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故事必須要從我的生母與她的家庭講起，不了解她的家庭，就不會理解這個故事。

後海北岸、銀錠橋西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幢英式建築風格的二層小樓，坐北朝南、磚木結構。二樓有著寬敞的陽台，站在樓上憑欄遠眺，不但後海景色盡收眼底，天氣晴朗時，連遠處的西山也遙遙在望，是名副其實的“銀錠觀山”。院子不太大，約兩畝二分多，但很整齊。院子有前後兩個門，一個門在後海北岸的海邊，汽車可以從這裏出入北麵的另一個門斜對著鑄鍾廠胡同，向北一直走出去，就到了舊鼓樓大街，往東則是有名的煙袋斜街。

這就是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北京市西城區鴉兒胡同48號，母親遠走他鄉之前生活的地方。後來由於蕭軍長期租住在這裏，也經常被人稱作“蕭軍故居”和 “海北樓”。

我的外公張公度，人稱張公，民國期間畢業於中國陸軍大學，先後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軍令部、軍政部任職，少將軍銜。

外公是程潛的部下，解放後由人民政府安排，攜妻女回到北京。我母親是他們唯一的女兒，是個名副其實的“乖乖女”，孝順之極。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認真。他一生從不損公肥私、見利忘義，有時簡直正派得近乎無情。我外公在職期間，雖然公務繁忙，但是對孩子的教育卻非常重視，要求嚴格，幾近苛刻。

我的生母張大學，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25歲。從她年輕時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當年的樣子：苗條文雅，單純熱情，喜好文藝，善良真誠，一雙大眼睛似乎永遠帶著憂鬱。

母親是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對共產黨、對新中國懷著虔誠的忠誠和熱愛。為了擺脫出身和家庭帶給自己的“資產階級影響”，她努力學習，積極參加學校的進步活動，立誌要做新中國的科學家，可以說是品學兼優。當時，由於她的良好表現和優異成績，學校已經考慮等她畢業時將她留在北京，留在部裏工作。在政治掛帥、政治條件重於一切的五十年代，對於一個國民黨將軍的女兒，這是多麽的不容易啊！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經在向她招手了。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讓她的人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變。

張家是典型的嚴父慈母，家裏一切我外公說了算。外公解甲歸田回到北京後，由於時代變遷加上自己的曆史問題，外公為人更加低調、謹慎，對外幾乎謝客，對內管束頗嚴，對女兒尤甚。再加上兩代人受教育的環境不同，所處的政治環境不同，對於人生和理想的追求不同，使得女兒對於雙親尊重有餘，親密不足，至於在家庭裏進行思想交流、尋找共同語言就更是奢望了。

正是這樣的家庭關係，後來間接導致了張大學人生的改變。

當時，張大學正與一位大學同班同學戀愛。那是她的初戀，她很投入，也很快樂。對方性格開朗、高大英俊，對張大學很好。但這樁戀情遭到張公反對。

父女之間第一次發生了公開地爭執。雖然最終女兒賭氣終止與對方交往，但也從此埋下了隱患：女兒認為家中沒有溫暖、關愛，隻有封建專製，她非常反感，又生性軟弱，礙於孝道，不好明爭，於是心中鬱悶與日俱增，漸漸釀成了強烈的反叛心理，從此不再與家人談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擺脫家庭控製、自己主宰命運。

為了擺脫家庭，張大學曾幾次報名參軍，結果都是外公指示外婆出麵，以女兒是獨生為由，給截了回來。一心要求進步的張大學覺得非常丟人，終日處在內心的煎熬之中。

就在這樣的境遇中，她與蕭軍不期而遇了。

那是1951年，蕭軍44歲。雖然已經是中國很有名氣的作家，甚至是東北作家群中的領軍人物，但那時，他卻正處於人生最艱難困苦的階段。從1948年開始，蕭軍就受到東北局錯誤的批判和處理：被扣上“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罪名，剝奪寫作、工作的權利，被排擠出文壇。為了爭取生存空間、保存寫作權利，1951年初，蕭軍以養病為由，與家人先後來到了北京。

