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國學家錢穆在他創辦的香港新亞書院專講《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他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別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為一“總論”。在“總論”中，錢穆提出“從這兩千年的曆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他共指出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第二條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製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

若在今日，有人專講《中國曆代經濟得失》，其“總論”的兩大關鍵詞恐怕也逃不出錢穆所謂的這兩條——“集權”與“抑商”。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製度安排——高度專製、大一統的中央集權製度。中國從公元前七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為標誌，開始探索國家積極幹預產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為一個中央集權製國家，延續至今，這一政體仍然無改。

在高度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度下，中國的這一部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當政府為了政權穩定，全麵控製了重要的生產資料之後，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經濟組織”，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後世的話講就是“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必然會製度性地壓抑民間工商業。如錢穆所觀察到，“中國傳統政治向來就注意節製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於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當社會被打成散沙後，就不能有民間的力量了，從而專製的權威不會受到挑戰。中國的史家常常說“均貧富”，其實，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貧”還是“均富”，是一個被忽略了的問題。現代民主社會是“均富”，傳統集權國家則是“均貧”。在客觀上，中央集權製度必須把民間財富打散，以維持在均貧的平衡點上。在這個意義上，“均貧富”，也是集權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確立了國有專營製度後，必設立國有企業體係，而因產權不清晰、授權不分明等緣故，又一定會誘生出權貴經濟，當權者以國家的名義獲取資源，以市場的名義瓜分財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從漢唐到明清、民國，曆代晚期，都是權貴資本猖獗肆虐之時，往往出現“雙首現象”——國家的首相同時是國家的首富。

在國有資本和權貴資本的雙重高壓之下，民間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終日。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整整兩千年的帝國時期，已儼然構成為一種類似胎記般的傳統，那種不對等的、沒有契約精神的原則似乎從來沒有被尖銳地打破過，對工商業的壓抑及異化是一種頑強的中國式傳統。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階層從來是政府的同謀，這得益於科舉製度的有效護衛。

為了保全財富及獲取更大的利益，趨利的商人集團“本能”地做出兩個舉措：第一，產業資本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移，經濟成長從而失去創新動力；第二，力圖躋身壟斷集團，積極向政權尋租。

到了唐代，中國就出現了產業資本無法在實體經濟領域有效積累的景象。唐史專家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資本的四種流向：奢侈消費、交通權貴、土地購買和轉化為高利貸資本。自唐以降，這一景象幾乎沒有更改。進入明清之後，財富向權貴、政府和土地聚積的速度更為加快，當時出現的幾大著名商幫，如晉商、徽商和廣東十三行商人，其財富來源大多與授權經營壟斷產業有關，官商經濟模式從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轉。商人階層的庸俗、歸附，與大一統中央集權製度的強悍與頑固，構成為一個鮮明、對應的曆史現象。

這樣的結論在中外學界似乎是個公見。法國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在《世界史綱》中就很簡捷地說：“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們對任意征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而中國曆史學者王亞南、傅衣淩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也斷定，“秦漢以後的曆代中國商人都把鑽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前些年，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王毅在《中國皇權製度研究》中給出同樣的結論：“托庇於官僚政治之下，是製度環境對於中國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規定。”

在一個中央集權的體製下，一旦中央統治的正當性和控製力出現下降之後，會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們預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強大的無政府主義浪潮，而對之的控製，往往需要經曆一次大的社會動蕩，最終以又一次的威權專製來終結。在這樣的過程中，商人階層往往成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為人們對統治者的憤怒，將首先傾瀉到那些生活在他們身邊的有產者身上——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相對於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人們更容易痛恨身邊的有產者。而更讓商人階層痛苦的是，在曆史的爆裂點上，他們的處境往往是兩難的：集權體製從根本上侵害他們的利益，可是當體製崩潰的時候，他們又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貪婪，其實是製度的貪婪。製度對權力的貪婪之大，超過任何個人。在中國，這種最貪婪的製度是高度集權的統治模式。正是在這一製度之下，中國的宏觀經濟和工商文明呈現出早慧而後熟、先盛而後衰的發展態勢。

因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製、幹擾及盤剝，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經濟活動中端正自己的立場與角色，工商業者如何與政府平等相處，迄今是一個危險的、甚至仍然帶有某種禁忌性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