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按語】複旦大學經濟學教授韋森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三個基本觀點：（1）近年來中國普放高利貸，是違反市場化運作邏輯的貨幣政策的必然結果：央行把控製貨幣供給的大型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到21.5%的曆史高位，而把調節貨幣需求的基準利率人為壓得過低，導致貨幣市場供求嚴重失衡。全國信貸規模“失控”和利率“失序”，乃至全國各地普放高利貸，是這一扭曲的貨幣政策的必然產物。（2）央行對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所交存的16.5萬億左右的法準金隻支付1.62%的利息，而商業銀行則反過來為這部分法準金向儲戶支付3.5%的年利息（一年期存款），造成中國商業銀行要向央行“倒掛”約3000億元的“負利息”。這實際上觸及到了央行貨幣政策的憲政合法性問題。（3）據央行發布的宏觀數據估算，目前中國經濟體係內大約存在10萬億元的“信貸泡沫”。這表明中國經濟中隱含著金融體係突然失靈甚至斷裂的巨大風險。在目前CPI已趨下行的宏觀格局中，降低商業銀行法準金率，保持利率不變甚至提高基準利率，勢在當行。
近一兩年以來，民間借貸在神州大地迅猛發展，勢頭之猛、範圍之廣，不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前所未有，即使就近代中國乃至傳統中華帝國而言，也實屬罕見。根據中金公司和其他研究機構的數據，截止2011年第二季度，全國的表外信貸總額約高達12萬億元，為目前全國信貸總額的21.5％，其中民間借貸約4萬億，占全國貸款總額的8％（見圖表1）。如此巨量的表外信貸和民間借貸，一方麵折射出當前中國金融體係內部的紊亂局麵，另一方麵也反映了現有製度安排下中國宏觀和微觀經濟的潛在問題。若不推行進一步改革加以應對，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造成中國金融體係的突然斷裂乃至經濟的整體衰退。
“利率市場化”與“利率過度市場化”之惑
近年來中國民間信貸如此迅猛發展，是當今中國經濟社會體製下政府宏觀政策的一個必然結果。2008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以來，為應付外貿出口的急劇下降和宏觀經濟增速的下滑，中國政府於2008年下半年推出“四萬億刺激經濟計劃”，並隨之采取了極寬鬆的貨幣政策。在2009和2010兩年間，商業銀行信貸總額遽增22.5萬億（來自瑞銀的數據），廣義貨幣也隨之增加25.06萬億元。自2010年1月首度提高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來，為遏製CPI不斷上漲的趨勢，央行已連續5次提高基準利率， 12次提高法準金率，最後達到21.5％的高位。但是，今年1到9月份，中國商業銀行貸款總額又高達5.68萬億元，看來2011年全年超過7.5萬億元是完全可預期的。
圖1：各類影子銀行貸款占比
在如此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為什麽中國商業銀行貸款仍企高不下？
其原因主要在於，各級政府投資項目的攤子在“反危機時期”最大限度地鋪開，以致過去兩年全中國新開工的政府項目投資規模累計為GDP的1.2~1.3倍，而且，隨著“十二五”規劃的啟動和各地保障房的建設，商業銀行信貸很難降得下來。由於大量政府投資項目的資金絕大部分來自銀行貸款，隻有很少一部分來自政府財政支出，這意味著在未來兩、三年內，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很難出現實質性的壓縮。
然而，法準金被提高到21.5％（中小銀行為19.5％）高位，各商業銀行內部可貸資金必然極為短缺。地方政府和國有部門獲得新的貸款困難，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要獲得信貸資金就更難。結果，在有78萬多億元廣義貨幣的情況下，全國各地大麵積地出現了“錢荒”，各行各業均感到資金鏈吃緊，其中包括一些國有部門。譬如，受央行的緊縮貨幣政策以及7月溫州動車意外事故的雙重影響，主要靠銀行貸款的中國鐵路建設目前就大麵積地陷入資金短缺。不久前有消息說，中國鐵建單位被迫暫停了一萬多公裏的在建鐵路，停工、半停工和進展緩慢的項目已占到中國鐵路建設的70%。最近，媒體披露了中國中鐵隧道集團有限公司雲南段項目經理部借民間高利貸來墊資和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資。中國鐵建在建項目缺乏資金的嚴重程度，從中可見一斑。