為了有個好的寫作環境，蕭軍看上了外公的小樓，後來經人介紹，租住了外公的房子，成了鴉兒胡同48號裏的房客。蕭軍一住就是幾十年。即使他被平反後，擔任北京市作協副主席那段時間前後，他的家人也從未徹底搬出那座小樓。直至去世，他始終是張公的房客。

父親就這樣走進了母親的生活。當年蕭軍人雖到了北京，可是組織關係、工作關係、供給關係……一切生活保障都被扣在東北局，他沒有固定工作，也沒有穩定收入。

我的父母告訴我，他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相識、相惜、相愛的……正是母親與蕭軍那一場真誠、熱烈而又艱難、痛苦的戀愛，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方向。

對於作家蕭軍的名字，張大學並不陌生。她讀過蕭軍的成名作《八月的鄉村》，聽說過蕭的經曆，也和當時許多青年人一樣，把蕭軍看作傳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當這位久聞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麵前時，張大學第一印象卻是覺得與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話說是，“看上去粗獷有餘、文靜不足。”

“坦率地說，蕭軍不太像個文人。”後來母親告訴我，“當時我以為文人都得像郭沫若那種樣子呢！”

而張大學留給蕭軍的第一印象卻很好、很深刻：“你媽媽當年很像蕭紅！但是又比蕭紅文靜、漂亮！”——這是多年後，父親親口對我說的。我想，這也是吸引他初次見麵就開始關注我母親的最初原因吧！

後來，由於張大學的姑父徐教授和蕭軍很熟，經常在一起拉二胡、唱京劇，若碰巧趕上張大學在家，就會叫上她一起玩兒，誦詩、拉琴、唱京戲……隨著接觸的機會增多，他們談話的內容也多了：談文學、談革命、談延安、談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緣。

其實，蕭軍雖是行伍出身，卻不是赳赳武夫，而是個有著火樣熱情和浪漫情懷、詩人氣質的人。

對於張大學，蕭軍初次見麵時，隻是覺得她聰明、善良、有才華，很像蕭紅，交往中又發現她與蕭紅相比，少了些棱角和潑辣，多了些單純、善良、柔弱和憂鬱。特別是了解到張大學的家庭以及她失戀過程的前前後後，又對她多了一份真摯的同情和憐惜的關注。

一個周末，張大學回到家裏，傍晚時間在屋裏寫東西，蕭軍從外麵經過，看到燈光較暗，就說，“換個大些的燈泡吧，別把眼睛看壞了！”這簡短的話語，從看似粗線條的蕭軍口中說出，似乎顯得格外關切和溫暖。

那時的張正處在失戀的陰影中，與家人關係非常緊張，幾乎不與父親說話，情緒十分低落。她一下子被感動了。

由於張家的人大都是讀孔孟之書成長起來的，張大學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溫良恭儉讓，接觸的也都是些溫文爾雅的人，從來沒有接觸過蕭軍這樣熱情豪放、桀驁不馴的革命者。

蕭軍的身上有許多光環：書寫第一部抗日小說、魯迅先生的忠實弟子，去過延安，並且受到毛主席賞識、多次與毛主席交談，以及在東北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創辦“文化報”……這些經曆，對於出身於國民黨軍人家庭的她來說，是既新奇又羨慕的事情。加上蕭軍身上粗獷不羈、張揚奔放的性格和那種仗義執言的豪爽做派，都與張家人的文質彬彬、謙恭低調風格反差極大。這一切都讓一心想擺脫家庭陰影、追求進步的張大學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特別是當她聽蕭軍談起在東北時期的種種經曆，受到的錯誤對待和種種打擊，張大學則視他如落難英雄一般，又在尊敬中對蕭軍產生了深切同情。

就這樣，蕭軍以自己的傳奇般的經曆、長者般的閱曆以及對於青年人的理解和關心，時時開導著不諳世事的張大學，客觀上支持了她對家庭的“反抗”，使張大學覺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師長似的知音，漸漸走出了失戀的陰影。

