貝特曼與貢塔德都不是猶太人。不過,到18世紀末期,毫無疑問的,猶太人已被認為是最精明的生意人,尤其在錢幣兌換和各種借貸業務領域更是如此。盡管對這一主題的學術研究已經超過了1個世紀,但是要明確地說明個中原因仍然很困難。猶太人相對於異教徒金融家的一個優勢可能間接來源於他們的教育體係。
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曾經回憶說,“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商人,但是我做生意沒什麽組織性,因為我還是一個學生(學習猶太法典),沒學過任何(有關商業的)東西。”當需要創建信用網絡時,一個結構嚴密的“外部”組織會員資格可能會帶來幫助,而且可能存在著某種發源於猶太教的商業品德。不過這些也能夠被與其他少數宗教族裔畫上等號,就如馬科斯•韋伯所做的那樣,他牽強附會地將“新教道德”與猶太人“(凡事都以)政治和投機為起點……是賤民資本主義”進行了對比。猶太人為何精於金融這個問題,最不讓人覺得反感的答案是:當時絕大多數經濟領域是不對猶太人開放的,猶太人沒有什麽選擇,隻能專攻商業和金融。與此同時,這兩個領域裏的異教徒競爭對手似乎傾向於誇大自己生意麵臨的“猶太人威脅”。法蘭克福非猶太銀行家的抱怨最早可以追溯到1685年,他們聲稱“猶太人從他們手裏搶走了票據交易”——這一聲明直接導致了一項禁令的產生:猶太人被禁止進入股票交易所。12年後,法蘭克福議會試圖阻止猶太人在法赫大街上租用倉庫,這也並不是議會的最後一次反猶嚐試。
此類衝突?著名的一個事例是圍繞約瑟夫•祖斯-奧本海姆的角色展開的,奧本海姆從符騰堡卡爾•亞曆山大公爵的“現場猶太人”升到了權力更大的樞密顧問官。1733年,他成為駐法蘭克福特使,他的特權地位使得他可以居住在猶太街以外的金天鵝旅館裏,那裏非常舒服。4年後,奧本海姆被處死,罪名是攫取的政治權力過大,已威脅到了符騰堡權貴的地位。奧本海姆盡管成了後來反猶傳說“猶太人祖斯”的原型,但是他仍舊是最著名的“宮廷猶太人”。到18世紀中葉,法蘭克福的猶太人擔當著諸多選邦國和機構的“代理人”:巴拉丁領地、美因茨選帝侯國、黑森-達姆施塔特公國、普魯士王國、維也納帝國法庭以及黑森-卡塞爾和薩克遜-魏瑪。如洛•貝爾•伊薩克1755年當上拿騷-薩爾布魯根王子的全權代理人,戴維•邁耶•卡普爾也在差不多在同時成為了帝國法庭的代理人並挑戰卡恩家族的統治地位。這些人在猶太街裏形成了一個富有、享有特權的精英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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