在全國可貸資金大麵積短缺的情況下，盡管中國銀行係統的利率名義上還沒市場化，但在各經濟部門已經市場化且政府行為也已市場化運作的當今中國，實際貸款利率上浮，就是一個必然結果。據多種渠道獲得的信息，目前大部分商業銀行的貸款大都高於官方6.1％的貸款利率（半年期），有的甚至高於1.7倍的利率浮動上限。另外，農村信用社、各類委托貸款、委托信托、擔保公司、融資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紛紛加入各式放貸大軍，民間高利貸更是如火如荼。當今中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全國各地都在大放高利貸。
最近有不少調查研究發現，很多民營企業家不再做實業了，在前段時間股市低迷、房價撲朔迷離的情況下，也不再炒股、炒房，而是加入放高利貸大軍。也有消息稱，一些經營比較好的大型國有企業通過旗下財務公司、信托公司放貸，賺取息差。另外，由於各商業銀行已經把大絕部分儲蓄存款貸了出去，且很大一部分存款資金作為法定存款準備金交存了央行，導致各商業銀行內部可貸資金短缺。窘迫之下，各商業銀行拚命開發各種中間業務和“理財產品”，並同時開發各種“保值產品”，實際上加入了放貸大軍。結果，來自各種渠道的消息均表明，不但目前中國各地民間信貸的利率普遍超過20％（有的高達年息60～70％——甚至更高，為典型的“高利貸”），而且很多地區的農村信用社的實際貸款利率也在年息20％以上。這說明，盡管名義上中國的體製內利率仍沒有市場化，但實際上體製外利率已完全市場化了，甚至“過度市場化”到了一種“畸形的市場化”。
為什麽會在銀監會和央行的多重經常性金融監管下出現如此大麵積全國普放高利貸的現象？答案是，這是近幾年來中國扭曲的宏觀貨幣政策的一個必然結果。
法準金奇高 基準利率極低：高利貸主因
據中國央行最新發布的金融統計數據，2011年9月末，全國本外幣貸款餘額56.24萬億元。按9月末本外幣存款餘額81.03萬億元來計算，21.5％的法定準備金率（一些中小金融機構為19.5％，2011年下發央行209號文件又要求從9月份開始將保證金存款納入存款準備金的交存範圍，這將增加法準金0.94萬億元）意味著全國商業銀行約16.5萬億左右法定準備金交存到了央行。據有關專家測算，全國所有商業銀行目前大約也隻有2萬多億元資金可貸。在一個有40多萬億GDP、投資占GDP比重超過40％且主要依靠銀行間接融資的大國，隻有如此少的可貸資金“總盤子”，導致全國金融係統大範圍、大麵積“缺錢”，豈不是一個自然和必然的結果？於是，在當今中國出現了一個幾乎在人類曆史上罕見的怪現象：在80多萬億元銀行儲蓄和78萬多億“天量的”廣義貨幣下，中國竟然出現了大麵積“錢荒”！
從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說，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是央行調控貨幣供給的主要數量工具；而央行的基準利率，則是調控貨幣需求的主要手段。自2010年1月12日以來，為遏製不斷攀高的CPI，央行已提高法準金12次，到了21.5％曆史高位，然而，在全國商業銀行貸款規模企高不下、通脹節節攀升的宏觀格局中，卻基本維持了一個較低的基準利率。迄今為之，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準利率隻有3.5％（遠遠低於6％上下的通脹率）。央行把控製貨幣供給的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到曆史高位，而把調節貨幣需求的基準利率定得如此之低，即把貨幣供給“控得”如此之緊，而把貨幣需求“吊得”如此之高，結果自然是眼下中國金融和貨幣市場上極度不均衡，高利貸遍布全國。這正是極扭曲的反市場化運作的宏觀貨幣政策的一個必然結果。
央行為何把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到曆史高位而保持較低的基準利率？這是中外曆史上從來沒見過的宏觀經濟現象和政策組合。為何央行采取如此悖謬的貨幣政策？其中是否有央行自己的利益考量？
如果按2011年年初計算，央行有大約3.85萬億的央票，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的基準利率，央行就要多付300多億的央票利息（央行買賣央票必須“市場化操作”，如不得低於一年期存款利率，否則就賣不出去）。這300多億多付的央票利息，看來不是一個大數目，但相對於央行本身219.75億的自有資金，顯然又是個不小的數字。照此推理，如果基準利率增加兩個百分點，央行僅現有票據的利息就要增加7～8百億， 如果提高3個百分點，央行就要多支付上千億的利息。由此看來，背負著主要由於近些年對衝外匯占款而積存下來的巨額央票重負，顯然是央行不用利率這一市場化杠杆來調節貨幣需求的一個“難言之因”。