而恢複了活力的姑娘則以自己的善良熱情和青春的生命力，關心和感染著正處於人生低穀、被灰暗色彩蒙蓋中的蕭軍，給了他盡可能的幫助，鼓舞著他的創作熱情。

張大學的字寫得很漂亮，蕭軍那部命運多舛、著名的《五月的礦山》的書稿抄寫，便出自她的手筆。她還曾幫助蕭軍把通過周總理送交毛主席的信件和審閱的書稿送了出去。

這種患難之交的感覺，迅速拉近了他倆的距離，促進了感情的升溫和升華。

有人說：“女人的愛情往往是從同情和尊敬開始的。”也有人說“愛情是心靈空虛和軟弱的產物。”我不知道這些說法是否有道理，但我知道，我的父母的戀情就是這樣開始的。

幾十年後，蕭軍的二女兒蕭耘，曾經對我說：“要說起來，你才真正是愛情的結晶……”想想這話也許不無道理：當時的張、蕭二人，他們的交往是真誠的、沒有絲毫虛偽成分，他們的結合沒有任何功利性目的、沒有外力的威逼，隻是心靈的碰撞、思想的融合以及彼此的欣賞和珍惜；是處於弱勢中的男人和女人，麵對生活中無奈重壓的相互慰籍；是在彼此的靠近中，溫暖著對方、鼓舞著自己。

我想，他們彼此走進對方的生活，是特定環境下的特殊事件。當然，事情的後果是嚴酷的，它不但直接改變了張大學的人生軌跡，還影響到了無辜的人，比如我很尊敬的大娘王德芬（我從小就一直稱蕭軍為“大爺”，稱他的夫人王德芬為“大娘”），而其中最無辜卻受傷害最重的莫過於“愛情結晶”——我。

幾十年歲月一晃而過，而我卻永遠沒有了在父親身邊成長的機會；雖然，我有著雙份的父母，卻從沒有過真正的屬於自己的家；我有著若幹血緣上的血親，但最後卻是被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人撫養長大……

在中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是一個既充滿生機、活力，又充滿動蕩變化的年代。

一方麵，新中國的成立給了人們無限的希望和喜悅，幾乎人人都心甘情願為了保衛和建設新中國奉獻自己的一切。另一方麵，也正是這些剛剛當家做主的人們，單純、真誠，對所有事物都有著格外的熱情和關注，甚至有時會對某些事物有著過於激烈的態度，那時候的是非標準基本上非黑即白，沒有中間色，非對即錯，沒有中間狀態。

那正是我出生的年代。

1952年夏天，張大學發現自己懷孕了。

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這絕不是小事。特別是對於蕭軍，已經背負沉重政治、經濟雙重負擔，再稍有風吹草動，就可能遭遇滅頂之災。他決定離婚，給張大學一個婚姻、給未出生的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庭。

張公度老夫婦被這晴天霹靂般的消息震懵了，不相信自己嚴格教育的孝順女兒會做出如此辱沒門風之事。

張公強迫女兒說出真相後，急氣交加，讓女兒立即去打胎，並且執意要把蕭軍告上法庭。女兒為了愛情，不肯打胎，不肯告狀。張公愛女心切，無奈之下，隻好嚴辭相“逼”，自己出麵去告蕭軍，張大學則是誓死不依。左右為難、盛怒之下的張老先生氣昏了頭，決定與女兒斷絕關係，將她拒之門外。這一拒，斷了女兒的後路、最終使女兒遠走他鄉；這一拒就是七年，直到我六歲時，外公才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外孫女。

那時的張大學住在學校，默默承受著周圍異樣的目光與壓力。但是預產期日益臨近，總不能在宿舍裏撫養孩子啊！最後是張大學原來的奶媽——付媽，幫她找到了可以替他們照看孩子的人，解了燃眉之急。

那時付媽五十多歲，正在東城的蔣家胡同一家人家做保姆。同院裏住著一位單身蒙族婦女，姓包，人稱包媽媽，年齡四十多歲，幹淨利落，為人誠實、厚道，丈夫去世早，家有一兒一女都已經長大，平時家裏隻有她一個人。

