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八）

中共一大代表人數辨

治史如斷獄，基本依據無非是物證與人證，當物證和人證不足或有所參差時，輔之以邏輯和常識。

同“中共一大代表人數”一案直接有關的曆史文件，保留下來的隻有蘇聯在五十年代移交給中國檔案部門的當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大批檔案中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件。對於一大的出席人數，這份文件記載如下：“參加大會的有十二名代表，他們來自七個地方（包括上海），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然而文件中沒有記錄具體人名，特別是沒有說明哪兩個地方各隻有一名代表。

中共一大的親曆者中，最早提到一大代表人數的是陳公博。他於一九二四年初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的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寫道：“大會代表十二人，代表七個地區。”陳公博的記載跟莫斯科檔案基本一致，同時也同樣沒有具體名單。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諾談到出席一大的人員時說：“除了我以外，隻有一個湖南人。其他出席會議的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參加會議的一共十二人。”

毛澤東一直堅持十二個人。一九五一年六月，胡喬木在編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時就幾處提法請示毛澤東。胡喬木的問題中有一條：“第一次代表大會人數各說都是十三人，惟李達說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兩論不知孰是？”毛澤東批示：“是十二人。”十多年後，毛澤東曾兩次同日本人談及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數。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他在接見日中友好協會訪華代表團和日本民間教育家代表團時說中共 “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時隻有十二個代表”，“十二個代表中有幾個人變質了”。另一次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對參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的日本朋友說：“那一年，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二個代表參加。”不過毛澤東從來沒有說清過是哪十二個人。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會見斯諾夫人韋爾斯時，提供了一個十三人的名單：“我參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每個省派兩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學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湖北省派陳譚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澤東。北京派張國燾和劉仁靜。……上海派李漢俊和李達，……廣東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山東派鄧恩銘和王盡美……來自共產國際的兩個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一個是荷蘭人，在中國我們都叫他馬林。另一個是俄國人，他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

周佛海在一九四三年發表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中提到一大與會者時說：“廣東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除了不記得濟南代表的名字以外，周佛海把董必武給漏了。周佛海自己承認過他的記憶力不好。

包惠僧在一九五三年奉命撰寫的《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後的回憶》一文中說：“在開會時統計出席代表……，共十三個代表。”他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包惠僧回憶錄》裏說：“我約在五月底到廣州，……六月中旬，陳獨秀召集開會說，接到李漢俊、張國燾等來信，臨時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會議，第三國際、赤色職工國際也派代表參加，要陳獨秀回上海，要廣州區派兩個代表去出席。當時決定我同陳公博為廣州區的代表。”

負責一大籌備組織工作的張國燾在其於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裏記得最為詳細：“上海代表是李漢俊和李達，代表上海九個黨員；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十五個黨員；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漢的八個黨員；毛澤東、何叔衡代表湖南約十個黨員；陳公博代表廣東約七個黨員；王盡美、鄧恩銘代表山東的八個黨員；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學生中的兩個黨員。合計代表十三人，黨員五十九人。”張國燾又說：“在大會召開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資格問題，結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不應出席大會，並推我將這一決定通知毛澤東。他旋即以湖南某項工作緊急為理由，請何叔衡先行返湘處理。因此，後來出席大會的代表隻有十二人。”

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對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說：“一大代表，上海、濟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兩個人。廣州是一個人，實際到了兩個，有一個包惠僧，他是一個新聞記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這次董必武把從日本來的周佛海給忘了。

史學界對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數的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資格上。包惠僧肯定參加了一大。認為他是“正式代表”的有三種不同的說法：湖北代表、廣東代表或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自稱是在陳獨秀召集的廣州黨支部的會議上被推舉出來的，他也確實是從廣州坐船到上海的，因此一般都把他算作廣州代表。張國燾和周佛海把他列為武漢代表，大概因為知道他本是武漢黨支部的負責人。包惠僧沒有說過他是陳獨秀的代表，陳獨秀大概也沒有那種指派私人代表的特權。認為包惠僧是“非正式代表”的也有三種說法：一是“串門子”說，如劉仁靜在一九七九年六月接受一位黨史專家訪問時說：“包惠僧是參加了會，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說他是廣東的代表，我沒有這個印象，我記得他是串門參加會的。黨的一大沒有正式手續，也沒有區分誰是正式代表，誰是旁聽列席代表。所以，包惠僧來參加會，也沒有人不同意” 。李達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關於包惠僧的代表問題複中國革命博物館信》中則說：“包惠僧並不是由地方黨組織推選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當時是武漢小組成員，武漢黨組織的代表是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會代表的寓所，……開會的時候，包也隨代表開會去了，代表們也沒去拒絕他，這是事實” 。二是“觀察員”說，此說最早出自日本學者小野信爾的《圖說中國曆史》一書，在中國學者中也有持該說者。近年來，還有學者認為，包惠僧不是代表，而是陳獨秀派往臨時中央和向大會組織者匯報說明情況的聯絡員。說包惠僧是“串門”或列席會議的新聞記者，恐怕有誤。一大本是中共各地同誌的一次內部聚會，無意也確實沒有對外作任何宣揚。前後六次會議，天天去“串門”，包括去嘉興南湖，而且跟其他人住在一起，似乎不合情理。“觀察員”和“聯絡員”兩說大概也不可信，因為廣州還有陳公博，他跟陳獨秀的關係同樣密切，盡管也許沒有包惠僧跟陳獨秀那樣的私交。事實上，會後向陳獨秀匯報一大情況的是陳公博而包惠僧留在了上海。董必武和李達企圖否定包惠僧的代表身份，多半可能是出於其他動機。尤其是董必武，他跟包惠僧同為武漢共產黨支部的創始人，除了陳潭秋，他本應該比與會的其他任何人更了解包惠僧。

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才可以算是列席代表。

何叔衡是湖南選出的代表，這也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何叔衡到底有沒有出席一大卻好像是有探討餘地的。張國燾的說法很奇怪。大家一起睡在博文女中的樓上，在一群青壯年中唯一的“老先生”，出現了又忽然消失了，怎麽沒有其他人記得和提到這事？至少毛澤東和周佛海都記得何叔衡是參加了會議的。不過同時也很難解釋張國燾怎麽會在記憶中無中生有。據說進入新世紀後，有學者根據陳公博一九二四年的回憶、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必武給何叔衡的複信、《謝覺哉的日記》以及中共六大整理的一大代表名單等十幾個方麵的材料，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考證，得出的結論是：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

無論如何，上海一大紀念館始終堅持一大代表為十三人。他們膽敢無視“一句頂一萬句”的領袖語錄，想來應該有不怕被誣為“反對”和“對抗”的足夠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