另外，央行一再提高法準金而加息次數甚少和加息幅度較小，從而保持這幾年中國的低利率（遠低於CPI），是否有保護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利益的考量？目前地方政府負債已超過10.7萬億（有的估算數字甚至高達14萬億），加上其他國有部門和國企（包括鐵路建設）的貸款，保守計算也有二十幾萬億。在此情況下，如果央行升息，會直接加重那些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和國有部門的還本付息。然而，不加息呢？在年通脹率約5.5%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僅為3.5%的實際存款負利率的情況下，如果再考慮全國商業銀行存款中約22萬億活期存款的利息隻有0.5％，全國儲戶少說每年要因儲蓄存款貶值而有2到3萬億的隱形“通脹稅”。——這難道公平嗎？
從全球看，盡管近兩年俄羅斯和巴西等國的CPI都比中國高，但是至少上述國家的銀行存款基準利率要高於CPI。這一事實，難道我們的決策層就沒有注意到？難道決策層在製定宏觀貨幣政策時，就沒有把數億百姓和企業儲戶存款的數萬億元“負利率”的貶值損失納入自己的考量範圍？
當然，有不少決策層的經濟學家曾推想，如果央行加息，在西方各國利率極低的情況下，會誘導更多國外熱錢流入，從而迫使央行被動對衝外匯占款而增加中國的基礎貨幣。實際上，這一擔心值得進一步推敲。在人民幣利率利息遠遠低於CPI上漲幅度的格局中，中國股市2010年以來“跌跌不休”，中國房市和房價的前景又撲朔迷離，在此情況下，說加息後會誘導國外熱錢流入中國來炒中外息差，如果說不是天方夜譚，也是很難說在邏輯上能成立。目前印度、俄羅斯、巴西等國在高通脹下銀行存款利率都超過8％，有的國家甚至超過10％，那國際遊資不是更應該考慮流入其他金磚國家去賺息差而不是流入中國？事實上，不少研究和各種渠道來的消息均表明，前一段時間國外熱錢持續流入中國，大部分既不是出於有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進來套利，也不是炒中國存款利率高於西方國家利率的息差，而較多是流入中國進行“短期融資”而進行“套高利”。依此邏輯來來分析，中國央行一方麵把貨幣供給控製得奇緊，另一方麵則一直保持低利率政策不變，導致中國大麵積地出現“錢荒”，致使高利貸的全國普遍化，才可能是前一段時間國外熱錢淨流入中國的根本原因。
央行的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製度的合法性與憲政問題
在反思央行把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得如此之高而把存款和貸款的基準利率壓得如此之低這種反市場化運作邏輯的宏觀政策時，可能還有一個事實被大多數國有和股份製商業銀行的人士所忽視了：央行要求各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強製交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實際上涉及到一種現代憲政民主政治意義上的合法性問題。
從商業銀行向央行交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合法性問題來看，在1995年通過並於2003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法》中，第23條第一款有央行“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按照規定的比例交存存款準備金”的規定。由此看來，在現有的政治體製和法律框架下，央行調高或降低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顯然沒有任何合法性問題。但是，這一條款，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一樣，顯然不是一個具有現代憲政民主政治精神的“周延性”條款。因為，這一條款，實際上隻是規定了央行有權要求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交存存款準備金，但交存多少，央行對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所交存的法定準備金要不要付利息，支付利息多少，以及如何保護商業銀行利益和權利，都沒有做任何說明和規定。這樣的銀行法，實際上就賦予了央行可任意提高或降低商業銀行準備金以及對交存的“法定準備金”要不要付 利息、付多貸高利息有完全的“行政自由裁量權”。這實際上也意味著，央行可以任意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基準利率以及任意決定買賣央票的無限製的行政權力。
在任何社會，如果一個機構或個人的權力不受任何約束和製衡，那將會有什麽結果？