付媽就對包媽媽簡單地、有所保留地說了張大學的處境，想請她幫忙接收無家可歸的張大學在她家裏坐月子，以後還要幫助照看將要出生的孩子，包媽媽答應了。

很快，蕭軍陪著張大學見到了包媽媽。由於張蕭二人年齡懸殊較大，付媽為了不讓別人生疑，就謊稱張是蕭的弟妹，因其弟不在北京，所以請蕭陪同前來。

付媽一定不會想到，她這一臨時編排的說法，竟然後來真的被我的父母采納、竟然真的造就出一種另類關係——我出生後一直稱呼蕭軍為“大爺”，稱呼他的妻子王德芬為“大娘”。直到蕭軍去世，直到今天，這個稱謂從未改變。

付媽更不會想到，她介紹給我父母的這位蒙族婦女，在後來的日子裏，以無私的母愛，不僅照顧了我的童年，還將我如自己親生女兒般帶大，直到1996年以87歲高齡在我家中辭世，整整陪伴了我43年，最終，成為了我內心深處真正的母親，最親的人。

1953年3月17日清晨，在北京同仁醫院，一名女嬰呱呱落地，那就是我。

當時，父親為我取名蕭鷹，是與他家裏幾個孩子順序排下來的，而母親似乎已經預感到什麽，堅持在前麵加上了她自己的姓，於是一個叫做“張蕭鷹”的名字出現在了公安局的戶籍登記簿上。

“張蕭鷹”這個名字我用了13年。文革期間，為了不因自己的存在再給生父生母增加“罪行”，也為了寬慰撫養我長大的包媽媽，我自己作主，沿用了包媽媽丈夫的姓，給自己改名“鮑旭東”，這個名字從那時起一直陪我到今天。

隨著我的出生，張蕭之間的關係也被改變著：蕭軍答應給她合法婚姻的承諾，已經不可能實現了，因為王德芬不肯離婚，他們已經有了五個兒女。

張大學本來就是個心地善良、性格軟弱的人，既不願為難蕭軍、不忍拆散其家庭，又不能不顧現實中剛剛出生的孩子今後的境遇，還要盡可能把安寧還給自己的雙親。

她不得不做出最後的選擇——離開蕭軍、離開北京，當然也就意味著離開自己的孩子，她作為未婚母親，不可能帶著初生的嬰兒奔赴工作崗位。她決定請包媽媽照看我，等她工作落實、生活條件允許時再將我接走。於是在畢業分配時，她婉拒了學校的挽留，自願要求到最邊遠的地方去。

我就這樣留在了蔣家胡同，留在了包媽媽家裏。

張大學去過浙江、到過山東，做過教師、搞過科研，一直做到了研究員，但是她從沒有打算調回北京。1957年，她在遠離北京、遠離父母和孩子、遠離蕭軍的他鄉，結婚生子，落地生根。盡管一生都在為與蕭軍的關係承受痛苦，但她從未抱怨和責備過蕭軍，反而一直在關注他、關心他。

母親曾經親口告訴我這樣兩件事：

大概是1956年，張突然收到蕭軍的一封短信，內容極為簡單，可以歸納為三條：一、我要出門，不要給我來信，我會與你聯係。二、燒掉所有我給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推到張公度身上，就說是他用你拉攏腐蝕我的。

張大學的心再一次被深深傷害。她痛苦極了，不願相信一貫自詡“不許人間搖尾生”的蕭軍會出這樣的主意。但是，除了第三條以外，她還是照做了。對此，母親的解釋是“他一定遇到了大麻煩！”

另一件事發生在1961年。當時生活物質極為缺乏，身為一家之主的蕭軍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營養極差、身體不好。母親回京生她的第二個孩子，住在外公家裏，對這種情況她看在眼裏。

有一天，趁外公出門之際，母親立刻招呼蕭軍過來，把通過特供買來、給自己補身體的大蝦端給他吃，還不斷地催促，“你快點吃，別讓老爺子回來碰見！”

這就是我的母親，真可謂“曆盡苦難癡心不改”了！

由於沒能夠給母親一個婚姻，父親心裏一直覺得對不住她，但是當年他確實沒有騙母親。

在蕭軍去世後，我去看望蕭軍的妻子、大娘王德芬，她曾經親口對我談起此事。

大娘說：“當年你媽媽懷了你以後，你大爺（指蕭軍）就提出要和我離婚，但是，他不說是因為他愛上了你媽媽，卻說是怕因為他的政治問題影響我和孩子們，那我當然不肯離了，我當時就告訴他說，‘我不怕牽連、我不離婚！’”

接著，她又說：“小鷹，你想想，一個女人，知道自己的丈夫愛著別人，心裏該有多痛苦啊！可是，那我也不肯離婚。後來是你媽媽不願意拆散我們的家庭，自己離開了北京。”

她還告訴我，“你還記得嗎？你小時候，我也常和你大爺一起去包媽媽那裏看你的……”我相信她的話，因為，看著我長大的老鄰居們也對我這樣說過。

蕭軍一貫留給世人“文壇鬥士”、“關東硬漢”的印象，其實，蕭軍也有著溫柔、深情、細致甚至忍讓的一麵。對於他那深藏在心底的舐犢之情，我是別有體會的。

也許是童年的我與親生父母在一起的機會太少，所以對於在一起度過的某些時光，倒反而記得更清晰。

我與父親長得有些像，特別是眉眼之間，加上小的時候圓圓胖胖的，像個男孩兒。父親給我拍過許多稚氣十足的照片，還在其中一幅照片背後題了一首打油詩來“醜化”我：“眼呈三角形，嘴像拋物線，哪像女孩兒？分明小渾蛋……”憐愛之情充溢其間。他還曾經不無得意的對張大學說：“要是把小鷹放到鴉兒胡同，那就是一個隊伍的！”——意思說我與他其他兒女長得很像。

我至今還保留著一張自己的大頭像，照片上的我，大概五歲左右，圓圓的小臉，彎彎的笑眼，嘴巴咧著，笑得甜甜的，一副很開心的樣子。仔細看，會發現我的頭發上居然別著一枚曲別針，這也是父親蕭軍的“傑作”。

那天，他到包媽媽家接我出去玩，想在中國照相館給我照張照片留念。他自己很喜歡照相，也喜歡給孩子照相。那時，他每年都會給我照幾張相。後來我長大些了，從五年級開始，他曾經要我每年都要照一張照片送給他。

等到要拍照了，攝影師發現我前額有一縷碎發總垂下來，擋住我的眼睛，就讓蕭軍找個發卡幫我卡住頭發。

上哪兒去找發卡啊？蕭軍轉了一圈，見攝影師還等著，他一眼瞥見紙簍裏的紙上有個曲別針，急中生智，立刻就揀出來把它別在了我頭發上、留在了照片上。

從我出生住到包媽媽家裏，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蕭軍每月都要去看望我。初起時，每周要去兩三次。

1966年，我上六年級了。一天晚上，蕭軍又來看我，臨走時讓我送送他。路上，他告訴我，“你知道麽？我是你的父親”。

由於我從幼兒時期就已經從包媽媽那裏知道了自己的真實身世，所以並不吃驚，隻是一時不知該說什麽，我靜靜地聽著他講述。

那個晚上，在路燈昏暗的小路上，蕭軍簡單講了自己的身世、家庭和遭遇，並承諾等到我18歲時，會把一切都講給我聽，會把他與我生母交往的信件和所有的照片交給我。

然而，這一切沒能完全實現。

十年浩劫中蕭軍家裏幾次被抄，許多東西不知去向。我隻從他手中接過幾張照片，其中有他為兒時的我拍的照片，還有他與我生母在北海和頤和園的合影。在這些照片後麵，蕭軍或題了詩或寫了字。題著“醜化”我的打油詩的那張“傑作”，也在其中。

1966年開始，我的父母就都沒了音信。外公外婆在浩劫剛開始抄家之時，就被公安部門帶走保護起來，好長時間不知下落，後海邊的小樓人去樓空。

我的生活，就全由包媽媽一家承擔起來了，我也徹底成為了包媽媽家的一員。

1969年9月，我去了黑龍江兵團。

1970年冬天，我從黑龍江兵團先後給北京和山東有關部門寫信，請他們幫忙尋找蕭軍和張大學的下落。

1971年初，我收到了父親蕭軍寄來的親筆信，信上簡單述說了他幾年來的情況，還寄來一張他新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很瘦，頭發已經花白了，但是精神還好。

他在照片的背後寫著這樣一段話：“英兒，這是我第一次還家照下的一張照片，送給你罷！蕭軍 時年六十三歲”，我現在仍舊珍藏著。小時候我總嫌“鷹”字太難寫，就偷懶寫成“英”，於是後來就鷹、英通用了。