法國啟蒙時期的哲學家孟德斯鳩（Charles L. de Montesquieu）在《論法的精神》中曾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從孟德斯鳩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政府及其機構掌門人的權力沒有任何限製，他會傾向於無限製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無限製的權力，就是絕對的權力。絕對的權力，除了絕對會產生腐敗外，往往也會產生人們無法預想的結果。即使權力的擁有者是完全無私如同“慈父”一般的人，他因不受約束和製衡製定的決策也可能是錯誤的，且不一定達致他自己預想的結果和目的。
現在看來，目前中國的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率太高，且從宏觀整體上看貨幣供給奇緊，貨幣需求過旺，恰恰是政府的貨幣決策層的行政自由裁量權不受任何約束的外在表現，也是這種政治製度安排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目前全國普放高利貸，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的利率扭曲的市場化，隻不過是決策層不受任何製衡任意提高法定準備金率、任意壓低基準利率這種極扭曲的貨幣政策的必然產物。
從這一邏輯推理，我們發現了一個極其悖謬但被絕大多數銀行界人士、經濟學家和社會各界忽略的荒唐現象：目前全國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交存在央行的約16.5萬億元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實際上存在著數千億的“利息倒掛”：按照央行網站公布的數據，目前商業銀行交存在央行的這筆巨額法定準備金，央行隻付1.62%的年利率，而儲戶存儲在商業銀行的存款，一年期定期存款要付3.5％的利率；三年期存款，要付5％的年息；而五年期的存款，利息則為5.5％。即使考慮到商業銀行對大約22萬億銀行活期存款的儲戶隻付0.5％的利率，但這顯然隻是9月末81.03萬億元本外幣存款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按3.5％的一年期存款基準利息中價來計算，僅央行要求各商業銀行所交存的約16.5萬億元的法定準備一項，每年各商業銀行就要“倒掛”（即付儲戶存款利率與央行法定準備金支付利息之差）1.88個百分點的息差。這實際上意味著所有商業銀行要“負虧”向央行“納貢”約3000億元。現在全國所有商業銀行的全部利潤，一年才多少？（根據《銀監會2010年報》，2010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實現稅後利潤為8991億元）。 不知中國商業銀行的行長們算沒算過這筆帳？這合理嗎？其合法性又在哪裏？
當然，從央行的角度來看，為16萬多億元商業銀行交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支付1.62％的低利息，也是出自央行作為一個“法人”的“腰包”，這顯然又可以看作是央行作為一個政府機構為控製宏觀貨幣供給所付出的代價和行政成本。即使如此，央行為什麽不反思：為什麽主要用商業銀行存款法定存款準備金和買賣央票這類反市場運行邏輯的數量工具來控製貨幣供給呢？為什麽不遵循市場運行的自然邏輯運用利率杠杆來平衡貨幣市場的供給與需求？
現在，我們甚至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近些年來中國決策層一直運用利率杠杆來調節貨幣市場的供給與需求，譬如，如果把央行貸款利率提高到8％或10％以上，地方政府和各類國有部門還敢像以前那樣幾乎不負任何責任地從銀行貸款，背負債務來發展本地經濟，興建一幢幢漂亮的政府大樓？中國的房價還會如此之高？由此看來，中國地方政府背負十幾萬億的銀行負債，中國城市的房價不斷攀高且企高不下，乃至目前全國普放高利貸，都是貨幣政策決策層這種人為控製貨幣供給的必然結果（也就是不斷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法準金且不斷為對衝外匯儲備增加而買入央票）！而另一方麵則不斷誘導和刺激貨幣需求（運用行政控製力量長期壓低銀行存貸款的基準利率）。難道中國的決策層就不應該考慮為背負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山”的央行“減負”和“解套”？
現在是到從根本層麵反思近幾年政府宏觀貨幣政策的時候了。目前，整個中國經濟社會已經市場化了。在各行各業（包括金融和貨幣銀行業）都已經市場化運作的中國，決策層任何有違市場運行邏輯的宏觀政策，非但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和效果，而且會不斷扭曲中國市場經濟的運行。長此下去，隻會令中國經濟的問題越積越多，改革越來越難，最後陷入一種尷尬的格局，即越來越依靠行政手段來調控中國經濟的積重難返。