母親張大學的信來得稍晚些，她在文革期間被抄家，被扣上“資產階級政客”的帽子，隨著丈夫一起下放到了邊遠農村。

接到父母來信，知道他們都還健在，我悄悄地哭了。因為，當時我的頭上頂著數頂黑帽子：反動文人子女、封建領主後代、修正主義海外關係……連對父母的思念之情也不能表達。

其實，在他們的心裏，也一直牽掛著我，時時關注著我的消息。

1973年初，蕭軍得到一個關於知青返城的消息，當晚就趕去告訴包媽媽，恰好正趕上我回京探親。這是我從文革開始後，七年來第一次見到他，看著他滿頭白發和消瘦的臉龐，我有些心酸。

在1973年底，我回到了北京。見到母親則更晚些，已經是1974年的秋天，我們已近十年沒見了。

十年，一個孩子成長中不可複得的非常歲月，他們卻都無奈地錯過了。

到了1979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我從報紙上看到了有關蕭軍平反的消息後，就趕去看望他。他告訴我，他複出了，要重新以作家身份開始工作了。

接下來，他開始不斷出席各種會議，應邀到各地演講，帶團出國訪問，十分繁忙。我在為他高興之餘，心裏始終有種深深地憂慮。我擔心突然的生活改變和工作壓力會傷及他的健康。

由於蕭軍年事已高，複出工作之後越來越忙，已經沒有時間來看我了，我又不願意去他家。我們見麵機會變得很少了。我隻有在心裏默默祈求上天保佑他平安順利。

他為此特地叮囑我：“這裏是你的家，想來就來，沒人能攔你。你大娘對你是很好的！”還特別告訴我說：“在這些孩子們裏，小耘是最像我的，她知道你的事情，不會對你有偏見，以後你可以多和她來往……”

他畢竟是我的父親，沒有忽視對我的關注，我的每件大事，都會聽到他真誠的意見。

1981年我準備結婚，他知道後叮囑我說：“結婚之前你是兩條腿走路，一旦結婚，你們兩個人隻有三條腿了，其中一條是被婚姻的帶子綁在一起的，所以要注意協調行動、互相關注，不然是會摔跤的……”隨後又讓大娘取出200元錢給我，我不肯收，他說：“這是咱們家的規矩，女兒出嫁給200元錢，生了小孩子，每人100元，所以這個錢，你是一定要收的！”

果然，到了1984年元旦，我和丈夫帶著剛滿周歲的女兒去看他，他高興極了，還沒忘記送給女兒那“規定的”100元錢。

當知道我為女兒取名“韻喬”後，做了外公的蕭軍說：“好文化的名字啊！”當我哄著女兒，讓她親親外公時，小丫頭卻一臉不情願，把頭扭向一邊。蕭軍見狀哈哈笑著，解嘲般地說道：“不親就不親吧，反正一個老頭子也沒什麽好親的！”

大娘王德芬興致勃勃地為我們一家三口與蕭軍拍了兩張合影。照片上的小丫頭坐在她外公的寫字台上，神氣活現，蕭軍則坐在她旁邊笑得像個彌勒佛。那時的蕭軍已經“發福”，用他自己的話說，“成了一個麵麵呼呼的胖老頭了”。

後來，母親來我家裏看到了那兩張照片。她注視著照片的目光充滿溫情，久久不肯離開，我知道她心裏一直牽掛著蕭軍，就把其中的一張送給了她。

人們都說“兒子像母親，女兒隨父親”，不知此話是否百分之百準確，不過我的性格和蕭軍確是相似之處頗多。

我想，最能讓他體會我倆相像之處的，還是那次我衝他發火一事。

好像是1984年的秋天，接到蕭軍的電話，讓我去他家。我到了才知道，原來是大娘說縫紉機不好用了，讓我來給修一修，大娘去看電影沒在家。

事情本來沒什麽，可是當我幹完活，看著眼前的一切，想著自己居然是以外人身份來到自己父親的家裏，心裏多少年的委屈就都湧了上來，無名火一下子頂到了腦門上，我張嘴就衝著蕭軍問道：“你今天要是沒這件事，是不是就想不起我了？我是誰呀？憑什麽讓人呼來喚去？”

對我的突然發火，父親稍稍有點意外，但是馬上就反應過來了，他一點沒有生氣，站起身來把我拉回到椅子上坐好，並把自己的水杯遞給我：“別著急，喝口水、消消氣，慢慢說！”

然後，他坐在旁邊的小凳上，手裏握著煙鬥，邊點著煙鬥，邊笑嗬嗬地說：“還這麽大脾氣呀？我的女兒怎麽都厲害得像小辣椒似的啊？”

作為父親的蕭軍此刻肯定感覺到了女兒心裏積鬱的委屈。他開始詢問我的情況，我們已經好久不見了。

聽完我的訴說後，他語氣凝重地對我說：“我是你的父親，你是我的女兒，這裏也是你的家，你隨時都可以來！還有，你對誰、在任何場合都可以這麽說！這些都是事實！別管旁人怎麽說……”

哪知道，他這番話語卻勾起了我沉積在心裏多年的辛酸。百感交集之下，我不假思索地反駁道：“你以為誰稀罕做你的女兒嗎？我還不如做個農民或者泥瓦匠的女兒呢！他們肯定護著自己的孩子的！可是我，從小到大，都沒有爸爸，別的孩子都笑話我、欺負我！……”

“我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別人的孩子，總怕人家不要我！”

“我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你們在哪兒？”

我一股腦地傾倒著滿腔的積怨，根本顧不上父親的感受。

蕭軍聽到這些，沒有說話，隻是神情凝重而憂傷地看看我，然後，微微低下了頭，許久沒有抬起來。

停頓了一會，我又氣憤地說：“要不是包媽媽收留我，我一個出生七天的孩子，像個小貓似的，早就死了！”

這時蕭軍抬起頭，看著我，慢慢地說：“是啊！他們（指他其他的孩子）都在我身邊，就苦了你一個人在外麵，讓你受了那麽多的委屈！是我對不起你啊！”

聽到這話，早已忍不住的淚水終於流淌下來。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對自己的父親訴說自己的委屈，在父親麵前哭泣。麵對著傷心的我，蕭軍像是哄小孩子般的拍著我的肩膀說 “你看看，你看看，趁我還活著，你有火就發吧，我要是死了你跟誰發去呀？”

我越發難過，索性哭出了聲音，蕭軍趕快更正：“好了好了，不哭不哭，我不死，好好活著聽你說，行了吧？”

待我漸漸平靜下來後，他又一次叮囑我說，“以後有話就來和我說，不要再憋在心裏，我是你的父親啊！”

多年之後，每當想起此事，我鼻子都會發酸，眼睛都會模糊，仿佛蕭軍還坐在那裏，以一位父親的情懷，帶著自責和歉疚、懷著對女兒的痛惜，包容地聽我訴說……

1988年4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蕭耘的電話，說是蕭軍想見我，讓我到海軍醫院去一趟。蕭軍為治療胃部腫瘤，住進醫院已經好長時間了。由於他的繁忙，我有大約兩年多沒有見過他了。

1988年4月17日，是個星期天，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

當我與丈夫、女兒踏進病房的一刹那，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眼前這位瘦弱、蒼白的老人就是我那曾經聲如洪鍾、行路帶風的父親蕭軍。

疾病已經把一個魁梧健壯的蕭軍折磨得變了樣：整個人似乎縮小了一半，靠著手中拽住一條布帶，才能夠在病床上坐起來，頭發幾乎全白了，卻仍舊直直地矗立著。

為了讓自己能夠坐起來，他雙手用力抓著拴在床頭的帶子，而那抓住布帶的手，瘦得能夠清楚地看到藍色的血管。雖然他已經非常用力了，但是說話的聲音聽起來那麽輕、那麽弱。

我們走到他身邊，他仔細地把我們看了又看，輕聲說：“看到你們很高興。”他輕聲詢問我們一家人的情況，接著又費力地從枕頭下麵拿出他早已準備好的一份北京日報，指著上麵一段文字讓我看。