也許中國銀行界業內專業人士已注意到，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的央行都降低或取消了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零準備金率正成為一種全球趨勢。譬如，在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以色列等國，就出現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零、存款準備金製度弱化的現象。即使在美國、日本、歐盟等一些仍保留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製度的國家，法準金的比例也在下降，法準金作為一個數量工具調節貨幣供給的功能在逐步弱化。譬如，在美國，自1998年以來，440萬美元以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0％，440萬至4930萬美元為3％，4930萬美元以上為10％。在一些新興市場國家以及中低收入國家，如新加坡、韓國、南非、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一般也都在1％到5％之間。全球出現取消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或法準金趨向於零的大趨勢，難道其中沒有現代憲政民主的考量？中國央行近年來卻背離了這一世界大趨勢，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難道這不正是獨具中國特色的政府統禦市場的“中國模式”的一個典型特征（一種從計劃經濟轉型而來但又保留甚至強化了政府對市場行政控製和幹預的一種獨特體製）？
沿著這條思路，我們發現，正如現代民主政治中有“稅權（憲）法定”的保護納稅人權利的精神條款一樣，在央行“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的提取、增減和基準利率的決定上，也有著一個深層次的保護商業銀行利益和權利的憲政問題。這些問題如不從製度上根本改革並加以解決，我們的經濟社會還隻能是一個受行政命令控製的經濟，而不可能是一個真正順暢的市場經濟，更不可能有一個法治化的現代民主政治。
失序的金融體係會導致中國
經濟社會突然斷裂嗎？
我覺得有必要提請決策層和全社會注意當前中國經濟內部的“信貸泡沫”問題。
從貨幣銀行學和宏觀經濟學上來說，“信貸泡沫”一般是指商業銀行和貸款機構在沒有繳納保證金或保證金不足的情況下簽發、貼現銀行承兌匯票而導致大量銀行墊款而產生的信用敞口風險。商業銀行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把承兌風險轉化為信貸風險，並沒有真正落實償還來源，同時還虛增了存貸款規模。在製造“信貸泡沫”時，商業銀行擴大存貸款和票據業務的規模，會形成這樣一個怪圈：企業用貸款資金作保證金→銀行簽發承兌匯票→企業到銀行貼現→企業用貼現得到的資金再作保證金→銀行再簽發承兌匯票→企業再貼現……。在這樣一種循環往複的過程中，信用徒然膨脹，貨幣信貸成倍數地虛增擴大，從而形成“信貸泡沫”。
與財經媒體目前使用的“信貸泡沫”一詞含義有所區別，我在這裏把“信貸泡沫”在宏觀經濟層麵上理解為在金融體係內部銀行和各類影子銀行的信貸總量、央行法定準備金以及超額準備金總量之和超過所有銀行儲蓄總量（或廣義貨幣總量）的“純玩數字”的貸款規模總量。上麵我們提到，按照央行公布的2011年前3季度尤其是8月份的統計數據，全國商業銀行在2011年8月大約隻有2萬多億的可貸資金。如果按照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的估算公式——即“基礎貨幣－流通中現金（M0）－大型商業銀行法準金－中小型銀行法準金——來估算，全國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在2011年8月末大概隻有0.76萬億元（這一數字可以從央行的超額準備金數字來印證，見圖1）。然而，如果把12萬億的全國影子銀行表外信貸規模計算進去，我們就發現，大約有10萬億左右的信貸量可能是在中國銀行和金融係統中“空轉數字”。這一事實本身，實際上意味著在當前中國經濟體係內部存在著巨大的“信貸泡沫”。
圖2. 2001年以來中國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變動軌跡