報紙上麵刊登著一條消息，是北京市服裝設計大賽的獲獎名單，我的名字列在榜首——一等獎中的第一名；消息已經被用紅筆圈出，旁邊還有一行紅鉛筆寫的小字“小英得獎”，字跡帶著顫抖的痕跡，我看出那是父親的筆跡。

看到他病得如此沉重，連飯都吃不下、說話都費勁，卻還在關注我，甚至連報紙上這樣一條獲獎消息都沒有漏掉，我想，他一定反複看了多遍，然後圈點、寫字。這小小的幾個紅字，那該是他費了多大勁才寫上去的，那是做父親的心血，他是在為他的女兒取得的成績驕傲啊！

我的心在痛、在顫抖，我默默地看著、聽著，眼眶裏熱辣辣的，我拚命忍著，不讓眼淚落下來。

那天，在我們麵前，他堅持不肯躺下。這，對於水米不進的他太困難了，但是他卻依然硬撐著。

我明白，他在用他最後的力量把他鬥士的形象留給女兒。為了不再消耗他那僅存的體力，我們隻好忍痛告辭。

臨別之際，父親握住了我的手依依不舍地叮囑道：“你們一定要好好生活，我祝你們前途無量。”

我至今仍懊悔，情急之下，竟沒能和父親留張合影。

那天，依他的囑咐，我默默地帶走了報紙，就像帶上了父親的關愛。我記住了他簡短的叮嚀，就像記住了他所有期望。

我俯在他的耳邊，輕聲地安慰他要好好養病，說我不久還會再來看他……誰知道，這竟然是我和父親見的最後一麵。

1988年6月22日，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正在南京出差。21日深夜，忽然電閃雷鳴、風雨交加，氣溫驟降，我被劇烈的頭痛折磨，連續吃藥也止不住，我心中似有所感，一整天惶惶不安。直到22日晚上接通北京長途，知道父親在當天淩晨，永遠地離去了。

我沒有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沒和自己的父親做最後的告別。我的身世當時對公眾還是個秘密，我不想由於我的出現而讓事情在那個悲傷的時候變得複雜，不想讓我的母親和大娘在那個悲傷時刻再受到任何輿論的騷擾和傷害。背負著父輩隱秘的我，卻隻能默默獨品失去父親的哀痛——因為我想維護他，想維護他與母親之間那苦難的戀情。因為，逝者雖已遠去，生者仍需前行……

我相信父親是懂得我的良苦用心的——因為他是我的父親，因為我們血肉相連。

2007年7月14日，在蕭軍誕辰100周年之際，凝聚著他一生心血的《蕭軍全集》終於出版了，紀念大會和新聞發布會一起舉行。看到人們能夠如此隆重紀念自己的父親，我由衷地感到高興，也為了自己能夠為全集的出版做過一些事情、盡了一份力量而自豪。

通過接觸作品與父親對話，我發現，我們的心真的是相通的：對他字裏行間、言談話語之中彰顯的思想、主張，常常會引起我的共鳴和認同；而我一些基本的觀念，居然也可以在他那裏尋到蹤影！

也正是從那時起，我忽然意識到，我就像一幅作品，由他創作而成。其實，他靈魂中許多基因早就已經烙印在我的生命之中。我還發現，我越是了解他，就越能理解他。

我開始試著讓自己跳出我們血緣的關係，不再以女兒角度，不再加以個人恩怨、得失，而是用讀者對作者的眼光來重新看他，用對平常人的態度來對待他，盡量客觀而公平地衡量他，讓他重新在我心中定位。

我看到了一個“讀書擊劍兩無成，空把韶華誤請纓。但得能為天下雨，白雲原自一身輕”，辛酸而無奈的“拚命三郎”；一個窮其一生，在時代的震蕩與漩渦中艱難而頑強地堅守著自己的原則、追求著自己的理想的跋涉者。

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的父親真的很了不起，盡管他有著缺點和錯誤，盡管他也有無奈和軟弱的時刻，盡管他的失誤傷害了自己最愛的人……可是他還是被愛著他的人們所原諒。

我開始愛他了……

我為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為了表達我對他永遠的懷念、和一份發自內心、深切而無愧的祭奠。

我與父親蕭軍，無論何時何地，都始終存在彼此的生命之中。