在數字和“電子貨幣”時代，各商業銀行和各種影子銀行借貸基本上不再使用現金，而隻是“轉帳”和相互“打數字”，且轉帳和相互打數字的速度很快。有了上述技術手段，在目前資金短缺、全國大麵積出現“錢荒”的格局中，就存在一些金融機構在一些平衡賬戶中沒錢但把數字形式的款項借貸出去的可能。在經濟繁榮和資產價格不斷膨脹之下，這種短期的“泡沫融資”和“泡沫信貸”還不會造成多大破壞（且目前“信貸泡沫”總額還在各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向央行交存的準備金總額數之內，故問題還是可控的），但一旦實體經濟增速下滑、資產價格下行，這種“超信貸泡沫”就會突然暴露出來，並產生連鎖效應，對經濟係統產生巨大的衝擊和破壞。
值得深思的是，在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期，政府有自己的行政調控措施和管理手段，但任何部門和個人則都有自己的應對之道，且在目前法律——尤其是金融法律、法規和法製不健全或者雖有法律法規但很少切實遵守的現狀下，要特別警惕這種“超額信貸泡沫”可能給未來中國經濟與金融體係帶來的長期影響和衝擊。
從目前世界經濟格局和中國經濟的深層結構看，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複蘇之路將很漫長，有可能要用5到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從2008～2009年的經濟衰退中完全複蘇，這也就製約了中國外貿淨出口進一步增長的空間和可能。由此判斷，中國的外貿出口目前差不多已經到達巔峰。從國內來看，目前中國經濟在發展階段上，前些年一直延續到現在、由各級政府和國有部門所推動的一輪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峰值也快過去，而依靠增加國內居民家庭消費拉動的GDP增長因素目前看來仍很有限。從拉動GDP增長“三駕馬車”的貢獻度來分析，我們可得出一個基本結論：未來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速逐漸減緩，將是自然和必然的。
中國經濟增速隨社會的經濟發展階段延伸而逐漸放緩，這並不可怕。但問題在於，自2008～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以來，中國這一輪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政府的“鐵、公、基”和其它建設項目投資所推動，而這一輪大規模的基建投資，又主要是由銀行信貸所支撐。未來數年中，中國由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所推動的高速增長必定會自然放緩，隨之，巨額銀行貸款也將陸續到了還款和“清算期”。如果近些年大量的投資項目收益不能夠償還巨額銀行信貸，資產價格就必然下降。等到那時候，這幾年所形成的巨額“信貸泡沫”就有可能破滅，從而可能導致中國金融體係的突然失靈甚至斷裂。如果這種情形出現，整個中國經濟社會將難以承受。綜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曆史軌跡和當下格局，我認為，過去導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因素（如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正逐漸變成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風險和障礙 。
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格局，有沒有合宜的選擇？首先，從政府宏觀政策層麵來說，在CPI已開始下行和GDP增速亦呈現下滑的情況下，一定幅度的降低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而保持利率不變甚至提高基準利率，勢在當行。從政府管理國民經濟這一層麵來看，合宜的選擇似乎是放鬆政府宏觀調控部門對市場運行的多重行政幹預，減少乃至理順對市場運行的行政扭曲，以順應市場運行的邏輯實施宏觀管理，且更多地用法律的抽象規則來管理經濟、社會和政府自己的職能部門。然而，從中國經濟社會的深層結構來看，目前政府手裏掌握越來越多的資源，越來越慣性地用行政手段統禦和調控市場經濟。這個問題的症結，還是應從根本上改變當下的體製安排。其中的關鍵仍在於建立現代法治民主的政治體製，首先是政治和政府體製的根本性改革。沒有政製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政府職能”，乃至“轉變政府宏觀政策導向”，就隻能流於空談。
中華民族之國運，難道隻能靠危機才能逼出改革？
2011/11/8日改定於複旦大學
注：韋森教授將出席11月16日在上海舉行的2011年FT中國年會，參與"美元、歐元和人民幣"分論壇的討論。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